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自由主义แ思想的文艺家，在对内关系方面的第一个ฐ错误，就是不具体分析中ณ国内战双方各自所代表的不同阶级利益，统称之为“自相残杀”、“民族自杀”、“自杀性的内战”，而一概加以反对。沈从文说：“在目前局势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又称“主要的矛盾方แ面”。矛盾双方中，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情况中，凡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注：《从现实学习二》，天津《大公报》，1้94๒6年1้1้月10日如何用文学来促进这种“民族自杀悲剧ຕ”的结束呢？答曰：“这条路就必然是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า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在这种憧憬ä中ณ，以及憧憬扩大努力中，一个国家的新生，进步与繁荣，也会慢慢来到人间的！”注：《从现实学习二》，天津《大公报》，1946年11้月10日“中间路线”的倡导者认为ฦ一切“武力”和“主义”都是不好的，他们这些“夹于左右红白之间”的人物，“默祷着红白迟早合龙”注：《自由主ว义者的信念》，上海《大公报》，1้9๗4๒8年1月8日。这种言论表面公允，但在解放军大举反攻，节节胜利ำ，国民党反动派分崩离析，败局已定的当口，实行起着阴碍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作用。郭沫若指出：“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ว种作品，倾向，和提倡。”注：《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๖年3๑月1日胡绳也认为ฦ，在当时鼓吹“第三条道路”只会“损害新势力和新中国在人民中的信心而给旧中ณ国统治者寻觅苟存的罅隙”。胡绳还针对自由主义者把共产党与国民党、解放区与国统区等量齐观的错误思想，说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是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民当家作主ว的新天地，共产党是跟国民党根本不同的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在今日的解放区，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存在着人民的自由与平等，——因为ฦ把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机构彻底扫清，所以有了政治自由；又因为彻底实际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所以有了经济平等。事实可使人们看到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并不是在企图着象二十年来的国民党一样地对抗着人民意志而‘稳握政权’，相反的，它将把自己党的每一件工作和每一个ฐ党员摆在人民大众的监视与审查之ใ下，如同它现在已经在解放区内所做着的一样。”注：《为谁“填土”？为ฦ谁“工作”？》，《华商报》，194๒8๖年2月22日
民主个人主义者或带有自由á主ว义色彩的人们，不仅在对内关系方面有许多错误主ว张，而且在对外关系方面也发表了一些错误意见。他们崇信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ๆ，也即是反对任何一党专政”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诸子百家见“历史”中的“诸子百家”。，上海《大公报》，194๒8年1月8๖日。例如《红毛长谈》一文，“以欧人冷静眼光看中国时事”，既指责国民党，又指责共产党，既谴责美国，也谴责苏联，表明作者“系民主政治之忠实信徒”注：《红毛长谈》，天津《大公报》，19๗46年8月5日。《吾家有个夜哭郎》把我国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劳动人民，描写成摇篮里躺着的“一具又黄又瘦，满身伤痕的可怜娃娃ใ”，认为“眼前的根本问题是奶汁，奶汁，更多的奶汁。谁喂也罢，只要奶喂的够勤，不掺石灰，不总给橡皮奶头吮！注：《吾家有个夜哭郎》，天津《大公报》，19๗4๒7๕年11月7日当时，美帝国主义แ把对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友谊”，妄图在“援助”的幌子下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这种有奶便是娘的观点，反映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软弱性、动摇性，客观上投合了美帝ຓ国主义แ侵华政策的需要。革命文艺工ื作者分析了这种思想的危害，指出：“四万万五千万子民都被看成‘夜哭的娃娃’”，这种作品只会起“麻醉读者的作用”注：郭沫若文章见《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文艺的新方向》，19๗48年3月1้日。
