但顾涌并不是小说中ณ的主要人物。作者在写了顾涌ไ回到เ暖水屯后就没有以更多的笔墨突出写这一人物，而是进一步写了土改斗争给这个村子带来的震动，以主要篇幅写了构成暖水屯基本矛盾的农民和地主两ä个ฐ方面的代表人物：张裕民、程仁以及钱文贵、李子俊等。他们在作品中被刻划得生动具体，鲜明突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纵横家战国时从事外交活动的政治谋士。《汉书·艺文，达到เ了呼之欲出的地步。对于张裕民这个暖水屯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作品突出了他沉着、老练、忠心耿耿的品质，他虽然有过一些缺点，发动群众斗地主时有一段时间思想模糊，怕斗不倒钱文贵自己้不好办，但他大公无私，冲锋在前，一旦思想明确，下了决心，便勇猛顽ื强，坚决果敢。正因此，他在群众中有威信，在干部ຖ中有号召力，在村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张裕民一样从小受地主剥削的长工程仁，朴实憨厚，对地主阶级有本能的仇恨。因为和钱文忠的侄女黑妮的关系，他在斗争中ณ也有思想矛盾，总感到有什么东西“拉着他下垂”。但他在斗争的暴风雨中ณ还是站稳了自己阶级的立场，坚决和广大群众一道，向地主ว阶级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他和张裕民都象质地纯朴的玉，虽有瑕疵，终掩不住本身的光辉。至于恶霸地主钱文贵，如果作为ฦ一个丰富的典型形象来要求，他的个ฐ性显得还不够突出，然而实之一般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却自有其独到之处。从他身上的确可以看到，地主阶级是怎样奸诈狡猾地抗拒土改斗争的。作者突出了钱文贵的谋略见识：土改之前就让儿子钱义แ去参军，土改时又搞美人计逼迫侄女黑妮去找农会主任程仁；他伙同白娘娘、任国忠搞迷信，播谣言，利用女婿张正典欺压贫农，妄图转移斗争目标；就在被押上台斗ç争时，开始还故作镇静，想用“威严”的目光压制农民的控诉。他无恶不作，一手遮天，的确是几千年来统治中国农村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作者没有夸大他的能力，也没有低估他的淫威，分寸掌握得比较适当。除钱文贵外，作者还写了其他几个不同特点的地主ว：胆小绝望的李子俊，凶险厉害的江世荣，对农民恨得咬牙切齿的侯殿魁等；李子俊的老婆更是写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开始她装得百依百顺ิ，想以此软化欺骗前来清算她家的贫雇农们；当这一着失灵时，虽然表面上还要强装ณ笑脸，内心却恶毒咒骂斗争她的农民——特别是她在果树园中ณ的心理活动，把一个地主婆在土改中的阴暗心理揭示得淋漓尽致，写出了一个具有鲜明阶级性和个性的人物。
应该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突出成就还在它对农村各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表现得细致具体，这使它比一般写这类题材的作品显得真实、深刻。作者不是简单地理解和表现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不是从概ฐ念和公式出发去反映土改斗ç争，而是循着生活的脉络，把延续千百年的中国农村封建关系和社ุ会情况真实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小小的暖水屯阶级阵线虽然基本清楚究的对象，是表面的假象，理性借助于上帝赋予的“神秘的，但人们的关系却犬牙交错。富裕中农顾涌既把大女儿嫁给了外村富农胡泰的儿子，和本村地主钱文贵又是儿女亲家；与此同时，他的一个儿子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儿媳妇出身贫农，另一个儿子在村里当青联主任，是个积极要求上进、工作不坏的干部ຖ。钱文贵是群众最恨的恶霸地主，可是他的亲哥钱文富却是个老实的贫农，堂弟钱文虎又是村工会主任；他的儿子被他送去参军，侄女黑妮和农会主任程仁他原来的长工ื有着较深的感情。侯忠全是地主侯殿魁的佃户，一生受着侯家沉重的压榨和剥削，然而他和侯殿魁又是堂叔侄的关系。斗ç争最坚决的积极分子贫农刘满，他哥哥刘乾却当过伪甲长，然而那ว又是钱文贵等硬逼着他干的，为的是敲榨่勒索ิ把他搞穷，最后终于把他逼疯。……总之，生活就是这样复杂，而人们也就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生活着，斗争着。敢不敢表现生活的复杂面，能ม不能表现生活的复杂性，这不但有一个作家的认识问题，气魄问题，也有一个作家的艺术能力问题。如果作者不熟悉生活，不了解中ณ国农村由于封建落后形成的特殊情况，也便不可能表现出这样使人眼花缭乱ກ的关系。然而，如果作者没有勇气涉及生活的复杂面，即便看到เ生活中的复杂现象，也同样不敢真实地把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表现出来，只会按一定的成规、一定的框框表现生活。更重要的是，一个ฐ作者倘没有精到的艺术素养，即便认识到เ并力图表现生活的复杂面，也会由á于笔拙而力不从心。《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表现生活本身的丰富内容和复杂关系方面，是相当充分的。除上面所说的以外，小说在反映贫苦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斗争这一主要矛盾的同时，也深入表现了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矛盾和斗争。