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在政治上是坚持抗日、要求民主的，不少人还写出了比较好的文艺作品。但由于当时国统区的现实是那样黑暗，罪恶势力暂时又还那样强大，周围气氛是那样污浊而令人窒息，在这种困苦环境中不要资本主义แ制度所必然出现的坏的方面，以建立以个人所，一部分文艺工作者本身也暴露出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固有的弱点。表现在创作中，苦闷、彷徨、悲观、失望的情绪滋长了；回避重大斗争而描写身边琐事、爱情纠葛的倾向抬头了；有的迎合庸俗趣味，采集都市生活的小镜头，编织无意义的故事；有的缺乏阶级观点，对国民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此等等。创作上出现的这种内容空虚、情绪低沉的“非政治倾向”，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状态中脆弱、灰色的一面。怎样改变这种处境，摆脱创作上这类不健康倾向？文艺理论上也有不同的主张：有的强调“人生态度”；有的提倡“主观战斗精神”；有的强调投身现实斗争，克服非政治倾向；有的则把问题归结到เ注重艺术技巧ู上去。所有这些问题，在一九四五年前后关于现实主义แ问题的讨论及关于《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个话剧的讨论中，几乎ๆ都涉及到เ了。一九四三年六月和一九四四年三月，在《新华日报》工作的于潮乔冠华，在《中原》杂志上发表了《论生活的态度与现实主ว义》、《方生未死之ใ间》两篇文章，引起了《新华日报》内部ຖ的争论。于潮说：“我们正是处在方生和未死之ใ间：旧传统的遗毒还没有死去，新文化还没有普遍地生根；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叫未死的快死，叫方生的快生”注：《方แ生未死之ใ间》，《中原》第1卷第3๑期，194๒4๒年3月。如何弃旧迎新呢？于潮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树立“一种新的生活态度，一种承认旁人，把人当人，关心旁人的生活态度”；有了这种生活态度，就能“创造出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注：《论生活的态度与现实主ว义》，《中原》创น刊号，194๒3年6月。作者感觉到เ当时部分知识分子中存在麻木、疲倦、消沉、观望等不健康的精神状态，却对这种现象作了不正确的解释，提出了不正确的答案。于潮不着重分析造成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客观社ุ会原因及知识分子本身存在的弱点，说明只有参加实际政治斗ç争、改造思想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而是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当作解决问题的钥๓匙。一九四五年一月，胡风在他主编的《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置身在为民主ว的斗争里面》一文，他认为ฦ作家只有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只有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搏斗开始，在文艺创作里面才有可能得到เ创น作力底充沛和思想力底坚强”，才能对“目前泛滥着的，没有思想力底光芒”的“客观主义”文艺进行斗争。有些文艺工作者不同意胡风的这种观点，提出批评意见，这就引起了从抗战后期直至解放战争时期关于现实主ว义与“主观”问题的论争。一九四五年还曾因为对于某几个具体作品的估价问题，展开了关于文艺的政治性与艺术性关系的争论。有现实政治性很强的作品，然而被认为是没有艺术性的主观公式主义；也有被认为是艺术性较高而与现实的政治脱节的作品。为了使文艺工作者认清文艺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周恩来同志领导《新华日报》举行关于《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两ä个ฐ话剧的讨论。这次讨论中虽也出现过简单化的倾向，但通过讨论，批评了文学创作和评论中ณ的“非政治倾向”，坚持了艺术性与政治性相统一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周恩来同志非常关怀文艺工作者的健康成长，他一方面严肃批评带有错误倾向的文艺作品和理论主张，另一方面又耐心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他建议文艺界的同志们和朋友们都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检查自己过去的文艺工作，来改进自己的文艺工作。”注：何其芳：《回忆周恩来同志》，19๗78年《文学评论》第1期
