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把地面打掉以后，我们在这条街上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尊敬。顺便说一句，打下来的水泥块是我一块块抱出去，扔到垃圾箱里，老板连个ฐ手推车都舍不得租。他觉得已经出了人工钱，再租工具就是吃了亏。那些美国的工匠路过时，总来聊聊天，对我们的苦干精神深表钦佩。但是他们说，活可不是你们俩这种干法。说实在的，他们都想揽这个装修工ื程，只是价钱谈不拢。下一步是把旧有的隔断墙拆了。我觉得这很简单，挥起大锤就砸——才砸了一下，就被老板喝止。他说这会把墙里的木料é砸坏。隔断墙里能有什么木料，不过是些零零碎碎的破烂木头。但老板说，要用它来造地板。于是，我们就一根根把这些烂木头上的钉子起出来。美国人见了问我们在干什么，我如实一说，对方捂住肚子往地下一蹲，笑得就地打起滚来。这回连老曹脸上都挂不住了，直怪我太多嘴……
美国包工头接下了这个工ื程，马上把它分了出去，分给电å工、木工、管子工，今天上午是你的，下午是他的，后天是我的，等等。几个电话打出去，就有人来送工具，满满当当一卡车。这些工具不要说我，连老曹都没见过。除了电å锯电刨，居然还有用电瓶的铲车，可以在室内开动，三下五除二，就把我们留下的破烂从室内推了出去。电工上了电动升降台，在天花板上下电线，底下木工ื就在装配地板，手法纯熟之极。虽然是用现成的构件，也得承认人家干活真是太快了。装ณ好以后电刨子一刨า，贼亮；干完了马上走人，运走机械，新的工人和机械马上开进来……转眼之ใ间，饭馆就有个样儿了……我和老曹看了一会儿，就灰溜溜地走开了。这是因为我们都当过工人，知道怎么工作才有尊严。
注释：
在国外时看到，人们对时事做出价值评判时，总是从两个ฐ独立的方แ面来进行：一个方面是国家或者社会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经线；另一个方面是个ฐ人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纬线。回到国内，一条纬线就像是没有，连尊严å这个字眼也感到陌生了。
我这么เ说你恐怕要怕我了。我一点也不可怕。不管你是谁，是神仙也好，是伟人也好，请你来共享我们的爱情。这不屈辱谁，不屈辱你。
总之，我是这样。为ฦ了大家好，还为了我自己好，才能正经做事。为了什么เ仪式，为ฦ了看起来挺对路，我就混它。我决不为了仪式爱你，我是正经爱你呢。我一正经起来，就觉得自己不坏，生活也真不坏。真的，也许不坏？我觉得信心就在这里。
这篇文章写到了这里，到了得出结论的时候了。我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不提倡用脑แ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结果不但是人，连驴和猪都深受其害。假设一切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意、不方便，都能成为严重的问题，使大家十分关注，恐怕也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毕竟是些聪明人。虽然中国人是如此的聪明，但是布罗代尔对十七世纪中ณ国的物质生活包括北京城里有多少人靠拣破烂为生做了一番描述之ใ后下结论道：在这一切的背后，“潜在的贫困无处不在”。我们的祖先怎么感觉不出来？我的结论是：大概ฐ是觉得那ว么活着就不坏吧。
作为驴子之友，我对爱马的人也有一种敬意。通过刻苦地修炼来完善自己，成为一个敬祖宗畏鬼神、俯仰皆能ม无愧的好人，这种打算当然是好的。惟一使人不满意的是，这个好人很可能是个笨蛋。直愣愣地想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处，这是任何猿猴都有的想法。只有一种特殊的裸猿也就是人类，才会时时想到เ“我可能ม还不够聪明”！所以，我不满意爱马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提出一个骡子式的折衷方แ案：你只有变得更聪明，才能看到人间的至善。但我不喜欢这样的答案。我更喜欢驴子的想法：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如果说我们都一无所知，中ณ国的读书人对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孔夫子说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显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么了。后世的人则以为：天已经生了仲尼，万古不长如夜了。再后来的人则以为，精神原子弹已经炸过，世界ศ上早没有了未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中ณ国人总要以为ฦ自己有了一种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ศ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ใ，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这样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
罗素先生修西方哲学史，指出很多伟大的学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说，莱布尼兹，我仔细回味了一下，也现了一些事例，比如牛顿ู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为什么要说上帝是万物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显然也是朝上帝ຓ买个好。万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见了面也好说话。按这种标准我国的圣贤滑头的事例更多，处处在拍君王的马屁，仔细搜集可写本《中国狡猾史》。中ณ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带点花剌子模君王气质。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文死谏”之说，这就是说，中国常常就是花剌子模，这种传统就是号召大家做敬业的信使，拿着屁股和脑壳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很显然，只要不是悲观厌世，谁也不喜欢牺牲自己的脑袋和屁股。所以这种号召也是出于滑头分子之口，变着法说君王有理，这样号召只会起反作用。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只从诚实的一面理解是不够的，还要从狡猾的一面来理解。扯到这里，就该得出第二个结论：花剌子模的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以我和李银河为例，现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恋问题了。