譬如顾涌ไ和钱文贵之间，钱文贵与李子俊之ใ间，李子俊老婆和顾涌之间就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虽然和贫苦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斗ç争有着性质和程度的差ๆ别，然而这些富裕农民与地主、地主ว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同样是客观生活的真实反映，而且往往和农村社ุ会的主要的矛盾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作者还写了生活在地主营垒中的黑妮，她也有一种解放的要求，在她的二伯父钱文贵被斗ç倒后，她是怎样喜悦地参加了游行的行列ต；而在农民队伍里也出现了村治安员张正典这样的败类，他甘心投靠丈人钱文贵，欺压自己的阶级弟兄、贫农积极分子刘满。这一切都形象地表明，农村的阶级关系是多么微妙复杂，农村的阶级斗争正是在这样复杂的条件下，在无声的刀光剑影中ณ激烈地进行。小说在这些方แ面的独到成就，使它超过了同一时期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
《李有才板话》通过阎家山改选村政权和实行减租减息中ณ的曲折过程，深刻地反映了抗战时期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阎家山是阎锡山统治下山西农村的缩影，这里的封建统治根深蒂固。抗战后虽然成了敌后根据地，但恶霸地主ว阎恒元仍然依仗地的势力和影响，采用更加狡猾的手段，维持他的统治。他退居幕后，安插亲信，操纵村政权，瞒过了章工作员，为非作歹。阎家山实行上依然是阎家天下，却居然还得到一个ฐ“模范村”的光荣招牌。作品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地主的凶狠狡诈的反动本质，在“丈地”一节中把阎恒元的诡计多端刻划得入木三分。但是在党的影响下，农民群众已经开始觉醒。象老秦这样精神上被腐蚀、被压服，把剥削视为天经地义的人，已๐经不代表阎家山农民的主导方面了。李有才和围绕着他的“小字辈”人物，尽管还受着严重的压抑，却都迫切要求冲决封建牢笼，争取翻身解放。作品着力塑造了李有才的形象，他了解农村的社会、历史状况，有一定的阅历和斗争经验，性格豪爽但又冷静深沉。因而在阶级力量对比不利ำ时，只是用抛“冷话”，即冷嘲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与抗争。作者还把他塑造成一个民间艺人，他的卓越的艺术才干和黑暗环境的逼迫，使他用快板的特殊武器进行斗争。作品中许多段快板既ຂ是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塑造李有才形象的重要手段。这些快板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爱憎感情，风趣幽默的风格，正是李有才个ฐ性特征的重要方面。“小字辈”人物是李有才快板的热心的传播者，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更高，斗ç争性更强；作为新一代的农民，在农村民主革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赵树理的其他短篇小说，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解放区农村社会关系的变革。《孟祥英翻身》写太行山区渡荒英雄孟祥英，从一个受欺压的年轻媳妇，在党的影响下，“从不英雄怎样变成英雄”的故事。作品重点描写婆媳关系，揭露和批判压迫、残害妇女的宗法制ๆ度的黑暗，歌颂新า政权使妇女长期受压抑的智慧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样反映婆媳关系的还有《传家宝》。相同的题材却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孟祥英的婆婆不让媳妇参加社ุ会活动，是由á于抗战时期党在这里建立的政权还不稳固。婆媳矛盾中包含着鲜ຒ明的政治矛盾的内容。《传家宝》中李成娘和金桂的矛盾，却反映了解放区政权稳固之ใ后，经济上的发展带来农民理家方แ式的变化。李成娘箱子中破布片的分类归档，是为适应自然经济下农村家庭自给自足的生活的，从这里表现了李成娘的勤俭、精明的劳动妇女的本色。而金桂的布包里的钱粮票证，却表明在农村交换发达，集体经济开始萌芽的条件下，家庭生活的改变。她同样善于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而且适应了时代的潮流。犯了经验主义的婆婆在媳妇面前认了输，这不仅是新型婆媳关系的开始，也是农村社会进步的生动表现。《福贵》反映改造二流子问题。为了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改造二流子是一项不可或缺的任务。但是，长期封建统治造成的习惯势力，使干部和群众也把某些善良的受压迫者误为二流子。福贵正有这样的遭遇。族长王老万以高利ำ贷盘剥的手段，夺走了福贵的土地，还以族规严惩了福贵，使自己้的剥削完全合法化了。福贵走投无路，当了吹鼓手，而这是被视为下贱的职业，因此被蛮横无理地当作“二流子”。通过这些描写，对旧社会提出有力的控诉，也对习惯势力作了严å正的批判。《邪不压正》描写中农王聚才的女儿软英的婚姻纠纷，本意在于通过地主狗腿子小旦在土改中ณ混入干部ຖ队伍继续为非作歹等情节，揭示土改初期工ื作中的问题。但这个作品更大成就在于极为形象地描写了以“割封建尾名”之ใ名，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揭示了产生这种错误的阶级根源。不但象小旦这样的人在不断侵吞，而且一部ຖ份贫农干部，也多占了胜利果实。这就使本已十分贫困的农村，更显得僧多粥少了。为了填满“窟窿”，必然向中农开刀。作品不仅提出了当时华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带普遍性的问题，而且对人们认识农村社会的复杂状况，也很有价值。赵树理还满怀热情地歌颂农村新า人新า事。《小经理》中表扬了三喜，他是一个十分平凡的青年，却是农村合作事业发展的形势下产生的新型人物。《田寡妇看瓜》通过田寡妇的心理变化，歌颂了新农村的道德面貌的大改观。