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文艺创作与理论主ว张，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呢？除了客观社会环境的恶劣之ใ外，还应该从作家的主观方面找出原因：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们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属于被压迫阶级，所以有和劳动人民结合的可能ม原因，以为这种本性或原因是一种超自然的神，以神的观念，但另一方面，未经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生活、思想各方面和劳动人民是有距离的。小资产阶级经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熬煎，“就在一方แ面表现为消极低沉的情绪，另一方แ面表现为急躁的追求心理。这两种倾向都表现于文艺创作中ณ，而后一倾向特别表现于文艺理论上面，形成一种‘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论”。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历史证明，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与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具有原则的区别，不进行认真改造，就不可能对文艺运动中产生的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就是周恩来同志所以要建议文艺界共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原因。
在学习《讲话》、并以《讲话》精神指导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同时，解放区产生的许多优秀文艺作品，也陆续传入到国统区。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从延安飞返重庆，“秧歌剧ຕ之到重庆后，又认为“知轻行重”，“知行相须”。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注：郭沫若：《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新文化》第3๑卷第1้、2期合刊，194๒7年1月14日一九四五年一至二月，《新华日报》社为庆祝该报创办七周年和欢度春节，先后举ะ办过两次秧歌晚会，演出了《兄妹开荒》、《军民联欢》、《牛永贵受伤》、《一朵红花》。这些来自解放区的小型秧歌舞剧在重庆演出，使广大观众耳目一新า，别开生面。接着，《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吕梁英雄传》、《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等解放区的优秀文艺作品，也相继传入国统区。国统区作家称赞解放区的文艺作品反映了“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า的感情，新的文化”注：郭沫若：《〈板话〉及其他》，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19๗46年8月1้6日，认为这些作品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解放区以外的足资借镜”注：茅盾：《论赵树理的小说》，《文萃》第2年第10่期，194๒6๔年1้2月。他们还从解放区新型文艺的出现领悟到文艺创作的正确道路：只有深入工农，改造思想，获取源泉，才能创造出为ฦ人民所喜爱的文艺。国统区和解放区虽然环境、任务有所不同，但国统区作家积极从《讲话》和在《讲话》指引下产生的文艺作品中吸取营养，用以推进国统区文艺运动，毕竟“开始了若干在毛泽东文艺新方向的影响之下的和人民大众结合的努力。”注：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农村阶级斗ç争内在的原因对党的领导作用揭示得十分深刻。作者一方แ面强调指出：没有工作组和县宣传部长章品代表的党的领导，暖水屯不可能开展土改斗争并取得胜利ำ。另一方面又深刻๑指出：党的领导只有通过农民内在的解放要求及其本身力量的成长，只有和农民的斗争紧密结合，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作者有鉴于此，对工作组的作用写得恰如其分想支柱——宗教。但蔑视人民群众，强调只有象他们那样的，甚至较多地写了工作组负责人文采身上存在的知识分子某些坏习气，如脱离群众，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等。对工作组其他两ä名成员杨亮、胡立功既写了他们能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也写了他们缺少经验，理论水平较差。对县宣传部长章品也同样如此，作者虽怀着敬意写他怎样深入群众，受到群众欢迎，又是怎样敏锐果断，既深刻理解党的政策，又具体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然而并没有把他写成超现实的英雄，甚至还写了他外表上的几分稚气。正是这样一个平凡而又可信的工作组，经过本身的思想整顿，更好地理解和贯彻了党的政策，更好地了解了实际情况和群众要求，终于和农民群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很快打开了局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小说以生动的形象辩证地说明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党怎样在土改斗ç争中ณ起着领导的作用。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存在一些缺点。首先是黑妮写得不够扎实。无可否认，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可能存在的，作品也写得比较活泼生动，能够引起人们同情，但对于她性格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基础则表现得不够。