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头一把。因为它是从赵顼ึ登基的第二年即熙ກ宁元年（公元1068年）开始的，因此叫“熙ກ宁变法”后面的两把火，则是元丰年间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进攻西夏）。看来赵顼确实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只不过他的作为似乎效果都不怎么好。变法是一再受阻，节节败退，对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惨败，因此赵顼ึ死后得到的庙号竟是“神宗”据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意思。上叫做“神宗”的，还有一位明代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但万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么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这位独断专任大刀阔斧的赵顼ึ享用同一个庙号，这也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这种“奋不顾ุ身”的品质常常被人们视为一种美德，然而我们在赞不绝口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多一点思考？奋不顾身当然很崇高，但奋不顾身的人往往也很难为ฦ他人着想；而一个ฐ连自己都保不住的人，也未必保得住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由一个ฐ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因此国情其实就是人情。不懂人情的人，其实也不会懂ฦ国情。不懂国情，你又怎么保卫国家呢？
袁盎从吴国丞相任上回京时，曾到เ他家里求见。申ã屠嘉先是老半天不见，见面以后又冷冰冰地说，大人如果要谈公事，请到办公室找办事员谈，老夫也会替你奏明圣上；如果要谈私事，那ว么对不起，老夫身为丞相，没有私话可说。袁盎好歹也是王国的丞相，申屠嘉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可见其正派清廉。
晁错还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和同时代的贾谊（二人均诞生于公元前20่0年），堪称西汉初年最有头脑แ的政治思想家；他的《论守边疏》、《论贵粟疏》和贾谊的《治安策》、《过秦论》，也都被誉为“西汉鸿文”一个ฐ人有了思想，就总想表达出来。如果这思想是关乎政治的，则ท还会希望实行。所以，晁错在太子府的时候，便屡屡上书言事，对时政发表意见。其中ณ最有名的，就是“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这篇疏文在收入《汉书》时，被分成两ä个ฐ部ຖ分。言“守边备塞”的那一部分（即《论守边疏ຕ》）收入《晁错传》，言“劝农力本”的那ว一部分（即《论贵粟疏ຕ》）收入《食货志》。我们现在读这些文章，仍然能感觉到晁错是很了不起的。
首先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治国理念所使然。我们知道，秦，是以法家思想为ฦ国家意识形态的；汉，在武帝以前，则ท以道家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汉景帝ຓ的亲娘窦太后，更是一个极其尊崇道家学说的人，以至于“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所以，汉景帝母子君臣，大约都是“黄老门徒”只不过窦太后是个“死硬派”汉景帝的态度要温和一些。有一次，儒生辕固和道家黄生辩论汤武革命的事。黄生说，帽子再破，也得戴在头上；鞋子再新า，也得穿在脚下。商汤是夏桀的臣，怎么能代夏而立？周武是殷纣的臣，又怎么เ能ม代商而立？所以，汤武不是革命，而是谋反。辕固反问：照你这么说，我们高皇帝ຓ代秦而立，也不对了？汉景帝一看情况不对，只好打圆场说：吃肉不吃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道。做学问不讨论汤武革命，不算没有知识。
可见，削藩，是建立在藩国必反的前提下的。那么，吴王他们果真要反吗？
不能说袁盎的主意没有道理，因为吴楚叛乱确实是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的。打出的旗号，则ท是“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什么เ叫“清君侧”呢？就是说皇帝身边有小人，要清理掉。这个“小人”具体说就是晁错。那好，你们不就是要“清君侧”吗？如果晁错已诛，君侧已清，你们还反什么反？
于是就有了对历史的各种说法和多种说法。
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差役也叫力役、徭役、公役，其实就是义务劳动。这是税收（钱粮）以外的征收，本意可能ม是为了弥补低税制的不足，也可能ม是考虑到เ民众出不起那ว么多钱粮，便以其劳力代之。但这样一来，为ฦ了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就不但要出钱（赋税），还要出力（徭役），实在是不堪重负。事实上宋代的力役，种类也实在太多。有保管公物之役，有督收赋税之役，有追捕盗贼之役，有传递命令之役，不胜枚举，人民群众自然也就不胜其烦。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麻烦在于，正如《宋史·食货志》所说“役有轻重劳逸之ใ不齐，人有贫富强弱之不一”因此承平日久，便“奸伪滋生”有钱有势的缙绅人家服轻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负担全部ຖ落在孤苦无告的贫民身上。这些人平时都有终日忙碌的生产劳动，服役太多，则ท生计无着。于是，为了规避重役，一般民众“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户等（怕评为大户人家）；骨肉不敢义聚，而惮人丁（怕评为ฦ人多之户）”他们“或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单丁免役）”；甚至铤而走险“不得已๐而为盗贼”这对于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当然都十分不利。
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出钱不出力，不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寺观出一半，叫“助役钱”），比较公道；第三，忙不过来的人腾出了时间，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则多了一条生路，两全其美。所以，后来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时，就连所谓“旧党”中人也不以为然。苏轼就说，免役、差役，各有利弊。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说，差役一事，应当缓行。可见此法是得人心的。
其实免役法是当时所能ม想出的最好办法。当然，治本之法是彻底免除力役。但这并不可能做到，而能够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钱代服劳役，我们已经不得不惊叹王安石观念的超前了。因为ฦ这种办法用语言来表述，就是“货币化服役”类似于今天的“货币化分房”只不过两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方แ案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它相当科学，而且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最高当局的决心也很大，并为此专门设立了类似于“国家体改委”的变法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未几，均输、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诸法相继出台，一场关乎国运兴衰、民心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在全国铺开。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没有想到เ，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