不！
你的质朴的农村，
明天打了我黑枪也甘心呀！
好地方แ，
一九四四年元旦ຆ前后，《逼上梁山》首次演出，轰动了延安。艾思奇崇基曾在一月八日的《解放日报》上首先撰文，称赞《逼上梁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剧”，“在平剧ຕ改革运动中“是基督教的真正的父亲”。，这算是一个大有成绩的作品”。一月九日，毛泽东同志在阅读剧ຕ本之后又观看了该剧的演出。当晚回去，他就向编剧和导演写了那封著名的关于京剧改革的信，给《逼上梁山》以很高的评价：
《逼上梁山》编演的成功，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亲笔写给延安平剧院的这封信，大大地推动了正在兴起的京剧改革运动，为这个ฐ运动指明了方แ向。一九四五年一月，由延安平剧院集体创作并演出的新编古代题材的京剧《三打祝家庄》，又获得很大的好评。毛泽东同志观看演出后也曾写信向作者、导演、演员、舞台工作人员祝贺。他指出：“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
取材于部队生活的秧歌剧包括后来称为“广场歌舞剧”的作品在内，以反映开荒生产和军民关系的为最多。前者象联政宣传队的《刘顺清》翟强编剧ຕ、《张治国》荒草、止怡、果刚、其仁集体创น作和《烧炭英雄张德胜》荒草编剧ຕ等剧，着重歌颂战士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大无畏ั精神，和部队生产的重大意义แ：“上下几千年，军队的万万千果就是形成了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促进了无产者，那ว一支军队自己้生产，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人民军队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出来的高扬的战斗激情和坚定的胜利信念，给观众留แ下鲜ຒ明的印象。它们也是劳动的颂歌。后者象《牛永贵挂彩》又名《牛永贵受伤》，周而复、苏一平作，通过敌占区老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受伤的八路军战士，将他安全送回营地的故事，说明“军民合作力量大”。全剧情节紧ู张，形象鲜ຒ明，是秧歌剧运动中ณ出现较早ຉ的代表作。《大家好》华纯执笔和《沃老大娘瞅“孩儿”》胡果刚作剧表现新老解放区军爱民、民拥军的动人事迹。后一出只有两个人，主要是老大娘一个ฐ人的演唱，却激荡着军民亲密无间的炽热情感。写于一九四六年的《红布条》苏一平编剧，在这类作品中ณ别具一格。为过路的八路军号房子的部ຖ队事务员作风生硬，对老乡不够尊重。自尊而又心胸比较狭窄的房东老大娘一气之下，在窑门顶ะ挂上红布条表示ิ内有产妇，不让八路军住进去。善于团结群众的斑长带领战士，发扬八路军的爱民传统，以实际行动感动了老大娘；她又高兴地把大家迎了进去。作品正面表现了实际生活中难以完全避免的客观矛盾，写到了军民双方个ฐ别人的缺点，不仅没有歪曲现实，恰巧由于真实地写出了冲突的发生和圆满解决，老大娘的思想变化也处理得自然动人，从而更加有力地揭示“八路军，老百姓，原来就是一家人”这一生活真理。剧情并不复杂，意义แ却很深长；艺术上也紧凑完整。这出秧歌剧ຕ，在部队和群众中都引起强烈的反响注：例如高歌在《〈红布条〉演出经验》中说：“《红布条》是我们所有戏剧节目里面演出次数最多的一个ฐ。实在的，在部队中它是太受欢迎了！”“在群众中ณ，在机关学校里，在新解放区也都是同样受到欢迎的。”柯仲平在第一次文代大会上的发言中，也专门提到“《红布条》在解放战争初期起了很大作用”《把我们的文艺工作提高一步》。描写部队生活的秧歌剧中，稍后还有一些反映部ຖ队内部ຖ关系的作品。如《好同志有错就改》之ใ华、果刚作和《兵夫团结》李之华等作等，都触及官兵之间，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以江涛๙、史超执笔的《两种作风》写得较为充分。连长工作积极认真，可是脾气急躁，动辄斥ม责处分别人，引起战士不满，也影响了团结和工ื作。指导员坚持说服教育，帮助连长改正错误，又调动了战士的积极性，连队面貌因此大为ฦ改观。它的“故事是部队常见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但往往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将两ä种作风进行鲜明的对照，“看了这剧以后，就可以使大家有一明确的认识”注：任白戈ຖ：《介绍文艺工ื作团的〈两种作风〉》。这样从现实生活出发，尖锐地提出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作品，同样发挥了革命文艺的思想教育作用。
随着新า秧歌运动的深入发展，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对其他民间艺术、戏曲形式，也作了改造和利用，编写了不同类型、不同体裁的剧作。他们不仅吸收了秧歌的长处，而且借鉴了其他地方剧ຕ种和民间艺术的优点然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对象以及它们的种种性质都由á主体所，相互融合在一起，创造了民族的新歌剧ຕ。这种新型歌剧的创作色彩缤纷，丰富多样。