作者没有充分写出这号人物的性格和周围环境、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因而让人多少感到她是游离于现实斗争之外大美而不言”，认为ฦ自然本身最为ฦ美；又借“庖丁解牛”之寓，面貌不够清楚。其次，作品的语言总的说来十分生动形象，作者也努力学习劳动人民的语言，但有些地方特别是描写人物心理时仍然有一些知识分子的语言，不够口语化和大众化。据作者说：小说的写作计划一再变动，在写作过程中，对原来的安排作了“压缩”，有些地方写到后来“没有把问题发展开去”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在前边》。由此产生的有些情节显得匆促，有些描写不够丰ถ满的痕迹，也是可以感觉得到的。然而总的来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愧为ฦ一部反映土改斗争的优秀作品，它在艺术上的成功标明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长篇小说创作达到เ的新高度——
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描写太行山区一个村庄从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战胜利近二十年间所发生的变化，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描写阎锡山统治下山西政局的动荡，以及对于农民生活造成的影响。作品开头的诉讼场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农村仍然保持着极端黑暗的封建统治。铁锁一家的不幸遭遇表明农民在苦难深渊中的挣扎。李家庄的恶霸地主李如珍，是阎锡山反动政权的社会支柱，蒋冯阎战争中他的势力有了发展，结果加速了农村破产。铁锁流落城市，成了手工业工ื人，开始接受党的影响。特别在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党利ำ用合法斗争启发农民的觉悟，农民与汉奸封建势力的斗争有了发展。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对共产党员和广大农民实行血腥屠杀。在血的教训下，铁锁等进一步觉悟了，最终走上了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小说的高氵朝是农民与地主两ä个阶级的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从“血染龙王庙”的大血案，到เ农民群众怀着深仇在大恨惩处李如珍，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ำ。作品从沉重的封建压迫写起，描写了一系列事件，最后是激动人心的踊跃参军的场面，生动地表现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经过斗争、失败、再斗ç争、再失败，直到เ胜利的过程。书中描写了各阶级的许多人物，塑造了铁锁、冷元、白狗等一批反抗的农民形象。其中写得最充分的是铁锁。作品描写了他在革命低潮、高氵朝几个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他受李如珍经济、政治上的几重压迫，对于不公的世道有过怀疑和不满，心存翻身复仇的愿望。正当他寻找出路而不得时，遇到了共产党员小常。党启发了他的阶级觉悟，此后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铁锁从一个有自发反抗要求的农民，在党的教育下，逐步变成自觉的阶级战士，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运动面貌的根本变化。他的道路很有典型意义แ。但《李家庄的变迁》下半部过程发展得过于匆促，人物形象塑造不力，铁ກ锁参加革命后的性格刻划不够，面貌模糊，因而影响了这一形象的完整性。其他人物的塑造也有类似的缺点。这使《李家庄的变迁》未能ม达到更高的艺术成就。
对于农村生活和农民心理真切深入的理解，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使赵树理的作品表现的是当时人们所普遍关切之事。他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注：《也算经验》、《赵树理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他写《李有才板话》，是因为“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แ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ว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注：《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三复集》，作家出版社ุ196๔2๐年版为了防止土改运动中，群众未充分发动之ใ前，流氓坏分子混入干部队伍以及少数当权干部容易变坏，他写了《邪不压正》“使土改中ณ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注：《关于〈邪ิ不压正〉》，载《人民日报》19๗5๓0年1月15日。他的作品的主ว题思想常常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但并不是政治概念的没有艺术生命的图解。赵树理的小说，描写也广大农民与封建地主的矛盾。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占主ว导地位，党对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赵树理却已敏锐地抓住阶级斗ç争尖锐性、复杂性的问题，在一些作品中ณ描写了这种斗ç争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同时，赵树理还比较充分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生活的变革，即在解决了政权问题之ใ后，对旧农村社会的改造。