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活着总得死，这一点是不错的，我有时对这一点也很不满意呢。还有，人活着有时候有点闷，这也是很不愉快的。过去我想，人活着都得为别ี人，为别人才能使自己得到生。那时大家都这么想吧？结果大家都不近人情的残酷，都走上宗教的道路了呢。我们经过了那个时代，把生活都变成一个ฐ连绵不断的宗教仪式了呢。后来我见过活着全然为自己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把自己当成物质，需要的东西也是物质，所以就分不出有什么区别ี。比方说，物质生活就是生活本身吗？有人分不出来。
我不喜欢稀里糊涂ิ地过日子。我妈妈有时说：真奇怪啊，我们稀里糊涂地就过来了。他们真的是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本身。我们本身不傻，也不斤斤计较大衣柜一头沉。干吗要求我们有什么外在的样子，比方แ说，规规矩矩，和某些人一样等等。有时候我真想叉着腰骂：滚你的，什么样子！真的，我们的生活是一些给人看的仪式吗？或者叫人安分守己。不知什么叫“分”，假如人活到เ世上之前“分”都叫人安排好了，不如再死回去的好。
中ณ国史学界没有个ฐ年鉴学派，没有人考证一下历史上的物质生活，这实在是一种遗憾——布罗代尔对中国物质生活的描述还是不够详尽，这件事其实很有研究的必要。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带，根本就见不到风车、水车，这种东西只在边远地方有。我们村里有盘碾子，原来是用驴子拉的，驴没了以后改用人来推。驴拉碾时需要把眼蒙住，以防它头晕。人推时不蒙眼，因为ฦ大家觉得这像一头驴，不好意思。其实人也会晕。我的切身体会是：人只有两条腿，因为ฦ这种令人遗憾ย的事实，所以晕起来站都站不住。我还听到เ一个真实的故事，陈永贵大叔在大寨曾和一头驴子比赛负重，驴子摔倒，永贵大叔赢了。我认为，那ว头驴多半是个小毛驴，而非关中大叫驴。后一种驴子体态壮硕，恐非人类所能匹敌——不管是哪一种驴，这都是一个ฐ伟大的胜利，证明了就是不借手推车，人也比驴强。我认识的一位中学老师曾经用客观的态度给学生讲过这个ฐ故事未加褒贬，结果在“文化革命”里被斗得要死。这最后一件事多少暗示ิ出中国为什么没有年鉴学派。假如布罗代尔是中ณ国人，写了一本有关中ณ国农村物质生活的书，人和驴比赛负重的故事他是一定要引用的，白纸黑字写了出来，“文化革命”这一关他绝过不去。虽然没有年鉴学派那ว样缜密的考证，但我也得出了结论：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影响到เ来之前，在物质生活方面有这么一种倾向，不是人来驾驭自然力、兽力；这就要求人能够吃苦耐劳、本分。当然，这种要求和传统文化对人的教诲甚是合拍，不过孰因孰果很难说明白。我认为自己在插队时遭遇的一切，是传统社会物质文明展规律走到极端所致。
在西方的智慧里，怎样明电å动机，是个已๐经解决了的问题，所以才会有电动机。罗素先生就说，他赞成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话还是有点绕。我觉得西方แ的智者有一股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弄的劲头儿。为了变得聪明，就需要种种知识。不管电磁感应有没有用，我们先知道了再说。换言之，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现代文明的特快列车竟轫于一种兴趣，说来叫人不能ม相信，但恐怕真是这样。
二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做一比较，就可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说：科学可以解决问题，但就如中ณ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先要知识完备，然后才能按方抓药，治人的病。照这种观点，我们现在所治之学，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对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证。另一种说道，本人所治之学对于现在人类所遇到的问题马上就有答案，这就如卖大力丸的，这种丸药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无病强身。中ณ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喜欢做妙语以动天听。这就造成种气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学问，旁的都不是学问。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有时也想做几句惊人之语，但又痛感缺少想象力。
