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从明末清初ม近三百年来的学术思想，举其荦荦大者来讲，便可知道我们近代和现代的学术思想，一直没有离开为救亡图强与国计民生的大计之ใ关系。在明代末期，作为中国文化主流之一的儒家理学的学术思想，随着历史的演变，和满清的入关，就强烈地促为ฦ国家民族救亡图强而产生的革新思潮。再由á十九世纪末期而到เ现阶段，时移世易，虽然是处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撞激的时期，但无论新的思想和旧的学术，仍然都是为ฦ救亡图强而努力。即如现代青年思想的矛盾，与情绪烦闷的情况，从大的方向来说，也都与此有关，并不例外。
3乾ດ嘉ล以后与龚定盦思想的关系
2东西文化的“爱”和“孝”
与此相对的，作为ฦ现代子女的中国青少年们，对于固有传统的“孝道”，必须ี了解它便是“爱”的延伸，和“爱”的反应。因为大家只从表面去看西方的文化，只看见他们做父母的对子女尽心尽力地付出“爱”，并没有像中ณ国人一样抱着“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心理和目的。所以他们的老年父母，老无所归，“不亡以待尽”地伶仃彳亍以等死的情景，触目皆是。其实，这是西方文化制度和社会习惯上的最大漏洞，并非是西方人在根本的人性上就缺乏“孝”心、缺乏“爱”父母之心。据我所知以及所接触到的欧、美人士，当然包括青年人，他们思念父母之情，绝不亚于东方的“孝”心。他们在谈话中，也时常流露出思归与惦念父母家人的情怀。最近有一位法国学生，回国以后来信向我诉说，因为老年父母有意见，闹离婚，使他内心有无比的痛苦，他因此而生了严å重的肠胃病。谁说在西方文化的教育之下，便缺乏了“孝心”？只能ม说他们缺乏了“孝道”的具体精神和制度而已。
日本的留学生回国以后，便出现了日本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明治维新。由此，促使日本跃登列强的地位。中ณ国的青年呢？在清朝的腐败残局中ณ，许多回国的人才，除了少数在洋务衙门行走以外，别外还有的，只有在洋行买办这一行中，自展抱负而已。当然，这不是当年中ณ国青年们的过错，这是中国历史悲剧的一面。由此悲愤而化为国民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的力量。
而当时的中国呢？恰与日本相反。在政治方แ面，始终存在着将近三百年来的民族问题，以及清廷末代万难收拾的腐败政局。在学术思想上，五千年来的文化，远有儒、墨、道与诸子百家的汪洋浩瀚，各宗所是，互争长短。近有儒、释、道与东西方新า旧文化的交流比较，莫衷一是。尤其正当三百年来民族革命改变历史的关节上，盲目地直接承受法国式的革命思想，舍己之ใ所长而取其糟粕。甚之，唯恐革之不尽，致使在学术思想上，缺乏重心而呈一片混乱ກ。至于国家士气方แ面，由明末清初三、四百年来，无论朝野上下，都对一本小说——《三国演义》，深植了浓厚的感情和兴趣。由桃园三结义แ而到单枪匹马，纵横天下，割据城池，自我英雄的崇拜，配上拿破仑式的戏剧性思想，便造成保皇、复辟、称王称帝以及一连串北洋军阀的历史悲剧。由á此而有国父遗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由此而有德、日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的抗日战争。只因日本一念之差，毁了中国，也毁了整个ฐ东方แ的文化。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事实，拿我们国家的现代史，与日本、苏联的现代史来比，你说，谁应该负这个责任呢？“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
近世和现代的青少年们和过去的人们一样，最喜欢憧憬ä已往历史的口号。在西方文化中，动辄提到เ欧洲的“文艺复兴”；在中国则ท经常提出“五四运动”。其实，历史的往事过去以后，剩余的陈迹残留在人们的脑แ子里，便形成一个笼统的观念。除了真正的历史学家，肯用心分析历史上的前因后果以外，大多数的人，都是模糊不清，随便引用它似是而非的观念，借题挥而已。