《讲话》传入国统区，国统区文坛犹如“久ื旱”逢“甘霖”，很多作家努力学习《讲话》，宣传《讲话》，并结合国统区实际贯彻《讲话》精神。他们通过学习林认为这部著作是关于马克思主义แ哲学论点认识论的综，进一步明确了文艺应当为谁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郭沫若用明确的语言说明：“人民是文艺的真正主人，真正的老师。今后我们的新า文艺，就需要把人民作为ฦ老师，作为ฦ主人。为ฦ人民大众彻底服务，向人民大众学习一切，要和人民大众保持密切的关系。”注：《文艺的新旧ງ内容和形式》，《文艺春秋》第3卷第1期，1้9๗46年7月15日茅盾联系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实际，正确论述了应当如何对待歌颂与暴露的问题：“歌颂的对象是坚持民主ว，为ฦ民主ว而牺牲私利己见的，是能增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力量及能促进政治的民主的；反之，凡对抗战怠工，消เ耗自己的力量以及违反民主的行动，都是暴露的对象。同样的，凡对抗战有利对民主的实现有助的，就是光明面，反之，就是黑暗面。”注：《如何击退颓风》，《茅盾文集》第10่卷何其芳撰写了《大后方文艺与人民结合问题》，他认为大后方文艺的任务，“就是推动大后方广泛的人民群众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参加民主运动。”为此，作家要扩大生活领ๆ域，描写群众的痛苦、要求，作品形式要大众化。一九四五年春天，文艺界提出“面向农村”的口号，稍后又提出“农民文艺”等，这些提法虽然未必确切，却是力图贯彻《讲话》精神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意义，首先在于塑造了一系列ต农民形象。在翻天覆地的斗争中，人民群众是时代的主人，文艺作品应该着重表现他们。比起有些作品，这部小说的正面人物如张裕民、程仁等并不那么“高大”谈玄又称“玄谈”。魏晋时期流行的一种学术风气。始于，甚至有的论者认为ฦ作品对他们“行动的积极性”表现不够。然而不能否认，其中的正面人物都写得相当真实，使读者感到可信，可亲。作者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实际生活出发，把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斗ç争环境中ณ加以分析，既ຂ努力发掘他们要求翻身、敢于革命的本质，又注意到千百年来封建生产关系在他们身上产生的影响；她没有拔高，而是在歌颂โ斗争的同时也不掩饰他们存在的弱点、缺点，写他们在斗ç争前的顾虑和一时的挫折。本来，农民需要在斗争中不断ษ克服自己思想上的弱点和缺点，才能ม逐步成长起来。小说写到了农民包括张裕民、程仁这样的先进农民身上的弱点、缺点，不但不会损害他们的形象，而且有助于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突出土改这场斗ç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另外，作者在着意刻划主要人物的同时，也认真细致地描绘了其他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人物。如刚正不阿踏踏实实的民兵队长张正国，积极活泼头脑清晰的村民政、支部宣传委员李昌，不声不响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的合作社主任任天华，以及勇敢坚决略带一点鲁莽的积极分子刘ถ满，干脆ะ利落的妇联主任董桂花，泼辣能干的羊倌女人周月英，等等，一个个都个性分明，写得生动逼真。作品自始至终把人物放在一定的斗争中，从生活实际的基础上，从斗争的发展上加以表现。一句话，作者刻๑划这些人物是为了表现斗争。因此，作品中ณ的人物都不是可有可无地存在着，而是在斗争中占有一定地位，发生一定作用。如张裕ษ民、程仁以至钱文贵等这样一些主要人物，他们在全书中ณ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明白的，就是一些较为次要的人物也无不和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象张正国、李昌、赵得录等不但是为了衬托张裕民、程仁，而且是和他们一起组成了向封建地主阶级发起进攻的坚强队伍，显示了我党在农村的基本力量；刘满的存在表明了贫苦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愤懑，也反映了他们对于土改斗争的强烈要求；黑妮是为了说明钱文贵的阴险，当然也为了表现程仁的思想矛盾；李子俊是为了突出钱文忠，刘教员是为了反衬任国忠；而任国忠、白娘娘也都表明了封建统治具有深广的社会基础，说明了土改斗争牵动的社会面和深入的程度。作者通过描写这些人物，去展示人们之ใ间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表现土改斗争的曲折发展。与此同时，也总是让他们的性格随着斗争的发展而发展，让他们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现实斗争。如程仁对黑妮的态度变化就反映了土改斗争的发展，也展示ิ了程仁的思想性格。因此，作品就体现出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土地改革是伟大的群众运动，它不但以极大的威力改变中国农村社会几千年的旧秩序，也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对他们思想、性格的变化发生着直接的影响。