实际上，不但是学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为他们产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自己้随口编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区别。大家都说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说是学术，有人说是艺术，还有人说自己传播的是新闻。总之，面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点滑头：拣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起码都在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的来——假如混得不好，就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够甜。有关信使，我们就讲这么多。至于君主，我以为可以分为两ä种，一种是粗暴型的君主，听到不顺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种是温柔型，到处做信使们的思想工作，使之ใ自觉自愿地只报来受欢迎的消息。这样他所管理的文化园地里，就全是使人喜闻乐่见的东西了。这后一种君主至今是我们怀念的对象。凭良心说，我觉得这种怀念有点肉麻，不过我也承认，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过得多。
第四章《我的精神家园》序
伦理问题虽难，但却不是不能ม讨论。罗素先生云，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考虑伦理问题时，想转每个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一得之见，然后说出自己的意见，把是非交付公论。讨论伦理问题时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这是我最近的体会；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动机。假设有一个ฐ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เ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马上我就要说到เ，这些傻子也不见得是真的傻，但喊出来的都是傻话。久而久ื之，对中国人的名声也有很大的损害。前些时见到个外国人，他说：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在说“不”？这简直是把我们都当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气地答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认识的中国人都说“不”，但我不认识这样的人。这倒不是唬外国人，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ฦ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
在我小时候，话语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鸡皮疙瘩。但不管怎么说吧，人来到เ世间，仿佛是来游泳的，迟早要跳进去。我可没有想到เ自己会保持沉默直到四十岁，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继续生活的勇气。不管怎么说吧，我听到的话也不总是那么疯，是一阵疯，一阵不疯。所以在十四岁之前，我并没有终身沉默的决心。
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暑期布置的读书作业是《南方来信》。那ว是一本记述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读物，其中充满了处决、拷打和虐杀。看完以后，心里充满了怪怪的想法。那时正在青春期的前沿，差ๆ一点要变成个性变态了。总而言之ใ，假如对我的那种教育完全成功，换言之，假如那些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我的期望得以实现，我就想象不出现在我怎能不嗜杀成性、怎能不残忍，或者说，在我身上，怎么เ还会保留了一些人性。好在人不光是在书本学习，还会在沉默中学习。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至于话语，它教给我的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当时话语正站在人性的反面上。假如完全相信它，就不会有人性。