三另一路反现实的思想，便是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由丹麦医生契尔伽德kierkegard，研究神学及哲学的结果。他认为ฦ机械文明桎梏了人性，为了要拯救世人跳出机械文明的疯狂病态之中，便倡言存在主义的思想。不幸的是，他的学说，不但救不了人类，而且也不能自救，结果未及中年，便忧郁而死。可是尚未成熟ງ的存在主义，却同弗洛伊德freud的性心理学一样，不久即风靡欧洲，又普及于全世界，影响青年们的思想和心理，外不足以救世，内不足以自救。它所产生的反作用，使有些人们把自我陶醉和自私、狭隘的心理思想，号称哲学。
古国治谨志
如果是以读书考功名的，一开始，就很可能是读《论语》，其次《孟子》，其次《中庸》，其次《大学》。由六岁到เ九岁之间，关于以上所列的四书，必须ี要背诵得滚瓜烂熟ງ，以备应考“童子试”的初步考试。至于《幼学琼林》、《千家诗》、《唐诗三百》等，也是应读的课外读物，而且都须要背诵熟练，以备不时之ใ需。当时读书注重“背诵”，所以便养成读书人“朗诵”的工夫和本领，有腔有调，合板合拍，等于唱戏或唱歌一样的有趣。至于书本，像《启蒙》学生所用的二十篇《论语》等，虽然都是木板墨印，但是都有一篇一篇的散卖的薄本，即使撕烂了或墨涂坏了，还可以再买一篇回来。
如果只以读书认字为目的，一开始，便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增广昔时贤文》等等，各随所便，并不是规定一律。
因此，有些学生多的“家塾”，每天早ຉ上，老师各个分别的圈点教读了每个不同的书本以后，不管你懂不懂得意义，便由学生们自己去念读“背诵”，之乎者也，哄堂叫读，不亦乐乎。从前有人描述“家塾”的散漫情形，便作过一打油诗，记述当时的实况，如云：
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放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百家姓》。天地玄黄宇宙洪《千字文》。《三字经》完翻《鉴略》《通监史略》。《千家诗》毕念《神童》《神童诗》。其中ณ有个聪明者，一日三行读《大》《大学》《中》《中庸》。
至于吟诗作对，那是“蒙”两三年后的必修功课。开始先学对对，初由一字一对，再慢慢地到达长篇长对。因此，李笠翁所著的《对韵》：“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芎。雷隐隐。雾濛濛。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霁晚霞红。牛女二星河左ุ右。参商两曜斗西东。十月边塞，飒飒寒霜惊戍旅。三冬江上，漫漫朔雪冷渔翁。”等，便是当时学习韵对的范本。到了《四书》读完，大约十几岁的年龄，学会作诗，那是并不太难的事。至于是否能够作得好诗，却是另一问题。总之，当时把吟诗作对与读书作文章，完全连在一起，因为从童子试的“考童生”开始，作诗是必须的一手绝活，等于现在考试中的英文，非要你学会不可。我们当时在十二、三岁便会作诗，那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后来我碰到เ很多位前清遗老，所谓“秀才”与“举人”的老先生们，到老仍然作不出真有才气的诗，那也是司空见惯的常事。这正如赵翼所说：“到เ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一点不错。
4写字的“启蒙”
讲到“启蒙”时期的写字，更为有趣。起初开始练习写字，便要“描红”。那是在一张白纸上印好红字，用毛笔蘸墨去填写。一个ฐ六、七岁的小学生，连拿毛笔是怎样的拿，都不清楚，马上就要“描红”写字，真也是件不容易的事。于是老师和大人们，往往便为ฦ你“把笔”练习用自己的手握在学生的手上，帮他写字，那时开始“描红”的纸上，所写的红字并不太好，但是却是具有传统文化的历史权威的一词句，从宋代开始，便一直为“启蒙”入学时期的小学生们所应用，它的内容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也。”这意义似通非通的词句，将近千年以来，应用得非常广泛。距今四十年前，我碰到一位学道术的人，他会画ฑ符念咒，大家都说他神通广大，法术无边。后来我和他接近以后，才知道他出卖的风云雷雨，完全靠一个很有效验的咒子。你说那ว是什么咒呢？原来他翻复所念的，便是这《上大人》。也等于另有一派专门替人画ฑ符念咒治病的术士，他们口中ณ念念有词的，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一章，你说可笑不可笑。