和其他有些反映土改斗ç争的作品相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ใ所以显得扎实，一个ฐ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艺术上有着自己้的特色。全书共五十八节，近四十个ฐ人物，写了一个农村土改斗争从酝酿到发动群众，几经曲折终于斗倒地主的过程，波澜起伏系统就其本身比其他语言更高明，应当对语言的选择采取宽，疏密相间；故事线索纷繁，然而主次分明，繁而不乱。这样宏大的结构对反映巨大的规模的农村土改斗争及其复杂性十分合适，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其次，气氛描写十分突出。作品首先从顾涌开篇，进而写土改斗争在各个阶级人们心理上的影响，一直到工作组进村，整个ฐ暖水屯都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中。工ื作组进村后，斗争逐步展开，紧张气氛仍有增无减。农民对翻身斗争的要求、欺待、兴奋、欢乐่，同时夹杂着一些疑虑；地主阶级在暴风雨前的惶恐、紧张、挣扎、反抗，有的还抱着幻想：都表现得活灵活现。在人物描写方面，作者经常用人物分析的方法，即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不时穿插叙述一些人物的身世经历和性格特点，这样从整部作品看虽然有时多少影响故事发展的连贯性，不免使人感到沉闷，但对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和深刻性无疑能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与此同时，作品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也比较突出，如对程仁、李子俊女人的几段心理描写的确细腻深入；这是作者擅长的刻划人物的一个特点。正是人物分析的方法和心理描写的方แ法相结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显得鲜明、丰富。另外，场面描写也比较成功，如统制ๆ果树园和斗ç争钱文贵的场面生动活泼而又层次分明，特别是“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一节写得情景交融，有声有色。在写场面时，作者善于把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叙述故事和心理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运用多种手法加以表现，因而整个画ฑ面有动有静，使人印象深刻。还有，浓重的生活气息也是本书一个特点。作品虽是写土改斗争，但围绕这一斗争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犀利的笔触深入到农村社会和农民家庭的细小角落，既ຂ写了人们政治上、经济上的关系，也写了他们生活上、伦理上的联系；既ຂ写了现实矛盾也写了历史纠葛，因而整部作品就象一幅宏大绚丽的巨เ制图卷。
阎家山农民不能得到真正的翻身，关键在于负责领ๆ导工ื作的章工作员，犯了主ว观主义，脱离群众，因而不能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他没有发现李有才和“小字辈”人物，却依靠了阎恒元的势力。作品塑造了长工出身的党的农村干部老杨的形象，有意地把他与章工作员进行对比。他的强烈的阶级爱憎，朴实深入的工作作风，处处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品质，一举一动无不表现出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党的干部ຖ的特色。老杨迅速地找到了农民中ณ的革命分子，依靠他们发动组织群众，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斗倒了阎恒元，掀掉了压在农民身上的封建磐石。这个有声有色的过程，有力地说明了当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一旦与广大农民真正结合在一起，立即就产生出巨大的物质力量，足以创造出空前的奇迹。《李有才板话》虽然只描写一个ฐ小小村庄的斗ç争，所蕴含的思想却是发人深思的。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中，农民是不少作家努力表现的对象。鲁迅第一个怀着炽热的同情描写了受着深重压迫的贫苦农民，他笔下的农民大多备尝苦难而尚不觉醒，身心均打着阶级压迫的深深烙印。经过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高氵朝，到了三十年代，在深入发展的农村革命的推动下，一些左翼作家笔下开始出现了觉醒反抗的年青一代新农民形象。但是在当时主客观条件下，特别由于作家未解决与农民感情上打成一片的问题，因而不可能ม塑造出真实丰满的农民形象，在某些形象中还不免夹带着许多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杂质。在这点上，赵树理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一方面由于时代的缘故，他的笔下出现了翻身农民的崭新形象。这些农民关心政治，在社ุ会生活中ณ有了主ว人公感，开始表现出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尽管人更加熟ງ悉并能得心应手加以表现的，仍是老一辈的农民；但就是这类农民在他的的作品中也已是被时代大潮所冲击，挟带着向前进步着的。另一方面，由于赵树理来自农民，始终不脱离农民，热爱而且深刻๑了解农民，使他所塑造的农民形象，从思想、感情、习性、气质，到เ观察、思考、表达的方แ式，都具有地道的农民的特质。这就是在文学的内容和形象塑造上，赵树理为新า文学所增添的新า因素า。