现在我要得出最后一个ฐ结论，那ว就是说，假设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เ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我们现在就有召唤的冲动，但我很想打听一下召唤什么。如果是召唤古希腊ຘ，我就赞成，如果是召唤花剌子模，我就反对。我相信马寅初这样的人喜欢古希腊ຘ，假如他是个希腊公民，就会在城邦里走动，到处告诉大家：现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们节制一下。要是滑头分子，就喜欢花剌子模，在那里他营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买主。恕我说得难听，现在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诚恳方面没几个能和马老相比。所以他们召唤的东西是什么เ，我连打听都不敢打听。
萧翁说明辨是非难，是因为这些是非都在伦理的领域之内。俗话说得好，此人之ใ肉，彼人之毒；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难免会伤害另一个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ใ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萧翁这重意思以后，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ฐ原故，我开始写杂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都含有假装ณ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这一点并不是我的现，是萧伯纳告诉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里，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个假痴不癫的杜特立尔先生。息教授问：你是恶棍还是傻瓜？这就是问：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两样都有点，先生，凡人两样都得有点呀。在我身上，后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讨厌装傻，渴望变聪明。所以我才会写这本书。
照我看来，红的同学忽然得到了很大的好处，这是值得祝贺的。黑的同学忽然遇上了很大的不幸，也值得同情。不等我对他们一一表示祝贺和同情，一些红的同学就把脑袋刮光，束上了大皮带，站在校门口，问每一个想进来的人：你什么出身？他们对同班同学问得格外仔细，一听到他们报出不好的出身，就从牙缝里迸出三个字：“狗崽子！”当然，我能ม理解他们突然变成了红五类的狂喜，但为ฦ此非要使自己้的同学在大庭广众下变成狗崽子，未免也太过分。当年我就这么想，现在我也这么เ想：话语教给我们很多，但善恶还是可以自明。话语想要教给我们，人与人生来就不平等。在人间，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听。
现在我来说明自己为什么人性尚存：“文化革命”刚开始时，我住在一所大学里。有一天，我从校外回来，遇上一大伙人，正在向校门口行进。走在前面的是一伙大学生，彼此争论不休，而且嗓门很大；当然是在用时髦话语争吵，除了毛主席的教导，还经常提到“十六条”。所谓十六条，是中央颁布的展开“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规定，其中有一条叫做“要文斗，不要武斗”，制ๆ定出来就是供大家违反之用。在那些争论的人之中ณ，有一个ฐ人居于中ณ心地位。但他双唇紧闭，一声不吭，唇边似有血迹。在场的大学生有一半在追问他，要他开口说话，另一半则ท在维护他，不让他说话。“文化革命”里到处都有两ä派之争，这是个具体的例子。至于队伍的后半部分，是一帮像我这么大的男ç孩子，一个个也是双唇紧闭，一声不吭，但唇边没有血迹，阴魂不散地跟在后面。有几个ฐ大学生想把他们拦住，但是不成功，你把正面拦住，他们就从侧面绕过去，但保持着一声不吭的态度。这件事相当古怪，因为我们院里的孩子相当的厉害，不但敢吵敢骂，而且动起手来，大学生还未必是个ฐ儿，那天真是令人意外的老实。我立刻๑投身其中，问他们出了什么事，怪的是这些孩子都不理我，继续双唇紧闭，两眼直，显出一种坚忍的态度，继续向前行进——这情形好像他们了一种集体性的癔症。
孔夫子他老人家要想出国，假如不带厨子的话，一定要学会吃ketchup，这是美国人所能做出的最好的酱了。这种番茄酱是抹汉堡包的，盛在小塑料é袋里。麦当劳店里多得很，而且不要钱。每回我去吃饭，准要顺手抓一大把，回来抹别的东西吃。他老人家还要学会割不正就食，这是因为美式菜刀没有钢火可能是怕割着人，切起肉来总是歪歪扭扭。
假如咱们中国人不是要求一定把食物切得很碎，弄得很熟，并且味道调得很正的话，那就哪儿都能去了。除此之外，还能长得肥头大耳，虎背熊腰。当然，到了那种鸡翅膀比大白菜便宜的地方แ，谁身上都会长点肉。我在那边也有九十公斤，但是这还差得远。马路上总有些黑哥们儿，不论春夏秋冬，只穿小背心儿，在那里表演肌肉。见了他们你最好相信那ว是些爱好体育的好人，不然就只好绕道走了。
假如你以为这种生肉生菜只适于年轻人，并非敬老之ใ道，那就错了。我邻๑居有个老头子，是画广告牌的，胡子漆黑漆黑，穿着瘦腿裤子跑来跑去，见了漂亮姑娘还要献点小殷勤。后来他告诉我，他七十岁了。我班上还有位七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活跃极了，到处能ม看见她。有一回去看校合唱团排练，她站在台上第一排中间。不过那ว一天她是捂着嘴退下台来的，原来是引吭高歌时，把假牙唱出了嘴，被台下第三排的人捡到了。不管怎么说吧，美国老人精神真好，我爸我妈可比不上。
假如你说，烹调术不能决定一切，吃的到底是什么也有很大关系，这我倒能够同意。除此之外，生命还在于运动。回国前半年有时间，我狠狠地练了练。顶着大太阳去跑步，到公园里做俯卧撑。所以等回国时，混在那ว些短期长期的不大有回去的考察、培训的长和老师中间，就显得又黑又壮。结果是过海ร关时，人家让我等着，让别人先过。除此之外还搡了我一把，说出国劳务的一点规矩也没有。当时我臊得很。现在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躲风躲太阳地养了三年多，才算有点知识分子的模样了。
注释：
1本篇最初ม表于19๗93๑年第4期《四川文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