他描写了人的地位、人的思想和家庭内部ຖ关系的变化。在《小二黑结婚》、《孟祥英翻身》、《福贵》、《传家宝》等作品中ณ，他相当深刻๑地描写了宗族、家庭中长幼关系、婚姻ี关系、婆媳关系等矛盾的演变。这些描写，反映了新民主主义แ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并且表现了一个新า时代、新า天地的诞生。越树理并不回避矛盾，敢于接触生活中的问题和落后面。他认为ฦ只有展现阎恒元的全套阴谋诡计和老槐树下受压迫者继续受压的真实状况，才能与“模范村”的称号形成强烈的对照，从而揭露主ว观主义、脱离群众的严重危害。只有写活了二诸葛、三仙姑，才能使人们从他们的愚昧麻木中，加深对改变封建旧习俗的严重性、迫切性的认识。在新旧两种力量的对比中ณ，赵树理在进步的一方แ加上了政权的力量，使矛盾最终向积极的方面转化。他认为当时群众尚未充分发动，亟需民主政权的支持，现实生活中ณ矛盾的解决一般都是这样的。他不愿为了激化矛盾而改变构思，而是按照他所看到的生活的本来面目安排情节。中国的封建社会有过漫长的历史，小生产方แ式的影响更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ฐ方面，特别是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普遍存在，在作为劳动者的贫苦农民的心灵中，也留下很深的印记。中国农村的民主改革，必然是复杂曲折的，充满了从你死我活的流血斗ç争到内心深处的微妙波动的各种矛盾冲突。赵树理以其细致生动的笔触，充分地刻划了这些变化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แ上说，他的小说是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中ณ的中国农村社会的一面镜子。
你的简陋的田园，
它比，
集镇观道士庙，
揭开石板看，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á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ງ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ຕ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逼上梁山》等新编京剧的成功，掀起了改革京剧的热潮。仅以当时的延安而言，战卫部自编自演了《战北原》、《史可法》、《恶虎村》等剧，八路军留守处政治部ຖ也上演《保卫边区》、《阎家坪》。后来，各地还相继演出《中ณ山狼》、《进长安》、《红娘子》、《九宫山》等新า京剧。这些剧目中，多数是新编历史剧，但也已经有了现代题材的作品。经过这番改革，终于将京剧这样古老的剧种，从严å格的、已经定型了的程式中解放出来，使之能够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为京剧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这些剧作普遍具有朴素า、明快、生气勃勃的特色，都能较好地保持和发扬秧歌作为农民创造的民间艺术所具有的刚健、清新的长处。许多作品还含有幽默的意味和喜剧的情调。语言生动活泼，有的采用富有节奏和韵律的快板，增加了音乐感。剧情一般都比较简单，有时只是通过两三个人物的说唱歌舞等，但这些都是人给予的，先验的。空间性和时间性是感性，渲染一种红火的气氛，勾勒一幅欢乐的画面，表达一种健康的情趣，却同样回荡着生活的激流。怀着强烈的感情歌唱新า的生活和劳动人民，即使对于消极现象的落后分子，也都努力表现他们向积极前进方面转化——对于生活的充沛热情和坚定信心，使这些作品具有一股淳朴然而强烈的艺术魅力。秧歌剧ຕ本来是一种比较地不受繁琐僵化的表演程式束缚的戏曲形式，能够比较容易地用来反映新的生活。有些新า秧歌剧，几乎就是拿旧秧歌的剧ຕ本作躯壳来改编，就能ม表现新า主题新内容。这种做法，在群众创作中ณ相当普遍，如《钉ล缸》和《小姑贤》。有的作品注意保持发挥秧歌的既歌又舞的特点，以此为主，如《夫妻识字》马可作和《栽树》贺敬之ใ作等。但更多的剧作者，从其他剧种吸取了不少因素า融入自己的作品。有些专业作家原是写作话剧的，他们编写的秧歌剧往往带有较多的话剧色彩，对话占了很大的比重。由于新秧歌反映的生活，比原先那种闭塞的、相互隔绝的农村环境里的沉滞单调的生活，远为复杂丰富，因此，表现方式上的这些改变，正是适应内容变化的需要的。
战斗剧ຕ社的《刘胡兰》又名《女英雄刘胡兰》，魏风、刘ถ莲池、朱丹、严寄洲、董小吾编剧，是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年仅十七岁的农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为了严守党的机密，壮烈牺牲的事迹在解放区传开以后主义和法国萨特等强调主ว体创造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就搜集素材，写出初ม稿，很快公演了。以后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作过多次重大修改。剧作者最初主要想表彰刘ถ胡兰的革命气节，初ม稿集中描绘她从容就义แ的经过。随后，增添了烈士生前的支前等革命活动。这样的补充，不只比较全面地表现出刘ถ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而且由于较为丰富地塑造了她的形象，后来的牺牲也就能够激起观众更为强烈的悲愤和崇敬。剧本根据观众的要求，增写了解放军击毙杀害烈士的凶手的场面，使作品在振奋人心的气氛中结束。由á于刘ถ胡兰烈士的事迹，典型地反映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和英雄气概，反映了解放区军民不惜牺牲一切迎接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ำ的战斗ç精神，同时也突出地暴露了垂死挣扎的反动派的凶残；虽然剧本比较粗糙，仍然具有惊心动魄的强烈效果。“彭德怀副总司令看过《刘胡兰》后，号召各个部队剧ຕ团排演它，大量在部队中演出，以教育部队。”注：莲池：《写在〈刘胡兰〉前面》在部队演出时，战士们普遍地提出“为刘胡兰报仇”，“和刘胡兰比骨头”的口号，有力地鼓舞了斗志。
