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批评对民主之非历史的、理想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观点。或许现代社会都可能会走向民主，但是民主ว未必对所有社会、所有民族、所有文化具有同等重要性。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观点，也是如今不少西方学者的观点，前面提到เ过的郝大维、安乐哲haທll＆Ames，19๗99和贝淡宁Bell，2006๔就是典型的例子。对于那些没有实行自由民主ว制的社会来说，预设只有实行民主ว政治制度才是其进步的要前提也是错误的。此一观点人为地假定了一种进化论的历史观，即自由民主制是人类一切条件下最理想、最尊重人性的政治制度如福山《历史的终结》一书所言，于是有孔子或古典儒学为何没有现民主的重要性，而始终停留于民本之疑问；进而又有儒家为何只认识到德性之重要，而不知道诉诸制度来约束人，为何不知道单靠德性不能解决帝王及官僚之ใ腐败滥权问题，即所谓宪政和法治问题。我们前面曾试图说明，中国文化的习性决定了对它来说治人重于治法。因此徐复观、牟宗三“中ณ国古代有治权的民主而无政权的民主”以及儒家只重德性、不重制ๆ度的思想未必准确。此外，今日之需要民主ว政治，与古代之ใ需要君主ว制度一样，并无任何性质之不同，皆时代条件使然。
熊十力所谓“民选”，在《周官》中的本义是“大询”，即“征求民意”。然而，以“征求民意”等同于民主政治，显然不符合现代民主ว概念之本义，因为征求民意并不是指多数人的意见通过某种法定的程序来保证谁当选、谁不当选，至多只可说包含民主之萌芽。而且，如何征求民意具体程序并不清楚，何况根本没有亨廷顿所强调的“全民参与的自由、公开、公正的竞选”这一民主的本质要素。另一方面，征求民意在《周官》中只是实现任贤使能的一环，目的是为了现“圣德之人”，这也不是民主政治的本质含义。《周官》的主ว体思想仍然是任贤使能，可以这样说，它与民主的本质差ๆ别是，一个是“精英统治”，一个是“人民统治”。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
再来看民主。我们立即现，对于不具有个人主ว义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民主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人群结成帮派即所谓“党”相互斗争这一中国文化中ณ最大的忌讳合法化、公开化。其最可怕的后果之一无疑就是它不但无益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克服，反而在更进一步地强化着中国文化中的主要矛盾！一旦ຆ把个ฐ人自由á绝对化，那就等于在鼓励一些无理性的人际斗争无止境地进行下去；一旦政治变成政党斗ç争的工ื具，就等于倡导丑恶、无耻、肮脏的利益群体之争，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由此可见，不懂ฦ得中国文化的习性，盲目模仿和学习西方的经验，带给我们的后果是多么的可怕！这种情况已经在今天的台湾出现，被台湾人称为“政党恶斗”或“族群撕裂”。当然，这不等于说民主、自由为东方社会所不容，而是说如果不考虑东亚文化传统的特殊性，盲目模仿或照搬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很可能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正如历史上儒家从来没有拥抱过君主制一样，今天的儒学也没必要去拥抱民主ว制。相反，儒学的主要任务恰恰是以批评的态度来诊治民主所带来的主要弊端，这些弊端包括现代社ุ会的大众化、庸俗化、从风效应、平均化倾向等等。今天思考儒学与民主关系的人，如果笃信儒学，那ว么就应该这样来重新定位自己，即研究儒学在现代社会挥道德教化和精英示范作用，来抵制ๆ民主所可能ม带来的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此其一；其二，需要思考和研究中ณ国文化的习性对于民主所可能ม带来的巨大障碍，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障碍的问题。正是从这一角度出，我们现在中国实行民主，由于不是在类似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中进行，而是在集体主义แ文化背景下实行，儒家原为针对中ณ国文化中的山头主义แ、地方主义、帮派主义和小团体主义而倡导的“三纲”，其精神可以说仍然是中国未来推行民主政治所必不可少的。“三纲”精神仍是今日中国实行民主的前提条件。需知中ณ国文化的习性决定了它不适合于展一种把民众分成若干党派无休止相互争斗的政治运动。中国人更习惯于权威主义แ的管理方式，最好是道德精英治国或曰贤能治国。从这个ฐ角度看，我们现现代新า儒家，特别提倡民主建国的新儒家学者，恰恰对于民主在中国文化中ณ实行的最大障碍是什么เ思考最少，而对今日台湾所出现的民主实践中的种种问题并无先见之明，或很少应对。总而言之ใ，儒学与民主关系研究的前提之一就是假定民主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趋势之下如何让儒学挥作用来抵制ๆ民主的消极后果，以及认清中国文化的习性对于民主政治之实行所可能有的消极影响和负面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