我在布鲁塞尔等飞机，等“人民快航”。现在的人大概记不得人民快航people'sexpress了，十年前它在美国却是大名鼎鼎，因为它最便宜的机票，其国内航班的票比长途车票还要便宜；其国际航班肯定要比搭货船过海便宜——就算你搭得到，在航上也要吃东西。这笔开销也不小——我乘它到了欧洲，还要乘它回去。很遗憾ย的是，这家航空公司倒掉了。盛夏时节，欧洲到处是蓝色的人流。大家穿着蓝色的牛仔裤，背着蓝色的帆布包，包上搭着一条小凉席，走到哪儿睡到เ哪儿，横躺竖卧，弄得候车室、候机厅都像停尸房一样。现在的北京街头也能看到เ这些人：头晒得褪了色，脸上晒出了一脸的雀斑，额头晒得红彤彤的，手里拿着旅游地图认着路；只是形不成人流。但我是在这个人流里游遍了欧洲。
穷人需要便宜的食宿和交通，学生是穷人中最趾高气扬的一种：虽然穷，但前程远大。当时我就是个ฐ学生，所以兴高采烈地研究学生旅游书里那些省钱的法子：从纽约市中心前往肯尼迪国际机场，有直通的机场bus，但那本书却建议你乘地铁前往昆士区的北端，再坐昆士区的公共汽车南下。这条路线在地图上像希腊ຘ字母欧米伽。那本书这样解释这个欧米伽：要尽量利用城市的公共交通，这种交通工具在世界上任何地方แ都是便宜的。书上还教你填饱肚子的诀窍：在纽约，可以走进一家中ณ餐馆，要一碗白饭，用桌上的酱油下饭；在巴๒黎，你可以前往某教堂门口，那里有舍给穷人喝的粥。在布鲁塞尔，这个诀窍是在下午五点以后前往著名的餐饮城city2，稍微给一点钱，甚至不给钱，就可以把卖剩下来的薯条都包下来。这种薯条又凉、又面，但还可以填饱肚子。这些招儿我没有用过，就是用了也不觉得害臊：我是学生嘛ใ。
我到布鲁塞尔时，已是初ม秋。这个ฐ季节北欧上空已是一片阴风惨雾，不宜久ื留，该干啥快去干啥，所以我在机场等飞机。忽然间肠胃轰鸣，那本旅游书上又没有在布鲁塞尔机场找便宜厕所的指导，我只好进了收费厕所。这地方แ进门要一个美元，合四十比利时法郎，在我印象中，这是全世界ศ的最高价。走进格间，把门一关，门上一则留แ言深得我心：啊，我的心都碎了……看来是个愤世嫉俗的美国小伙子留在这儿的。他心碎的原因有二：一是被人宰了一刀；二是把自己的问题估计得严å重了。至于我，虽然问题是严重的，必须立即解决，不能带上飞机，但也觉得收一美元实在太多。但仔细一看，不禁冷汗直冒：这行字被人批得落花流水——周围密密麻麻用各种字体写着：没水平——没觉悟——层次太低。这行字层次低，却引起了我的共鸣，我的层次也高不了……
我在布鲁塞尔等飞机。去了一趟收费厕所，不想走进了一个文化的园地。假如我说，我在那ว里看到了人文精神的讨论，你肯定不相信。但国外也有高层次的问题：种族问题、环境问题、“让世界充满爱”，还有“ihaທveadreamtodaທy”，四壁上写得满满的，这使我冷汗直冒，正襟危坐——坐在马桶上。我相信，有人在这里提到了“终极关怀”。但一定是用德文写的。那地方德文的题字不少，我看不懂。大概还有人提到เ了后现代，但我也看不懂：那一定是用法文写的，我又不懂法文。那里还有些反着写的问号，不知写些什么。中文却没有，大概是因为该园地收费太贵，同胞们不肯进来——我是个例外。我住了一家学生旅๓馆，免费的早ຉ餐：面包片和人造黄油，我把黄油涂ิ得比面包片还要厚，所以跑到这里来了。用英文写出的，大多是些虽很重要，但比较浅薄的问题。比方说，有位先生写道：保护环境。后面就有人批了一句：既然要保护环境，就不要乱写。再以后，又有一句批语：你也在乱ກ写。我很想给他也批上一句：还有你；但又怕别人再来批我。像这样批下去，整个ฐ世界都会被字迹批满，所有的环境都要完蛋。还有不少先生提出，要禁止核武器。当时冷战尚未结束、两个核大国在对峙之中。万一哪天走了火，大家都要完蛋。我当然反对这种局面。我只是怀疑坐在马桶上去反对，到เ底有没有效力。
布鲁塞尔的那个厕所，又是个世界ศ性的正义论坛。很多留แ言要求打倒一批独裁者，从原则上说，我都支持。但我不知要打倒些谁：要是用中文来写，这些名字可能能认出个ฐ把来，英文则ท一个都不认识。还有些人要求解放一些国家和地区，我都赞成，但我也不知道这些地方在哪里。除此之外，我还不知道我，一个坐在马桶上的人，此时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这些留言都用了祈่使句式，主要是促成做一些事的动机——这当然是好的，但这些事到底是什么、怎样来做、由谁来做，通通没有说明。这就如我们的文化园地，总有人在呼吁着。呼吁很重要，但最好说说到底要干些什么。在那个小隔间里，有句话我最同意，它写在“解放萨尔瓦多”后面：要解放，就回去战斗吧。由á此我想到：做成一件事，需要比呼吁更大的勇气和努力。要是你有这些勇气和精力，不妨动手去做。要是没这份勇气和精力，不如闭上嘴，省点唾沫，使厕所的墙壁保待清洁。当然，我还想到เ了，不管要做什么，都必须先离开屁股下的马桶圈。这很重要。要是没想到这一点，就会误掉班机。
注释：
1本篇最初表于19๗96年第17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