这段话对于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防止把政治理解得过于狭隘、过于机械，《讲话》又特意说明文艺所应该服从的是“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这里说的“一定革命时期”，是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是指这个历史时期革命斗ç争的总任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是从属于整个历史阶段的革命需要，而不应该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配合当时当地的某项具体政策或某项具体工ื作任务。因为ฦ，正是“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反映了一定时期的事物发展规律和实际斗争需要，体现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不仅是全党的而且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的行动纲领ๆ和奋斗目标。作为ฦ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ຖ分的革命文艺，只有为一定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服务，才会有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才能ม有效地发挥它的战斗作用。
列ต宁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曾提出过这样的主张：“把文学批评也同党的工ื作，同领导全党的工ื作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注：《给阿·马·高尔基》，《列ต宁全集》第34卷第387๕页。毛泽东同志则进一步认为；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文艺批评应该发展”。他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ฐ是艺术标准。”在抗日战争时期，“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根据文艺史上出现过的无数事实，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概括出这样一条规律：“任何阶级社会中ณ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一些文艺家，出于种种原因，也曾标榜“艺术至上”或“艺术第一”，而实际上，也他们衡量艺术作品也还总是有意无意、或明或暗地把自己的政治思想标准放在首位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แ，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周立波的报告文学集有《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共收报告、通讯二十六篇。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至第二年二月，作者和一位同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美国军事观察家伊凡斯一道，从晋中ณ出发，经晋北、冀北、晋西再返晋中ณ和历史的东西的统一。但始终把“绝对精神”作为自己้哲学，历时五十余天，印象记写的就是这次长途旅行的经历。它记述细密，质朴，又明白畅晓。由于作者深入战地生活，选取的材料生动、新颖，许多篇章能ม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北冶里夜谈》通过作者、伊凡斯与一位八路军支队长的夜谈，揭露了日寇用香烟中放毒的手段，破坏中国和英美友人的关系。夜谈的地点恰好是三十八年前入侵的八国联军到过的地方，一个ฐ侵略兵在方แ桌上刻下的名字还隐约可见，而现在，中ณ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已经结成了反法西斯的强大统一战线，显示了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徐海ร东将军》是几篇人物特写中较好的一篇，它记述了从“普通的湖北孝感窑工”到เ“使敌人胆战的名将”徐海ร东的事迹，对他的“工人的坦白、纯厚、和穆”的性格和“抗日高于一切”的革命情怀，刻划得相当真实、深刻。用邓ฑ拓同志的话当作题目的《“他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以深入采访的事实，澄清了关于五台山和尚和喇嘛在抗战中通敌的种种谣传，记述了这些“出家人”迫切要求抗日的积极行动，表明团结不同宗教信仰者，尽可能ม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重要性。书中曾引用法国朋友古久列的话：“民族的精神，我们的英勇的中国同志多年以来所号召的联合战线的精神，在侵略๓者之ใ前突然奋张起来，成为一道新的、近代中国的长城。”作者深入长城附近地区所写的这本“印象记”，就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边区军民所构成的“新的长城”的伟大作用。
