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北平《文学季刊》第三期，署名唐俟。
这一回的文字狱，只绞杀了一个人，比起别的案子来，决不能算是大狱，但乾ດ隆皇帝却颇费心机，发表了几篇文字。从这些文字和奏章（均见《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看来，这回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ว”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ใ下，不能有奸臣，既ຂ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10่〕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ว时的一种操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11〕里的时时的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操流的，倘以为ฦ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学先生的谿刻๑，那是一种误解。大学士三宝们也很明白这操流，当会审尹嘉铨时，曾奏道：“查该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泄公愤而快人心。该犯曾任三品大员，相应遵例奏明，将该犯严加夹讯，多受刑法，问其究属何心，录取供词，具奏，再请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后来究竟用了夹棍没有，未曾查考，但看所录供词，却于用他的“丑行”来打倒他的道学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劲的。现在抄三条在下面——
小心谨慎的人，偶然遇见仁人君子或雅人学者时，倘不会帮闲凑趣，就须远远避开，愈远愈妙。假如不然，即不免要碰着和他们口头大不相同的脸孔和手段。晦气的时候，还会弄到卢布学说〔1้0〕的老套，大吃其亏。只给你“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เ斯基的译本”倒还不打紧，——然而险矣。
“在《攸里乌斯ั·凯撒》中活动的人，以上之外，还有一个。那是复合底人物。那便是人民，或说‘群众’。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า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๐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ณ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ๆ，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字是什么人造的？
我们听惯了一件东西，总是古时候一位圣贤所造的故事，对于文字，也当然要有这质问。但立刻就有忘记了来源的答话：字是仓颉้〔4๒〕造的。
这是一般的学者的主张，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还见过一幅这位仓颉้的画ฑ像，是生着四只眼睛的老头陀。可见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们这种只有两只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领不够，连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经》〔5๓〕的人（我不知道是谁），却比较的聪明，他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他不说仓颉้，只说“后世圣人”不说创造，只说掉换，真是谨慎得很；也许他无意中ณ就不相信古代会有一个独自造出许多文字来的人的了，所以就只是这么含含胡胡的来一句。
但是，用书契来代结绳的人，又是什么脚色呢？家？不错，从现在的所谓文学家的最要卖弄文字，夺掉笔杆便一无所能的事实看起来，的确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确应该给自己้的吃饭家伙出点力。然而并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们，虽然劳动也唱歌，求爱也唱歌，他却并不起草，或者留แ稿子，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卖诗稿，编全集，而且那时的社ุ会里，也没有报馆和书铺子，文字毫无用处。据有些学者告诉我们的话来看，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来该是史官了。
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ใ，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ใ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6〕，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ຓ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7〕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至于后来的“文学家”用它来写“阿呀呀，我的爱哟，我要死了！”
那些佳句，那不过是享享现成的罢了“何足道哉”！三字是怎么来的？
照ั《易经》说，书契之前明明是结绳；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怕得忘记时，也常常说：“裤ไ带上打一个结！”那么เ，我们的古圣人，是否也用一条长绳，有一件事就打一个结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结还记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封”〔8〕之流，三条绳一组，都不打结是“乾ດ”中间各打一结是“坤”罢？恐怕也不对。八组尚可，六十四组就难记，何况还会有五百十二组呢。只有在秘鲁还有存留的“打结字”（quippus）〔9〕，用一条横绳，挂上许多直绳，拉来拉去的结起来，网不像网，倒似乎还可以表现较多的意思。我们上古的结绳，恐怕也是如此的罢。但它既然被书契掉换，又不是书契的祖宗，我们也不妨暂且不去管它了。