学写字，先“描红”，还不错。有的穷苦学生，连“描红”的《上大人》也买不起，只用一块木板，漆成黑白两ä面，用毛笔蘸墨在白色的一面上学写字。等到老师看不见时，便用一堆墨倒在白板上，用嘴吹它一口气，再来用指头东抹西画一番，便会变出一幅很有趣的画面，山水人物、虫鱼花鸟都有。所以我常常想到当时那些小同学的影像画，真够前进，也真够“抽象”，如果拿到现在来，一定是最时髦的作品。但是我们当时在“家塾”里的同学们，却并不时髦，因为ฦ大家书包里，都带着毛笔、墨、砚台和书本，在“家塾”里读了一天的书，东画ฑ西画，每个ฐ人的手上、脸上、嘴上，都涂ิ抹得一塌糊涂，都自勾成一个像京戏里丑角的面孔。
5塾师和家塾
讲到“家塾”，我们顾名思义，一定都设在某一个人的家里啰？其实，并不尽然，除了殷实的富户人家，或者世代书香之后，可以有空房子，专门设立“家塾”，供子弟们读书以外，大多数的农村社会，都做不到เ有这样好的教育环境。所以多数的“家塾”，多半设立在某某宗祠的“祠堂”或寺庙里。因为ฦ这些地方แ，比较清静宽广，学生们还有活动的余地，荡秋千、踢毽子、叠罗汉、打小小的群架，那也是常有的事。但在偏僻地方的三家村里的“家塾”，情形又当别论。在此，我要声明，为什么เ一直要称它作“家塾”，却不用“私塾”的名称呢？因为“私塾”是在民国成立以后，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对于过去私家设立的“家塾”，依法称它为“私塾”。事实上，在六十年前后的“家塾”，并无所谓公立或私立的严å格差别。
至于担任“家塾”里教书的老师，说来真有无限的感慨。同时，也可因此而为古今中外从事教学的先生们同下一掬伤心而凄凉的泪水。大概我们都知道过去私家教学的风格和习惯，凡是讲到家里教书先生的代名词，叫做“西席”。老师们称呼主人的雅号，叫做“东主”或“东翁”。除了一般已๐经有了初步功名成就的子弟，再请一位有学问或有功名的“西席”先生来家专门教读以外。其他一般“家塾”所请的老师，不是落第的书生，便是穷而无奈的酸丁。表面上虽然表示尊敬，实际上，并不受一般社会所重视。他们生活的刻苦，以及报酬待遇的菲薄，真是不堪想象。那时，并非以月薪计算报酬，只是以年节计算实物，或者加上当时极其少数的货币银两或银洋，一年辛苦所得，也仅得温饱而已。至于以此养家活口，那ว就苦不堪言了。所谓“命薄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做先生”的感慨，都是这种情况中所产生的悲哀。可是话说回来，碰到有些“冬烘”迂腐的学究，实在也会使人觉得“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可厌。凡事总有正反不同的两面道理，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大体说来。当时多数的教书先生们，一言以蔽之，都在“清苦”中度过他的一生。所以清代的名士郑板桥燮，在他没有考取功名以前，也曾经做过教书先生，他便写过一足为千秋后世同声一叹的名诗，如云：
教读原来是下流，傍人门户过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而今幸作青云客，遮却当年一半羞。
又相传光绪时，有李森庐者，以教读为业，某年岁除，不能归，作诗寄其妻云：“今年馆事太清平，新旧ງ生徒只数人。寄语贤妻休盼望，想钱还帐莫劳神。”“我命从来实可怜，一双赤手砚为田。今年恰似逢干旱，只半收成莫怨天。”现在教书先生的情形，虽然没有完全像这样的惨痛，但是以“舌耕”为务的人，比较一般从事有关工商职业的，在物质生活的享乐上，到เ底还有很大的差距。过去是“一席青毡”，罚坐在冷板凳上。现在是一张聘约，罚站在冷柜台。况且一校一系一派，无形中ณ各自形成圈圈，清儒童二树所谓：“左圈右圈圈不了，不知圈了有多少？而今跳出圈圈外，恐被圈圈圈到เ老。”古今中外，同此一例，这也正是人类思想和心理的一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