《讲话》的再一个重要贡献，是全面地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ฐ工ื作的关系，从而既总结、肯定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的光荣战斗传统，也澄清了文艺界ศ存在着的某些糊涂观念。中国的革命文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二十多年新民主主义แ革命过程中ณ，有力地配合了革命的政治斗争，发挥了重大的战斗作用，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ฐ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对革命有着“伟大贡献”。但过去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也曾出现过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托洛茨基在二十年代提出的所谓文艺创作是“下意识的过程”、“艺术和政论往往不是一元的”注：引自托洛茨基192๐4年5月9日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党的文艺政策讨论会上的发言。译文可参阅鲁迅译的《文艺政策》一书，见《鲁迅译文集》第6卷、无产阶级文艺“决不会存在”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一书的《引言》。该书中译本作为“未名丛刊”之ใ十三，出版于1้92๐8๖年2月等荒谬主张，按照这种主张，文艺实际上只能与无产阶级政治背道而驰，它曾对中国进步文艺界一些人产生过不好的影响；另一种是对政治作出机械狭窄的理解，并且忽视文艺的特征，以致把文艺为ฦ政治服务只是当成宣传某项ำ政治措施，或图解某项ำ具体政策。毛泽东同志既批判ศ了托洛茨基的文艺与政治的二元论，也注意防止和反对了某些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这里揭示的，正是文艺不能脱离政治、必然要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客观规律。文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并为一定的基础服务的，但由á于它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页，要为ฦ基础服务往往需要经过政治做中间环节。政治“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2๐4页ษ，“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因此，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把文艺为ฦ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作为一种自觉的要求。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庸俗化，毛泽东同志又特意指出：“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无产阶级政治与资产阶级政治是有原则ท区别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总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符合客观的生活真实的；违背人民利益、违反生活真实的政治，决不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的文艺家，既应该以高度的自觉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也应该有高度的勇气抵制ๆ和反对资产阶级政治。即使无产阶级政治家，也不能ม保证自己在任何时候总是正确的，也难免有发生错误的时候。因此，应该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问题和文艺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的问题联系起来，在重视生活真实的基础上求得文艺作品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统一。毛泽东同志正是用自己明确的语言，强调指明了“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指明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性与文艺的真实性的完全一致，他说：
要使文艺很好地为政治服务，应该充分尊重文艺的特点。文艺是通过自己的特殊规律来为ฦ政治服务的。取消文艺的特殊规律，也就取消了为政治服务本身。毛泽东同志在阐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正是充分注意尊重文艺的特殊规律的。他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马克思主ว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น作中的现实主义”。如果以为政治上正确就可以不遵循艺术规律，那是一种极端幼稚糊涂因而也极端有害的想法。而且，艺术的特点并不仅仅是一种结果，它贯穿于创作的全过程，渗透进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艺术的独特性并不仅仅在于表现形式，同样还在于它的内容。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说，无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体。因此，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并不只意味着政治内容找到相应的艺术形式去表现，还要求艺术家从生活中ณ熔炼出能体现自己的政治倾向、美学理想的艺术内容。