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道德完善。按这条标准来衡量尧、舜、禹，他们三人不仅在个ฐ人德行上能ม让百姓心悦诚服，而且身为领袖，都能ม做到牺牲奉献、克己奉公，不骄、不占、不贪、不享，广纳众言而不独断专行，任人唯贤而不徇私舞弊。
自孔子创立儒家以来，经历了两ä千多年的展演进。如何把握儒家的历史脉络？这对于儒学研究者来说，是需要先解决的问题。现代以来，学者们依据各自的观察视角，提出了若干种有代表性的儒学分期说。例如牟宗三主ว张将儒学的展史分为ฦ三期；李泽厚则提出了“儒学四期说”；成中ณ英主张将儒学的展划ฐ分为五个ฐ阶段。
为ฦ了方แ便按照ั历史的脉络把握儒学，在介绍儒家的“历史篇”时，本书采用的是儒家四期说。第一期为ฦ儒家的原创时期，即孔、孟、荀等创น建时期；第二期为儒家的成熟时期，即儒学制ๆ度化和经学化的时期；第三期为儒家的变革时期，即宋明理学对汉唐儒学的反思、变革与越的时期；第四期为ฦ现代新า儒家，即面对西方文化挑战，重建儒家现代意义แ与价值的时期。除此之ใ外，本部ຖ分在开端还专门列有“儒家的渊源”一章，用以交待儒家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源头，以免突兀。
无论是“薄杀”还是“厚杀”，都是片面的、不客观的态度，甚至都是文化自卑心态的反映，都会对我们正确理解传统文化、理解儒家造成阻碍。因此，我们主ว张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来了解儒家、了解传统文化，既要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保持必要的“温情”与“敬意”，又要“进去之ใ后能ม出得来”，努力站在现代的高度上，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全面评价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句话看似很简单，实则复杂而艰难。套用《大学》里的一句话“心诚求之ใ，虽不中，不远矣”，与大家共勉！
编者
二十世纪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突出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个ฐ世纪的爱与痛都显得格外的深沉——惨痛而屈辱的近代史迫使人们思考中华民族与华夏文明的出路，“救亡图存、振兴中ณ华”成为时代的主ว旋律。一批批充满理想与信念的中ณ国人为了民族的命运，或埋头苦干，或为民请命，或舍身求法，他们不愧为ฦ支撑起苦难中国的“民族脊梁”！
但毋庸讳言，“治重病下猛药”，以“救亡”为宗旨的中ณ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ณ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偏激的、矫枉过正的地方，这集中表现在对待儒家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就拿“五四”以来一个响当当的口号——“打倒孔家店！”的例子来说。
先，在文化观上，孔子认为ฦ华夏文化的传递存在一个“因革损益”的过程。“因”，就是因袭、继承原有的文化与制度；“革”，就是对原有文化和制度做出变化和改革；“损”，就是删减一些不再合适的内容；“益”，就是依据新า情况增加一些新า的内容。其中，“因”是最主要的。具体来说，殷商文化在基本精神上继承了夏文化，进而在此基础上，结合殷商时期的特点做了一定程度上的增、减、变化；周文化同样是对殷商文化的继承，只不过有所选择和改进。按照ั孔子的这种文化观，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存在很大的相关性和联系性。用他的话来说，三代文化的核心是“礼ึ”。周文化周礼中ณ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夏文化夏礼ึ和商文化商礼中的很多重要内容。
其次，与夏、商文化相比，周文化更适合作为思想源头。由于时间久远，夏、商文化的很多具体规定已๐经无法清晰再现了。尽管周代在建国之初ม，建立了保存夏文化的杞国和保存商文化的宋国，但杞、宋两ä国在很多方面已经被周文化所同化，并不能ม反映夏、商文化的全貌。与此相反，周文化在建立之ใ初，便有意识地考察、借鉴了夏、商文化的得失，是“青出于蓝ณ而胜于蓝”，取得了灿烂辉煌的成就。
最后，是孔子对周初的文王、周公等圣人怀有亲切的情感。在《论语·泰伯》篇中，孔子对周文王称赞不已，说：尽管文王已๐凭借德行和能力获得了当时天下三分之二力量的支持，但他仍然服从殷商的统治，没有起来造反。孔子将文王所拥有的品德称为“至德”。与孟子不同，孔子虽然也谴责桀、纣等君王的残暴行径，但是却不主张采用暴力的方法推翻他们。这可能有两方แ面的考虑：其一，孔子更欣赏禅让制ๆ度，希望以温和的、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权力的更替；其二，暴力革命对于原有制度和信仰的神圣性会造成较大的伤害，这是孔子最为担心的。他借评价《大武》之乐，委婉地对周武王提出了批评：“尽美”但未能ม“尽善”，原因就在于武王最终走上了暴力推翻商纣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