夏禹的“岣嵝碑”〔10〕是道士们假造的；现在我们能在实物上看见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â骨和钟鼎文。但这些，都已经很进步了，几乎ๆ找不出一个原始形态。只在铜器上，有时还可以看见一点写实的图形，如鹿，如象，而从这图形上，又能发见和文字相关的线索：中ณ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画ฑ在西班牙的亚勒泰米拉（altamira）洞〔11〕里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遗迹，许多艺术史家说，这正是“为艺术的艺术”原始人画着玩玩的。但这解释未免过于“摩登”因为原始人没有十九世纪的文艺家那么เ有闲，他的画一只牛，是有缘故的，为的是关于野牛，或者是猎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现在上海墙壁上的香烟和电影的广告画，尚且常有人张着嘴吧看，在少见多怪的原始社会里，有了这么一个奇迹，那ว轰动一时，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一面看，知道了野牛这东西，原来可以用线条移在别的平面上，同时仿佛也认识了一个“牛”字，一面也佩服这作者的才能，但没有人请他作自传赚钱，所以姓氏也就湮没了。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ฑ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ณ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
自然，后来还该有不断ษ的增补，这是史官自己้可以办到的，新字夹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别人也容易推测到那字的意义。直到现在，中国还在生出新字来。但是，硬做新仓颉，却要失败的，吴的朱育，唐的武则ท天，都曾经造过古怪字，〔12〕也都白费力。现在最会造字的是中ณ国化学家，许多原质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认得，连音也难以读出来了。老实说，我是一看见就头痛的，觉得远不如就用万国通用的拉丁名来得爽快，如果二十来个字母都认不得，请恕我直说：那ว么，化学也大抵学不好的。
四写字就是画ฑ画
《周礼》和《说文解字》〔13〕上都讲文字的构成法有六种，这里且不谈罢，只说些和“象形”有关的东西。
象形“近取诸身，远取诸物”〔14๒〕，就是画一只眼睛是“目”画ฑ一个圆圈，放几条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当的。但有时要碰壁，譬如要画ฑ刀口，怎么办呢？不画ฑ刀背，也显不出刀口来，这时就只好别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条短棍，算是指明“这个地方แ”的意思，造了“刃”这已经颇็有些办事棘手的模样了，何况还有无形可象的事件，于是只得来“象意”〔15〕，也叫作“会意”一只手放在树上是“采”一颗心放在屋子和饭碗之间是“oe”有吃有住，安oe了。但要写“宁可”的宁，却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条线，表明这不过是用了“oes”的声音的意思。“会意”比“象形”更麻烦，*少要画两样。如“宝”字，则要画一个屋顶，一串ธ玉，一个缶，一个贝，计四样；我看“缶”字还是杵臼两形合成的，那么เ一共有五样。单单为了画这一个ฐ字，就很要破费些工夫。
不过还是走不通，因为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有些事物是画ฑ不来，譬如松柏，叶样不同，原是可以分出来的，但写字究竟是写字，不能像绘画ฑ那样精工ื，到底还是硬挺不下去。来打开这僵局的是“谐声”意义和形象离开了关系。这已๐经是“记音”了，所以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字的进步。不错，也可以说是进步，然而那基础也还是画画ฑ儿。例如“菜，从草，采声”画一窠草，一个爪，一株树：三样；“海ร，从水，每声”画ฑ一条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样。总之：如果要写字，就非永远画画不成。
但古人是并不愚蠢的，他们早ຉ就将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写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书到现在的楷书〔16๔〕，和形象就天差ๆ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ๆ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写起来虽然比较的简单，认起来却非常困难了，要凭空一个一个的记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并不简单，例如“”或“璋”去叫孩子写，非练习半年六月，是很难写在半寸见方的格子里面的。
还有一层，是“谐声”字也因为古今字音的变迁，很有些和“声”不大“谐”的了。现在还有谁读“滑”为“骨”读“海”为ฦ“每”呢？
古人传文字给我们，原是一份重大的遗产，应该感谢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的现在，这感谢却只好踌蹰一下了。
五古时候言文一致么เ？
到เ这里，我想来猜一下古时候言文是否一致的问题。
对于这问题，现在的学者们虽然并没有分明的结论，但听他口气，好像大概是以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17〕不过我却很有些怀疑，因为ฦ文字愈容易写，就愈容易写得和口语一致，但中国却是那么难画ฑ的象形字，也许我们的古人，向来就将不关重要的词摘去了的。
《书经》〔1้8〕有那ว么难读，似乎正可作照ั写口语的证据，但商周人的的确的口语，现在还没有研究出，还要繁也说不定的。至于周秦古书，虽然作者也用一点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类，即使和口语还相近罢，用的也是周秦白话，并非周秦大众语。汉朝更不必说了，虽是肯将《书经》里难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马迁〔19〕，也不过在特别情况之ใ下，采用一点俗语，例如陈涉的老朋友看见他为王，惊异道：“夥颐，涉แ之为王沉沉者”〔20่〕，而其中的“涉之为ฦ王”四个ฐ字，我还疑心太史公加过修剪的。