这里，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依据艺术的特殊规律去探求生活，把政治内容真正融化、渗透、改铸为艺术内容，而且这个ฐ过程又必须十分自然，来不得半点强制ๆ和做作。许多伟大作品都有着尖锐的深刻的政治内容，但这种政治内容又是按照ั艺术的特殊规律和特殊要求来表现的，而不是机械的政治加形象，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给概念披上形象的外衣。正是在反对公式化概念化这个ฐ深刻的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แ。”可以说，重视文艺特征的思想，贯穿在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各个部分。例如，他提出革命的文学家应该把“了解人熟ງ悉人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并且“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他认为“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他还认为文艺有自己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并且提出：“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如此等等。在毛泽东同志看来，“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ä条战线斗ç争。”所有这些，都显示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思想是异常丰ถ富而全面的。这些思想对于哺育我国革命文艺的健康成长，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沙汀于一九三八年与何其芳一道到延安，同年十一月即去前线，随贺龙到一二师工作，先后，在晋西北和冀中ณ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的传记性报告文学作品《我所见之h将军》又名《随军散记》质量互变规律又称“量变质变规律”。唯物辩证法的基，解放后改名《记贺龙》写于一九三九年。这部ຖ作品选取了贺龙在一九三八至三九年的一段经历，历史地具体地表现了这个特定环境中贺龙的真实性格和崇高品质。作品生动地刻划了贺龙阔大不羁、豪迈爽直的性格特色，表现了他在民族战争和阶级斗ç争中的鲜明的爱憎——他的坚定的原则精神，对民族敌人、阶级敌人烈火般的憎恨，而对于自己的领袖和战友，对党，对干部和群众，则具有真挚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作品写了贺龙对毛主ว席由衷热爱，记述了贺龙真诚推崇毛主ว席的话语：“毛主ว席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天才要有些人来比呢”，“你怕毛主席当真是孔明么！政略一定，战略自然清楚”；还生动地追述了在“西安事变”中毛主ว席劝说一些同志联蒋抗日时候的情景。作品告诉人们，在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眼里，革命领袖不是神，而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在揭示贺龙的精神境界ศ时，作者还善于在特定的境遇中从人物的言谈举ะ止上精细准确地把握和表现出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贺龙有一次忽然一连两天内变得和平日不同，困顿而沉默，心不在焉，吃不下饭。原来两天前他在卫生处看到白求恩大夫为ฦ伤员动大手术，伤员们在手术中被割断脚或手的惨痛情景强烈地触动了他，他说：“脚呀，手呀，堆了一大堆。同志！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肉，共产党的血呢。”书中这类具有鲜明特色、能够体现生活本质与人物精神世界的典型事例和生动细节时时可见。贺龙平易近人的作风，他的建立人民共和国的理想，他的朝气蓬勃、激情洋溢的革命乐观主ว义精神，他那种从实际斗争中ณ得来的广博的社会知识，他的传奇式的斗ç争经历，他的革命的人情味等等，都表现得富有特色而不一般化。沙汀以后还将他在敌后根据地的见闻，写成《同志间》、《小鬼》、《老乡们》、《通过封锁线》等十几篇报告，发表于《抗战文艺》、《文学月报》等刊物，运用典型的人和事，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不同于国统区的崭新面貌，显示了作者深刻的思想和善于把捉事物本质的才能。
何其芳去延安后所写的收集在《星火集》中的近十篇报告和散文随笔，在风格上不同于上述作品。他将自己้的诗人和抒情散文家的气质和风格带到了报告文学作品中，抒情性很强，又有着他过去作品特有的深沉的思索ิ意味。他的记述和描写，伴随着鲜明生动的形象必然性的自由á。是存在主ว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主要著，笔锋常带感情，一些平常的事情，一经点染，往往发出新า鲜感人的艺术力量。加以他善于从事实的切实认识中ณ引申和概括出朴素的生活真理，因而能发人深思。《日本人的悲剧》一文从日本侵略军的屠杀欺骗不能ม停止中国人民的反抗和他们的严酷控制无法制止内部的瓦解两ä个方แ面，揭示ิ了日本军阀侵华的必然失败的命运。《老百姓和军队》以大量事实的记述，反映了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表明了群众的发动和支持是人民战争胜利ำ的根本原因。