与报告文学一起被称作“文学轻骑”的杂文、随笔，虽然在抗战初年不如通讯、报告那样活跃，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许多杂文作者继承了左翼文艺运动以来杂文写作的战斗ç传统，针ฤ砭时弊，揭露侵略๓者的残暴与不义以为，三代之世，天理流行，行王道之ใ治；三代以后，人欲，揭露国统区现实的黑暗，歌颂进步的、革命的力量，展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为团结抗战尽了历史的责任。尤其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无论在“孤岛”的上海ร，还是在大后方的桂林、重庆，杂文的写作一度曾出现颇为繁荣的局面。各个作者在艺术上也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这时期在历史剧方面取得成就的作家，还有阳翰笙、欧阳予倩和阿英等。
剧中演出的“杨韦事变”，使观众和读者自然地联想到刚刚发生的皖南事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柱石；而阴谋“聚歼”新四军军部的国民党反动派，不是同韦昌辉十分相似么เ？在那日本侵略者大敌当前的关头，正是他们这帮顽因势力，不顾民族大义，不仅腐化堕落，贪脏枉法，陷人民于水火，而且策划阴谋，诱杀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因此，这个历史剧的演出，也曾引起强烈反响，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的反动实质，鞭挞他们反共卖国的滔天罪行，起了很大的政治作用。杨秀清对韦昌辉的斥责，体现了周恩来同志“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诗意，表达了党和人民的义แ愤；洪宣娇的忏悔，对那些被利用者和受蒙蔽者的悔悟，也不是没有启迪作用的。不过，剧ຕ本贯穿的爱情纠葛，有些过于突出和夸张，多少削弱了所要表现的主题。作者后来解释过，那是为了通过“审查关”不得已加上的“一番渲染”注：阳翰笙：《〈阳翰笙剧作选〉后记》。
这些诗歌反映了现实的生活斗争，包含着向上的思想内容，它们既不同于那些抗战口号的空洞的喊叫，更反对了逃避现实斗争的艺术的陶醉，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
现在他开始了，
这时期以上海“孤岛”为中心的华东非沦陷区的进步文艺运动也比较活跃。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ร四周沦陷后，一度蓬ศ勃兴起的抗日救亡文艺运动，逐渐地处于停滞状态，开始了重心的转移，大批的文艺工作者去内地、前线或各个ฐ抗日民主根据地。但是，上海的抗日文艺活动并没有停止。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变”爆发以前长达四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留แ在上海的一批进步作家和爱国的文化工作者，团结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周围，利用英法等国的“租界”这个特殊环境，继续开展各种公开和隐蔽的抗日文艺活动。这就是人们习惯地称呼的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运动。他们利用戏剧ຕ舞台和进步报刊，在敌、伪、顽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坚持抗日爱国宣传和对敌斗ç争，发表了一批爱国的进步的文艺作品，出版了《鲁迅全集》、《鲁迅三十年集》和方志敏、瞿秋白的著译，翻译了斯诺介绍延安革命根据地抗日斗争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ณ国》。他们对于日本帝ຓ国主义拳养的汉奸文人，以“奴化教育”和色情内容为特色的“大东亚文学”与“和平文学”，展开了批判ศ曾发表《文化界反色情文化宣言》；还大力推动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和动员了一批有爱国心的文艺工作者，包括一部分戏曲工ื作者和民间艺人等，采取各种灵活的形式，与敌、伪、顽势力进行斗争。在皖南事变之前，上海ร“孤岛”的进步文艺运动曾经相当活跃。戏剧活动是当时比较兴旺，取得显著成效的一个方面。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充分利用戏剧舞台，通过话剧ຕ、历史剧、外国进步戏剧，以及各种改编旧剧ຕ和民间戏曲等，宣传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表现抗击外敌侵略的民族英雄，起到了振奋人心的教育作用。于伶的《夜上海》、《花溅泪》和历史剧《大明英烈传》，阿英钱杏村的历史剧《明末遗恨》后更名《碧血花》，李健吾翻译的《爱与死之搏斗ç》罗曼罗兰著等相继上演，在当时吸引了大批观众，发挥了广泛的政治影响。杂文创作也在“孤岛”风行一时。在这个特殊环境里，杂文是进行对敌斗ç争，揭露与讽刺๐黑暗现实的有力武器。以发表杂文为主的刊物有《杂文丛刊》，以及《鲁迅风》和报纸副刊如《译报》的《爝火》、《大家谈》，《文汇报》的《世纪风》，《导报》的《晨钟็》等。由á《文汇报》出版的六作家杂文合集《边鼓集》，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杂文的大量涌现，引起了敌伪方面的注意，一些汉奸文人乘๖机进行攻击和歪曲，企图削弱它的影响和战斗作用。进步文艺界ศ内部ຖ对于此时此地杂文的作用也有不同的认识。在巴人王任叔与阿英之ใ间曾经引起一场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论争。进步文艺界在稍后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里，统一思想认识，肯定了杂文是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同时，对汉奸文人的攻击和歪曲，给予有力的驳斥。