那么，古书里采录的童谣，谚语，民歌，该是那时的老牌俗语罢。我看也很难说。中国的文学家，是颇有爱改别ี人文章的脾气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汉民间的《淮南王歌》〔21〕，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汉书》和《前汉纪》〔22〕记的就两样。一面是——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面却是——
一尺布，暖童童；一斗粟，精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较起来，好像后者是本来面目，但已๐经删掉了一些也说不定的：只是一个提要。后来宋人的语录，话本，元人的杂剧和传奇里的科白，也都是提要，只是它用字较为ฦ平常，删ฤ去的文字较少，就令人觉得“明白如话”了。
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所以我们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经并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谐声的谐声字，在纸上描出今人谁也不说，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语的摘要来。你想，这难不难呢？
六于是文章成为奇货了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据《易经》的作者所推测“上古结绳而治”则连结绳就已是治人者的东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里的时候，更不必说了，他们都是酋长之下，万民之上的人。社ุ会改变下去，学习文字的人们的范围也扩大起来，但大抵限于特权者。至于平民，那是不识字的，并非缺少学费，只因为ฦ限于资格，他不配。而且连书籍也看不见。中ณ国在刻版还未发达的时候，有一部好书，往往是“藏之秘阁，副在三馆”〔23〕，连做了士子，也还是不知道写着什么的。
因为ฦ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常看见挂着写上“敬惜字纸”的篓子；至于符的驱邪治病，那ว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着尊严性，那么，知道文字，这人也就连带的尊严起来了。新的尊严者日出不穷，对于旧ງ的尊严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们一多，也会损伤神秘性的。符的威แ力，就因为这好像是字的东西，除道士以外，谁也不认识的缘故。所以，对于文字，他们一定要把持。欧洲中ณ世，文章学问，都在道院里；克罗蒂亚（kroatia）〔24〕，是到了十九世纪，识字的还只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语，退步到เ对于旧生活刚ธ够用。他们革新的时候，就只好从外国借进许多新语来。
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汉朝的杨雄的喜欢奇字，就有这毛病的，刘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几乎要跳黄浦。〔25〕唐朝呢，樊宗师的文章做到เ别人点不断〔26〕，李贺的诗做到เ别人看不懂〔27〕，也都为了这缘故。还有一种方法是将字写得别人不认识，下焉者，是从《康熙ກ字典》〔28〕上查出几个ฐ古字来，夹进文章里面去；上焉者是钱坫的用篆字来写刘熙的《释名》〔29〕，最近还有钱玄同先生的照《说文》字样给太炎先生抄《小学答问》。〔3๑0〕。
文字难，文章难，这还都是原来的；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难，却还想它和大众有缘，怎么办得到。但士大夫们也正愿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说白话不如文言的人，就从这里出发的；现在论大众语，说大众只要教给“千字课”〔31〕就够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还是在这里。
七不识字的作家
用那么เ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32〕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会写写这样的“文”的，现在是写白话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学家”或者叫“作家”
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么，不识字的文盲群里，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你们不要太早的笑我，我还有话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ว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3๑3〕。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罢，它是《诗经》〔3๑4〕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า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â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35〕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เ灭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腊人荷马——我们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的两ä大史诗〔36〕，也原是口吟，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37〕之ใ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3๑8〕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到เ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
但是，因为ฦ没有记录作品的东西，又很容易消灭，流布的范围也不能很广大，知道的人们也就很少了。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
要这样的作品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这作家能写字，同时也还要读者们能ม识字以至能写字，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