作者叙及自己由á笼统地憎恶战争、军队，到明白正义แ战争的必要性和无比热爱争取解放的八路军战士，这个认识过程写得新鲜、生动、具体，一个追求进步、探索真理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激情溢于言表。在《七一五团和大青山》中，作者以崇敬的感情叙述和回忆了七一五团和它的干部ຖ战士们，记述了他们建立和巩固大青山根据地的斗争事迹，绘出了许多转战敌后的英雄人物的风貌。《歌唱延安》报导了延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ๆ导下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突出地歌颂โ了延安的“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真实地表达了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初到延安的新鲜感受和历史性的喜悦感情。这类作品中，读者仿佛可以触摸到เ字里行间跃动着的作者那颗“赤子之心”。
本时期出现的写经历回忆的小说，比较重要的还有萧红反映东北某小城人们在古老观念束缚下愚昧保守生活的长篇《呼兰河传》，师陀写中原一城镇在衰落过程中各色小人物命运的《果园城记》等。这些作品各有艺术特色：或者在色彩浓郁的描绘中寄寓着深沉的乡思，或者于人情世态的摹写中ณ表露出对往昔的缅怀，笔黑细腻，感情真挚，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郭沫若这时期的历史剧，除《屈原》以外，《棠棣之花》和《虎符》影响也很大。《棠棣之花》是在两ä幕剧《聂荧》的基础上改编而成。剧ຕ中ณ所塑造的主ว人公聂政，不再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游侠”，作者赋予了他酷好正义、痛恨邪恶的品德和为民请命、舍己为ฦ人的精神；他应承严仲子之托，乘“孟东之会”的时机去刺杀侠累和韩哀侯，与他们“并没有私仇”，主要是由于恨他们“勇于私斗，怯于公仇”，“媚外求荣”，“使横暴的秦国愈加横暴起来”。作者希望国统区人民以聂政为“最好的榜样”，在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同时，也要严惩国内反动统治者，“高举起解放的大旗”，不惜用“鲜红的血液，迸发出自由之花！”《虎符》写成于《屈原》之ใ后一个月。作者借“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成功地塑造了主持公道、维护正义的反侵略志士——信陵君的形象，塑造了有见识、重义气、贤淑而刚ธ强的女性——如姬的形象。与此同时，作者还塑造了魏太妃这样一个贤明的母亲的形象，突出表现了她对信陵君、如姬的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作者说：“有一次周恩来先生在我家里谈到这件事，他说我们东方人是赞美母亲的，何不从历史中选一位贤母亲写成剧本？我受了这个怂恿，也曾经考虑了一下，便率性无中生有地造出了信陵君之母。”注：郭沫若：《〈虎符〉写作缘起》，收于《沫若文集》第三卷
阳翰笙除写了《塞上风云》、《两面人》一名“天地玄黄”等现代题材的多幕剧ຕ以外，更先后写了《李秀成之ใ死》、《天国春秋》和《草莽英雄》三部历史剧ຕ。《李秀成之死》写成于一九三七年。剧本主要描写了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拚死保卫天京的故事，当时具有一定的激励人心的作用。《天国春秋》，是作者的代表作，脱稿于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的一九四一年九月。作者说：“当时我为了要控诉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滔天罪行和暴露他们阴险残刻的恶毒本质，现实的题材既不能ม写，我便只好选取了这一历史的题材来作为我们当时斗ç争的武器。”注：阳翰笙：《〈阳翰笙剧作选〉后记》剧本的发表和演出，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这个任务。
为ฦ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一九三八年春天写的《向太阳》是作者的第一首长诗，它不同于叙事诗或一般的抒情诗，而更象一首颂诗。作者在多年的创作中ณ，一直表现出对于光明、太阳等的向往和追求，《向太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首，它’以最高的热度赞美着光明，赞美着民主ว”注：艾青：《为了胜利ำ》，《抗战文艺》7卷1้期，1้941年1月。与抗战初期热烈的情绪相一致，它充满了热情、乐观和希望。长诗共分九段，前三段写他期待着黎明，并在黎明的欢忻中向见到的一切问早、祝福，四、五两段赞颂日出“比一切都美”，它启示一切崇高的创造，启发人们想起和向往革命的事物。六、七两段歌唱太阳照耀下的一切都变得美好，作者的视线转向现实生活，那里一片上升气象，城市、村庄、田à野、河流、山峦，都从绝望、痛苦、忧郁中醒来，高呼、欢笑，伤兵们更崇高，陌生人变亲切，少女们歌唱幸福，工人士兵们都为ฦ抗战胜利，消灭敌人而奋起。最后的两ä段转向作者自己的内心感受，太阳驱散了他的寂寞、彷徨和哀愁，召回了他的童年，在“热力的鼓舞”下，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宽怀与热爱”，他奔驰着，向着太阳。长诗诗情联绵，却又层次分明地反映了作者心情的发展，越到最后，作者越渴慕和靠近太阳。后来闻一多在谈到เ诗人们的“知识分子气时，曾说：“艾青说‘太阳滚向我们’，为什么เ不是我们滚向太阳呢？”注：《闻一多全集三·艾青和田间》应该说，《向太阳》中是已经出现了这种思想感情的良好转化的。特别是作者在向往一些民主革命的领ๆ袖和理想的同时，更歌颂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导师列宁和《国际歌》等，这里标志着作者思想感情的趋向。
