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牛津大学转来一个印度人，见了这位印度师兄，才知道什么叫做衣着笔挺。他身高有两米左右，总是打个ฐ缠头，身着近似中山服的直领制服，不管到哪儿，总是拿了东西，边走边吃，旁若无人。系里的美国女同学都说他很sexy性感。有一回上着半截课，忽听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原来是他把个苹果一口咬掉了一半。见到大家都看他，他就举起半个苹果说：mayi可以吗?看的人倒觉得不好意思了。
衣着涉及我一件痛心的体验。有一年夏天，手头有些钱，我们两口子就跑到欧洲去玩，从南欧转北欧，转到เ德国海德堡街头，清晨在一个喷水池边遇到国内来的一个什么团。他乡遇故知，心里挺别扭。那些同志有十几个人，扎成一个堆，右手牢牢抓住自己้的皮箱，正在东张西望，身上倒个ฐ个是一身新，一看就是了置装费的，但是很难看。先，那么一大疙瘩人，都穿一模一样的深棕色西服，这种情形少见。其次，裤子都太肥，裤裆将及膝盖。只有一位翻译小姐没穿那种裤子，但是腿上的袜子又皱皱巴巴，好像得了皮肤病。再说，纳粹早被苏联红军消灭了，大伙别那么紧张嘛。德国人又是笑人在肚子里笑的那种人，见了咱们，个个面露蒙娜·丽ษ莎式的神秘微笑。我见了气得脑门都疼。
既然扯到了绅士，就可以多说几句。从前有个ฐ英国人到澳大利亚去旅๓行，过海关时，当地官员问他是干什么的。他答道：我是一个绅士。因为ฦ历史的原因，澳大利亚人不喜欢听到เ这句话，尤其不喜欢听到这句话从一个ฐ英国人嘴里说出来。那官员又问：我问你的职业是什么？英国人答道：职业就是绅士。难道你们这里没有绅士吗？这下澳大利ำ亚人可火了，差点揍他，幸亏有人拉开了。在英美，说某人不是绅士，就是句骂人话。当然，在我们这里说谁不是君子，等于说他是小人，也是句骂人话。但君子和绅士不是一个概念。从字面上看，绅士gentleman是指温文有礼ึ之人，其实远不止此。绅士要保持个ฐ人的荣誉和尊严，甚至可以说是这方แ面的专业户。坦白地说，他们有点狂傲自大。但也有一种好处：真正的绅士决不在危险面前止步。大战期间，英国绅士大批开赴前线为国捐躯，甚至死在了一般人前面。君子的标准里就不包括这一条。
1本篇最初表于1995年第5๓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12月10่日出版。
九十年代之初，我们的老师——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展望二十一世纪：理想主义的光辉已经暗淡，人类不再抱着崇高的理想，想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是把注意力放到เ了现实问题上去，当一切都趋于平淡，人类进入了哀乐่中年。我们都不是历史学家，不会用这样宏观的态度来描述世界，但这些话也触动了我们的内心。过去，我们也想到过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现在我们的生活也趋于平淡。这是不是说，我们也进入了哀乐่中年？假设如此，倒是件值得伤心的事。一位法国政治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在二十岁时如果不是激进派，那他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假如他到了三十岁还是个ฐ激进派，那他也不会有什么大出息。我们这样理解他的话：一味的勇猛精进，不见得就有造就；相反，在平淡中ณ冷静思索，倒更能解决问题。
假如别人来写这篇文章，可能是从当前的大好形势谈起，我们却在谈内心的感受。你若以为ฦ这种谈法层次很低，那也不见得。假如现在形势不大好，我们也不会改变对这个国家的感情。既然如此，就不急着提起。顺便说说，现在国家的形势当然是好的。但从我们的角度看来，假如在社ุ会生活里再多一些理性的态度，再多一些公正和宽容，那ว就更好了。
罗素先生在《权力论》一书里，提到เ有一种僧侣的权力，过去掌握在教士们手里。他还说，在西方，知识分子是教士的后裔。另外，罗素又说，中国的儒学也拥有僧侣的权力。这就使人想到，中ณ国知识分子是儒士的后裔。教士和儒士拥有的知识来自一些圣书，《圣经》或者《论语》之类。而近代知识分子，即便不是全部，起码也是一部ຖ分人，手里并没有圣书。他们令人信服，全凭知识；这种知识本身就可以取信于人。奇怪的是，这后一种知识并不能带来权力。
我们知道，儒士的基本功是要背书，把圣人说过的每一句话都牢牢地记住。我相信，假如孔子或者孟子死而复生，看到เ后世的儒生总在重复他们说过的只言片语，一定会感到诧异。当然，也不能说这些儒生只是些留声机。因为他们在圣人之言前面都加上了前缀“夫子曰”。此种怪诞的情形提示了儒学的精神：让儒士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按我的理解，这种复制是通过背诵来完成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背诵对儒士也是有利ำ可图的。我们知道，有些人用背诵《韦氏大字典》的方แ式来学习英文。与过去背圣人书可以得到的利ำ益相比，学会英文的利ำ益实在太小。假设你真的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ๆ品，就掌握了统治的魔力，可以学而优则仕，当个ฐ官老爷；而会背诵字典的人只能去当翻译，拿千字20่元的稿酬。这两种背诵真不可同日而语。
哲人王的又一可怕之处，在于他的学问。在现代社会里，人人都有不懂ฦ的学问，科学上的结论不足以使人恐惧，因为这种结论是有证据和推导过程的，对于有理性的人，这些说法是你迟早ຉ会同意的那一种。而哲学上的结论就大不相同，有的结论你抵死也不会同意，因为ฦ既没有证据也没有推导，哲人王本人就是证明，而结论本身又往往非常的严重。举ะ例来说，尼采先生的结论对一切非受虐狂的女性就很严å重；就这句话而论，我倒希望他能活过来，说一句“我是开个玩笑”，然后再死掉。当然，我也盼着中国古代的圣人活过来，把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类的话收回一些。
1本篇最初表于1้995年第2๐期《中国青年研究》杂志。
有些人秉性特殊，寻常生活不能让他们满足。他们需要某种极端体验：喜欢被人捆绑起来，加以羞辱和拷打——人各有所好，这不碍我们的事。其中还有些人想要goldensho9er，也就是把屎尿往头上浇。这才是真正惊世骇俗的嗜好。据说在纽约和加州ะ某些俱乐部里，有人在口袋里放块黄手绢，露出半截来，就表明自己有这种嗜好。我觉得李赤先生就有这种嗜好，只是他不是让别人往头上浇，而是自己要往里跳。这种事解释得太详细了难免恶心，我们只要明白极端体验是个什么เ意思就够了。