八怎么交代？
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事实，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个太平歌…”是钦๔颁的教育大众的俗歌；〔3๑9〕此外，士大夫也办过一些白话报，〔40่〕但那主ว意，是只要大家听得懂，不必一定写得出。《平民千字课》就带了一点写得出的可能，但也只够记账，写信。倘要写出心里所想的东西，它那ว限定的字数是不够的。譬如牢监，的确是给了人一块地，不过它有限制，只能ม在这圈子里行立坐卧，断不能跑出设定了的铁栅外面去。
劳乃宣和王照〔41้〕他两位都有简字，进步得很，可以照音写字了。民国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们俩都是会员，劳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亲到的，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42〕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但结果总算几经斟酌，制成了一种东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时很有些人，以为可以替代汉字了，但实际上还是不行，因为ฦ它究竟不过简单的方块字，恰如日本的“假名”〔43๑〕一样，夹上几个ฐ，或者注在汉字的旁边还可以，要它拜帅，能ม力就不够了。写起来会混杂，看起来要眼花。那ว时的会员们称它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ม力范围的。再看日本，他们有主ว张减少汉字的，有主张拉丁拼音的，但主张只用“假名”的却没有。
再好一点的是用罗马字拼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赵元任先生罢，我不大明白。用世界ศ通用的罗马字拼起来——现在是连土耳其也采用了——一词一串ธ，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门外汉来说，好像那拼法还太繁。要精密，当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变了“难”有些妨碍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种简而不陋的东西。
这里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新า的“拉丁化”法，《每日国际文选》里有一小本《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44๒〕，《世界》第二年第六七号合刊附录的一份《言语科学》〔4๒5〕，就都是绍介这东西的。价钱便宜，有心的人可以买来看。它只有二千八个字母，拼法也容易学。“人”就是rhen“房子”就是fangz“我吃果子”是wochgoz“他是工人”是taທshgungrhen。现在在华侨里实验，见了成绩的，还只是北方话。但我想，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不是北京话——的人们多，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เ处通行的大众语，那主ว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罢。为今之计，只要酌量增减一点，使它合于各该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无论什么穷乡僻壤去了。
那么เ，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ฐ好处，是写得快。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不过像我们这样坐着乘风凉，谈闲天的人们，可又是例外。
九专化呢，普遍化呢？
到了这里，就又碰着了一个ฐ大问题：中国的言语，各处很不同，单给一个粗枝大叶的区别，就有北方แ话，江浙话，两湖川贵话，福建话，广东话这五种，而这五种中ณ，还有小区别。现在用拉丁字来写，写普通话，还是写土话呢？要写普通话，人们不会；倘写土话，别处的人们就看不懂，反而隔阂起来，不及全国通行的汉字了。这是一个大弊病！
我的意思是：在开首的启蒙时期，各地方แ各写它的土话，用不着顾到เ和别ี地方意思不相通。当未用拉丁写法之前，我们的不识字的人们，原没有用汉字互通着声气，所以新添的坏处是一点也没有的，倒有新的益处，至少是在同一语言的区域里，可以彼此交换意见，吸收智识了——那当然，一面也得有人写些有益的书。问题倒在这各处的大众语文，将来究竟要它专化呢，还是普通化？
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专化又有专化的危险。言语学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เ专化，往往要灭亡的。未有人类以前的许多动植物，就因为ฦ太专化了，失其可变性，环境一改，无法应付，只好灭亡。——幸而我们人类还不算专化的动物，请你们不要愁。大众，是有文学，要文学的，但决不该为文学做牺牲，要不然，他的荒谬和为了保存汉字，要十分之ใ八的中国人做文盲来殉难的活圣贤就并不两样。所以，我想，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
几个ฐ读书人在书房里商量出来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听其自然，却也不是好办法。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已๐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ณ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我说要在方言里“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来源就在这地方。待到这一种出于自然，又加人工ื的话一普遍，我们的大众语文就算大致统一了。此后当然还要做。年深月久ื之后，语文更加一致，和“炼话”一样好，比“古典”还要活的东西，也渐渐的形成，文学就更加精采了。马上是办不到的。你们想，国粹家当作宝贝的汉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这才有这么一堆古怪成绩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