暴露黑暗问题，是国统区进步文艺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茅盾在抗战初期就指出：“抗战的现实是光明与黑暗的交错——一方面有血淋淋的英勇的斗争，同时另一方แ面又有荒淫无耻，自私卑劣”，因此要“写新า的黑暗”注：茅盾：《论加强批评工作》，载《抗战文艺》第2卷第1期，1938๖年7๕月16๔日，“要表现新时代曙光的典型人物，也要暴露正在那ว里作最后挣扎的旧时代的渣滓”注：茅盾：《八月的感想》，载《文艺阵地》第1卷第9期，1้938年8月16日，强调文学创作上仍然需要暴露与讽刺。这个问题，因张天翼暴露国民党官吏假“抗日”的《华威แ先生》，被日本报刊翻译过去，进一步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在《抗战文艺》、《文艺阵地》、《七月》、《文艺月刊â》，以及桂林、昆明、香港等地的报刊上，纷纷发表文章展开讨。进步文艺界ศ的大部分意见认为：《华威先生》所代表的暴露黑暗的创作倾向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ท并不抵触，不会造成消เ极影响；主张暴露暗的作品，要揭示黑暗产生的社ุ会根源。另一种意见，特别是其中与国民党有关的报刊â上的文章，则认为：暴露黑暗会引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磨擦，帮助了敌人，而且“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失望、悲观、灰心丧ç气”，“于抗战有害”注：何容：《关于暴露黑暗》，载《文艺月刊》第3卷第7๕期，193๑9๗年7月16日。这两种意见反映了对待暴露黑暗问题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后者是对《华威先生》为代表的、在国统区文学创น作中逐渐出现的暴露黑暗的倾向的抵制，客观上在帮国民党“官方”遮丑。皖南事变后，随着国统区黑暗统治的变本加厉，国民党反动派对于暴露黑暗的文学创作，进一步采取限制ๆ与查禁等法西斯的手段。他们公开提出文学创作的“六不政策”中，第一条就是“不专写社会的黑暗”注：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载《文化先锋》创刊号，19๗42年9月1日。关于暴露黑暗问题的讨论，使进步文艺界更加明确了国统区文学创作的方向和任务，因此暴露黑暗的作品不是逐渐减少，而是陆续涌ไ现出一批象《雾重庆》、《腐蚀》、《淘金记》等深刻๑地揭露和抨击国统区黑暗现实的优秀作品。
上海“孤岛”的进步文艺运动，是全国抗日文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国统区及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艺运动都有紧ู密的联系。一九三九年创刊â于“孤岛”的《文艺新闻》，经常报导国统区的抗日文艺运动情况，《文艺新潮》、《文艺》等刊物也经常发表或转载陕北、苏北等抗日根据地的作品。在文艺思想和理论斗ç争上，这种联系更是十分明显。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在国统区出现后，“孤岛”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曾经著文批驳，引起了后来堕落为汉奸文人的陶亢德的“不满”，他公开表示ิ对梁实秋的廖论“应予赞成，毋庸异议”，认为“无关抗战的文字在读者是需要的”注：陶亢德：《关于“无关抗战的文字”》，载《鲁迅风》第7期，1939年3月1้日。接着又有苗埒、余仑等随声附和。对此，进步文艺界ศ的巴人、天佐等，在《鲁迅风》、《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上，纷纷著文反驳；揭露他们在“孤岛”支持“与抗战无关”论的实质，是反对文艺与抗战的现实结合，是在为虎作伥。此外，对于“大东亚文学”与“和平文学”口号下出现的泛滥一时的色情作品，展开了有力的批判ศ。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由á于“孤岛”的政治环境急剧ຕ变化，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与进步报刊被迫撤离或转入地下，进步文艺活动的开展也受到明显的影响。
蒲风的第一部诗集《茫茫夜》，着重反映现实生活中光明与黑暗的搏斗ç，描绘了被压迫、被剥ຓ削的农民的痛苦和他们的反抗斗ç争，有的作品如《咆哮》等还进一步刻画出变革后的新า农村“赤帜ຒ浴ภ在日光里”的一派“蓬勃生气”。《茫茫夜》一篇以母亲和儿子对话的形式，表现了农村中年轻一代的觉醒。在一个ฐ风狂雨暴的黑夜里，贫苦的老母亲深切地怀念着失踪的儿子。她不了解儿子何以别ี母离妻远走高飞，盼望儿子早日归来，但她在狂风里，隐隐约约听到了风在回答：
母亲，母亲，别ี牵挂！”
根据地的各族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第一次得到เ了解放，幸福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眼前的现实，内心的喜悦十分自然，因而发出来的歌声不再象过去的长工ื歌、诉苦歌那ว样调子低沉。根据地的民歌主调是明朗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日头落山心莫慌》
但今晚睡得早些也很重要。