现在可以说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是什么了。它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孔孟、杨朱、墨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跨价值观的立论价值中立。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如前所述，这正是中古的遗风。倒霉的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已有的道德体系不完备，自己都说不清；于是就哀叹：人心不古，世道浇漓，道德武器船不坚，炮不利，造新船新炮又不敢。其实可以把开船打炮的事交给别ี人干——但咱们又怕失业。当然，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也该有公民热情，针砭时弊也是知识分子该干的事；不过出于公民热情去做事时，是以公民的身份，而非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大家完全平等。这个地位咱们又接受不了，非要有点知识分子特色不可。照我看这个ฐ特色就是中古特色。
最后说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当然，他有“士”的传统。有人说，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ใ乐而乐悲观主义者？，有人说，他以天下为己้任国际主ว义者？，我看都不典型。最典型的是他自以为ฦ道德清高士有百行，地位崇高四民之ใ，有资格教训别人教化于民。这就是说，我们是这样看自己้的。问题是别人怎样看我们。我所见到的事，实属可怜，“脱裤子割尾巴”地混了这么多年，才混到工人阶级队伍里，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咱们把“士”的传统忘掉为ฦ好，因为不肯忘就是做白日梦了。如果我们讨论社ุ会问题，就讲硬道理：有什么事，我知道，别人还不知道；或者有什么复杂的问题，我想通了，别人想不通；也就是说，按现代的标准来表现知识分子的能ม力。这样虽然缺少了中国特色，但也未见得不好。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做过了这些研究之ใ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ฦ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在中国，人们以为同性恋者不存在。在外国，人们知道同性恋者存在，但不知他们是谁。有两位人类学家给同性恋者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9ordisout》。然后我又猛省到เ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ฐ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ม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作为最后这种人，也有义แ务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
几年前，我在美国读书。有个洋鬼子这样问我们：你们中国那个阴阳学说，怎么一切好的东西都属阳，一点不给阴剩下？当然，她这样问，是因为她正是一个五体不全之阴人。但是这话也有些道理。话语权属于阳的一方，它当然不会说阴的一方แ任何好话。就是夫子也未能ม免俗，他把妇女和小人攻击了一通。这句话几千年来总被人引用，但我就没听到受攻击一方แ有任何回应。人们只是小心提防着不要做小人，至于怎样不做妇人，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就是到了现代，女变男的变性手术也是一个ฐ难题，而且也不宜推广——这世界上假男人太多，真男人就会找不到老婆。简言之ใ，话语圈里总是在说些不会遇到反驳的话。往好听里说，这叫做自说自话；往难听里说，就让人想起了一个形容缺德行为的顺口溜：打聋子骂哑巴扒绝户坟。仔细考较起来，恐怕聋子、哑巴、绝户都属阴的一类，所以遇到เ种种不幸也是活该——笔者的国学不够精深，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但我知道一个确定无疑ທ的事实：任何人说话都会有毛病，圣贤说话也有毛病，这种毛病还相当严å重。假如一般人犯了这种病，就会被说成精神分裂症。在现实生活里，我们就是这样看待自说自话的人。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假设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脑แ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绝不肯，除非你能够证明我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人既ຂ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如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座鸡窝。想当年，我在军代表眼里，也是很低下的人，他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方แ法、生活方式强加给我，也是一种脑移植。菲尔丁曾说，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种脑移植带给我的不光是善良，还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愿地用一句功利的说法：在现实世界ศ上，蠢人办不成什么事情。我自己当然希望变得更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是我变得更聪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况赫拉克利特早就说过，善与恶为ฦ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同一条路。不知道何为恶，焉知何为善？所以他们要求的，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
四
注释：
1本篇最初表于199๗4年第1期《山西青年》杂志。表时题目为“走进现代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