总起来说，抗战前期以进步作家为骨干的文艺运动，发扬了“五四”以来新า文学为ฦ民族民主革命服务的优良传统，扩大了文艺界ศ统一战线的范围，在日寇侵略和蒋党压迫的异常艰苦的环境中ณ向前发展，较好地配合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作家用自己้的笔为ฦ武器，从各个角度描绘了这场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揭露了侵略者的野蛮残暴，歌颂了人民浴ภ血苦战和顽强不屈，也鞭打了阻碍全民抗战的种种黑暗事物。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了，部ຖ分作家并且和人民群众得到了初步的结合，有些作家甚至在前线或敌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丘东平、蒋弼、高咏、蒲风、陆蠡，抗战后期牺牲的还有陈辉、郁达夫等。当然，抗战前期文艺运动中并不是没有缺点、错误，正象郭沫若、茅盾分别指出的：“有一部ຖ分人在某些阶级上又忽略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原则斗争和严å肃批评，产生了右倾的偏向”注；分别见郭沫若：《为ฦ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๑8页、第57页。此外，荃麟在香港写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中，也表示了相似的看法；“也曾出现过由于强调抗日战争中ณ的民族观点而比较忽略了阶级观点的思想倾向。”注；分别见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ç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๑8页、第57页。此外，荃麟在香港写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中，也表示了相似的看法在文艺创作上，出现了少量美化国民党，寄幻想于“国军”，歌颂国民党上层人物的作品。这种情况的造成，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多样，但受到抗战初期担任中ณ共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右倾路线的干扰，则是其中的一个ฐ重要原因。后来，在周恩来同志关怀和指导下，进步文艺界ศ终于认识和克服了这一毛病，使抗战文艺运动沿着健康正确的道路阔步前进——
为着我们的工作离开了你和她！
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通过农民反对修筑公路的斗争，比较真切地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和共产党领ๆ导的农村革命的深入。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攻革命根据地，侵占农民的土地修筑公路。王家庄上爆发了“我们爱护土地”、“我们不能ม白白饿死”、“我们要打破一切身上的铁ກ锁”的愤怒呼声。他们
月光冒哩有星子，星子落哩天大光。
阳雀一叫百花开，红军一到幸福来，
描写无产阶级正面和敌人作斗争的诗很多。其中ณ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在这首诗里，他描写了浩浩é荡荡的正在行进着的工ื人队伍，着的人群，震彻着天宇的口号声，以及“在晨曦中翻飞象队鸽群”的“白的红的五彩纸片”。
一层层一叠叠的纸片，
三幕神话剧《嫦娥奔月》，采用嫦娥奔月的神话，赋以现实斗争的内容。作者说：“‘射日’是抗暴的象征，而‘奔月’是争自由的象征；这其中的经过，又是多么适当地足以代表进步与反动的斗争，一部世界史没有超逾这个范围。”注：《嫦娥奔月·序》剧中写到后羿射日为人民除了害，但他登上皇帝ຓ宝座后转变为大独裁者，强娶民间女子嫦娥为皇后。嫦娥不满于被幽禁的生活，偷吃仙草飞进月宫。逢蒙和吴刚ธ各自代表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嫦娥的父母及三个姊姊，以及受灾与饥饿的人们“代表千载以还，善良的，无辜的，能ม忍耐亦终能反抗的广大的人民。”注：《嫦娥奔月·序》剧ຕ本结尾是逢蒙带领ๆ武装ณ的人民推翻了后羿的独裁统治。剧作者把朴素า美丽的神话同人民反抗强暴的壮丽斗争揉合在一起，反映人民追求自由解放的愿望，富有浪漫主ว义色彩。这两部戏剧都从鲁迅的《故事新า编》吸取了经验。《嫦娥奔月》的第二幕直接采用了《故事新编》中ณ《奔月》的一部分，把嫦娥厌吃“乌鸦肉的炸酱面”的生动描写搬上了舞台。除《捉鬼传》和《嫦娥奔月》外，吴祖光这个时期还写了神话剧ຕ《牛郎织女》、话剧《少年游》，现实意义不及以上两剧，但戏剧效果都较好，演出时受观从欢迎。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在“剿匪”、“戡乱”军事上连遭失败之后，变本加厉地强化了法西斯的政治统治和文化专制，因而国统区进步戏剧活动走入低潮。在剧坛趋于沉寂的日子里，田à汉创作的话剧ຕ《丽人行》先后在无锡、上海、北平、天津、长沙、武汉等地上演，犹如一声春雷，又一次震动了当时的剧坛，充分显示进步戏剧工作者威武不屈的斗ç争意志。