我在人群中行走，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原动力》的时代特色比较鲜明，作品一方面写了工人群众忘我劳动，恢复生产，另方แ面写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显示了解放初ม期特有的紧张战斗的气氛。与此同时，作品也写了个别工ื人劳动纪律和劳动态度的问题，工ื人干部的培养教育问题，真实表现了在旧中国的废墟上整顿恢复工作的艰巨。作品结构严å谨，情节曲折，语言朴实。作者创น作时有意识地要求自己“写浅些，写得明白点”，“竭力避免写长句子”，“竭力避免描写心理描写、状物描写和自然描写”，当然，必要的描写还是保留了，而“寓意的、暗示的、要人揣测的地方也尽量避免”。注：《写〈原动力〉经过》，《人民文学》2卷6期这些意图在实践中得到เ了体现。作品的缺点是对王永明的形象表现不够充分，因而对党的领导写得不够具体。另外，艺术上也由于强调浅显而稍嫌粗糙。
塑造近代无产阶级的艺术形象，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在新文学创作中一直是个薄弱的部ຖ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曾经在这方面作了热情的尝试，但没有取得多大成绩。这固然有作家不熟悉无产阶级和工厂生活，反动政府又不准作家接近工人等主客观原因，毕竟与“五四”以来的民主革命和新文学都由无产阶级领ๆ导这一根本事实很不相称。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全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依靠工人阶级管好城市和发展生产，更成为重要的课题。因此，草明的《原动力》作为反映新解放区工业生产的第一部中ณ篇小说，对于当家作主的中国工人阶级大公无私、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作了鲜明生动的描绘，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相当成功，是值得重视的。
除《原动力》外，这一时期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还有杨朔的中篇《红石山》和康濯的长篇《黑石坡煤窑演义》。《红石山》以著名的龙烟铁矿为背景，写了日寇统治下矿工们的悲惨遭遇和英勇斗争。八路军组织工人成立游击队、地下军，通过里应外合最后解放了矿山。作品写的虽然不是生产斗争而是民族斗争，阶级斗争，还是反映了矿山工人生活的一个ฐ重要方面。《黑石坡煤窑演义》以通俗的形式写了山西阳泉工矿区人民在新旧两个ฐ时代的生活面貌。作品以一个有很高技术并热爱劳动的窑工张大三为ฦ线索，写了工友们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遭遇。
解放区的中、长篇小说创น作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แ针指导下，由于作者的不断ษ努力，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这一时期的作品和在此之ใ前的作品相比，有着明显的特点。首先，作品基本上都是写工ื农兵生活，以工农兵为作品的主要人物，热情歌颂他们的伟大斗争和历史业绩。作为一个ฐ主要倾向，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ใ前特别是国统区所没有的。我们并不认为题材可以决定一切，为工农兵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直接描写工农兵；但是，千百年来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的阶级，终于成为历史——也成为ฦ文艺作品的主人，毕意是文学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其次，是民族形式的采用，不少作者为ฦ了使自己的作品能够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能够为他们所读懂，努力学习和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虽然也有一些作品没有直接运用通俗化的大众文艺形式，但在表现方法上、语言运用上，都努力适应群众的习惯和需要。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ณ、长篇小说基本上纠正了过去存在于许多作家作品中ณ的欧化倾向和知识分子腔调。相反，某些作品倒是又产生了运用群众口语提炼不够的毛病，尽管这种现象在学习群众语言的过程中ณ是难免的。第三，这一时期中、长篇小说基本上坚持了革命的现实主ว义แ创作方แ法，它们都和现实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深刻揭露现实生活中的本质矛盾，爱憎分明，对阶级敌人给予无情的鞭挞，对革命人民进行热情的歌颂。特别是在塑造工农兵典型形象方面，有些作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对教育人民、鼓舞人民产生了重大的作用。第四，小说的作者有一些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出现的新人，他们对现实生活非常了解和熟悉。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象一盏明灯，照ั亮了他们创作的道路，因而他们的作品很快受到读者的欢迎。而一些早ຉ就开始创作的作家，这一时期的创น作也都有新的发展，一方面，他们继续保持和发扬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另一方面，也努力克服过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创作风格有很大的转变。这一切，都有力地证明文艺为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