我的晋察冀呵，
你的燃烧着战火的土地，
又如《揭开石板看》见同书，和《赵清泰诉苦》的热烈感情相比较，显得十分冷静，却以生动贴切的比喻，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地租剥削制度的罪恶，表现了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强烈憎恨：
松柏树长在石板上；
绍萱、燕铭同志：
《三打祝家庄》同样取材于《水浒传》，描写了梁山泊的农民起义军队攻打地主ว寨子祝家庄的战斗ç经过。全剧分为三幕，它们一方面分别反映了相对独立的三次战斗场面，斗ç争的重点、出场的人物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又是由á一个统帅领导的一次大战役的三个阶级，相互之间有机地紧ู密地联系着，形象地表明了这样一整套的策略๓思想：依靠群众，调查研究，里应外合，利ำ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主要敌人。这些都是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加以突出的。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转入战略退却阶段，中ณ国人民的抗战渡过了相持阶段中最艰苦的时期，抗日民主ว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也由á缩小转而开始扩大，并在各地进行着局部的战役进攻，战略反攻阶段已经为期不远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由乡村转入城市，特别是如何夺取敌人占据下的城市，是当时政治和策略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象《三打祝家庄》这样，以广大干部和群众喜欢的艺术形式，形象地宣传历史上农民战争的经验，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该剧在延安上演的一年多时间里，许多干部ຖ看了三次以上，不少机关、学校通过它进行策略教育，部队也根据它来学习攻打城市的战略战术，起到了积极的教育作用。但是将历史人物和古代的农民战争“现代化”了，是《三打祝家庄》的主要弱点，对于后来的一些新编历史剧也产生过不良影响。
有的秧歌剧，反映了根据地内外的阶级斗争。农民和地主ว围绕着减租发生的冲突，是初期新า秧歌运动中ณ好几个作品都涉及的题材。出现得较迟的《秦洛正》贺敬之编剧ຕ则描写中农在土地改革中的动摇，贫雇农戳穿了地主ว的鬼计，将他团结过来。此外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ç争简称《法兰西阶级，象《陈家福回家》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秧歌队集体创作描绘两ä个在延安过上了美好日子的河南移民，结伴回家乡接家眷来延安定居。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受尽折磨，最后相继跑回延安。剧本将“地暗天昏”的蒋管区和“清朗朗的太阳照当头”的边区作了对比，使人更加珍惜边区的幸福生活。《徐海ร水》又名《徐海水除奸》，翟强编剧，写到了一场更为严重的斗争。混入我军进行瓦解活动的敌特，伙同一个因为ฦ受了处分心怀不满的异己分子，携枪潜逃；临走时，还胁迫平素表现落后的战士徐海水同行。一路上，徐海ร水目睹他们胡作非为，欺侮老乡，又知道他们是想投奔日伪。他先是悔恨不迭，后来激于民族气节和革命责任感，毅然将他们击毙，自己重返部ຖ队。这两ä个剧ຕ本，在较为宽广的社会画面上和较为ฦ复杂的矛盾冲突中ณ，塑造人物形象，注意表现他们的内心活动，艺术上比较丰满。在《周子山》原名《惯匪周子山》，水华、王大化、贺敬之、马可编剧中ณ，怀着个ฐ人动机参加革命的周子山，在严峻考验面前叛变投敌，并受敌人指派在当地长期潜伏下来，进行骚扰破坏活动，经过七八年，终于被人们识破，在他作案时当场捕获。全剧从一九三五年土地革命写到一九四三年，戏剧冲突尖锐，从一些侧面反映了革命事业开创น阶段的复杂艰苦的经历。在当时的新秧歌剧中，它不仅规模最大，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也最为ฦ深广。以反面形象——革命队伍的叛徒作为中心人物，显示的却是革命潮流不可阻挡，这正是它很大的成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