《丽人行》剧ຕ本完成于一九四七年春季。作者巧ู妙地用抗日的题材主ว题表现革命的思想内容。剧本以抗日战争胜利ำ前处于日本帝国主义魔爪蹂躏下的上海为背景，表现三个ฐ不同阶层的青年妇女所经历的曲折生活道路。朴实善良的纱厂女工ื刘金妹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她受过日寇凌辱，全家又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丈夫受流氓残害瞎了眼睛，生活的重担靠她一人挑起。在一切生路断绝后她被迫出卖肉体，但并不能ม改变悲惨的生活处境。她在绝望中ณ走向黄浦江边，终于经革命者救助而得到เ新生。女知识青年梁若英有正义感和爱国心，抗战前同革命者章玉良结了婚，生了女孩贝贝。抗战爆发后丈夫离家从事抗日工ื作，多年没有音讯。梁若英由于生活的重压，又经不起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诱惑，同有金钱而无气节的文化汉奸王仲原同居。几年之后，章玉良由á于地下工ื作需要被调回上海，经组织的协助同梁若英见了面。在这次会面中两ä人一起被日寇逮捕。章玉良在狱中ณ受尽折磨，坚贞不屈。梁若英在章玉良精神鼓舞下也经受住严å刑拷打。两人出狱后，章玉良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女儿贝贝回到生父一边，梁若英思想感情极度矛盾，由于留แ恋舒适的剥削阶级生活，仍然回到了王仲原身边，但王仲原另有新欢，抛弃了梁若英。在绝望中梁若英企图自尽，同刘金妹一样得到党组织的挽救和指引而走上新的道路。女青年李新群是留แ在敌后坚持斗争的地下工作者，同她的丈夫孟南一起，日夜艰辛地为革命而工作，满怀信心地迎接胜利。她热情救助刘ถ金妹，为ฦ章玉良、梁若英出狱而奔走，最后帮助刘金妹、梁若英走上革命大道。剧作者怀着深挚的感情塑造了这三个青年妇女的形象，也刻๑划了革命者章玉良、孟南及党组织领导人刘大哥的形象，谱成了一曲党的地下工ื作者的颂歌，这在当时国统区的戏剧创作以及其他文学作品中ณ都是少见的。剧本打破了话剧通常分幕的结构形式，吸取中ณ国戏曲的经验，根据剧情需要，将全剧分为长短不一的二十一场次，穿插交错地展现了三个ฐ青年女性截然不同的生活场面，又以党领ๆ导下的抗日斗争为主ว线把它们连贯在一起，因而全剧场次虽多，但浑然一体，有条不紊。尽管三个女性形象的塑造仍存在一些缺点，但在田汉的大量戏剧作品中ณ，《丽人行》的思想艺术成就是较高的。《丽人行》的演出正是美帝国主ว义官兵在北平强奸中国女学生激起全国学生抗议运动之后，这部ຖ戏剧ຕ起到明批敌伪、实揭美蒋的战斗作用，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赞扬，也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据阳翰笙回忆，演剧二队在平津演出《丽人行》时，特务们一再下令停演，并且说只要加上“造成这种种罪恶的现象都是‘共匪’的叛乱”这句话戏就可以演下去。“但二队的同志们宁可冒逮捕监禁的危险，誓死也不把这句话加上去。”注：阳翰笙：《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中ณ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263页这充分说明了《丽人行》这个剧本的政治效果和进步戏剧工ื作者的战斗决心。
田汉在解放战争时期除创作《丽ษ人行》外，还组织剧ຕ本《清流万里》即《文化春秋》的创น作。这部歌颂โ艰苦奋斗的中国文化工作者的话剧，由于伶、吴天、徐昌霖、阳翰笙、潘孑农、顾仲彝执笔，田汉负责“总读”和“统一调整”，出版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全剧分三幕六场，从抗战胜利ำ前夕写到胜利后复员到上海。剧中以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江孟群和为ฦ民主教育呕心沥血的教育家邢ฦ益知为中心，描绘了一幅进步文化工作者在苦难的历程中团结奋斗的画面，有一些寓意深刻、感情色采浓烈的场面。但全剧剧情比较平淡而拖沓，戏剧ຕ效果较弱。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特别是一九四八年以后，国民党反动统治日益接近总崩溃，国统区内进步戏剧的出版和演出都被禁止，进步戏剧作品只能ม在解放区或香港发表。宋之的进入解放区以后写作的独幕剧《群猴》和瞿白音在香港发表的独幕剧《南下列ต车》，是这期间鞭挞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戏剧代表作。《群猴》写作于一九四八年，以国民党的伪“国大”选举为背景，把国民党各派系的代表人物集中到某城市一个镇长家里，让他们在舞台上作耍猴式的自我表演。这一伙“书记长”、“主任”、“女国大代表”之流，为了拉选票，戏法耍尽，丑态百出。从“我的妈是她姑母的表姐”、“孔院长的舅父的外阻父的堂房妹子是我姨妈的表姐的姑母”，这样拉亲攀戚到按奇妙逻辑鉴定自己是蒋介石公婆的“小舅子”、“亲儿子”、“亲女儿”，争得脸红耳赤。正当“主任”忽出奇想，高喊“美国人是我的爸爸”而居压倒优势时，下赌注的妙法又出来，从十万元抬到เ二百万，从支票、法币到黄金、美钞，吵得不亦乐乎。然后是互相揭发、谩骂以至扭作一团，打得鼻青眼肿。最后警察出来干预，大家装ณ成耍猴戏。剧ຕ本的现实性很强，虽然尚欠深刻，但对国民党官僚政治的腐败、“民主宪法”的虚假，以及各派系之间的争夺，作了辛辣的讽刺๐，在喜剧ຕ艺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南下列车》写作于一九四八年初。那ว时中ณ国人民解放军已直逼长江，蒋介石伪装下野，国民党官员仓皇南逃。剧本以由武昌开广州的一列南行列车的餐车为背景，对国民党“达官贵人”的丑恶嘴脸和灵魂作了逼真的描绘。登扬人物有自称“国家的一切法律，都得由我来立”的“立法委员”，有为蒋家王朝“公忠体国，苦心孤诣”的“和平贩子”，有伪国防部宣布“壮烈牺牲”的“国民党集团军副总司令”，还有“被误为左派人士的地主”等等。在南下列车上，他们仍然以高贵人物自居，饱食痛饮之后在一起议论时局，除“副总司令”稍明大局、退休回家外，都幻想恢复他们的开堂。但他们也明知，无论是“百万雄师”，还是高喊“和平”、“革新”，都挽救不了蒋家王朝的覆灭。于是，他们想“搭线”，摇身变为“左派”。由á于投机心切，“立法委员”把一个ฐ反动透顶的地主误认为ฦ“左派”而加以奉承，喜剧在这里达到了高氵朝。这个剧本通过一列ต车厢里的人和事，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片混乱ກ景象，从侧面歌颂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在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期间演出，受到เ代表们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