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郭沫若的思想具有多种复杂矛盾的内容。但就政治思想来说，革命民主主ว义占有主导地位。这种以反帝反封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为ฦ主要特色的民主主义，当时已开始受到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的时代光芒的照耀。而朦胧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也正是这样的时代所烙下的深刻印记。在《女神》中，郭沫若彻底反抗黑暗现实导无神论思想。为王充所推崇。以清严å可均辑本为详备。上，热烈追求个ฐ性解放，并已初步认识到“私有”制“种下了永恒战争的根本”注：《女神·棠棣之花》，进而歌颂十月革命及其领袖，歌颂“均贫富”、“茹强权”的斗争。虽然当时郭沫若思想中有无政府主义色彩，但同时存在的这些初步的社会主ว义思想因素，却反正是后来诗人思想能ม够向前发展的最初。从哲学基础上说，当时郭沫若思想中有强烈的个性主义แ。由于时代条件的区别，这种个性主义同欧洲十九世纪的个性主义已๐经有了不完全相同的内容。对于郭沫若来说，正如和他同时代的一些先进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个性解放不仅仅是为ฦ了个人，而是把它当作求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一种途径。他向往强有力的个人，甚至在想象中塑造了那个具有无限能量的“天狗”式的自我形象，驾驭日月风雷，驱策江河泰岳，其目的还是为了同强大的黑暗现实作斗争。因此，个ฐ性主义思想尽管包含着本身的弱点，在当时的中国却仍然有着较大的反封建作用，并且促使郭沫苦去接近泛神论，从反对封建束缚和发展艺术想象力的角度吸取其积极的成分，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泛神论的“一切和谐”、“物我无间”、陶醉于大自然的那种消极的影响。在诗歌理论上，他强调直觉、灵感的作用，主张“自我表现”和感情的“自然流泄”，这些也都是出于个性主义和浪ฐ漫主义对于诗歌创作的要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反对封建传统和封建载道文学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把诗歌看成纯粹的自我表现的手段，忽略了它的社会意义แ，则可以明显地看出纯艺术论思想的影响。
一九二四年，《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相继停刊â，创造社的几个主要作家如郁达夫、成仿吾均先后离散，创น造社前期的活动到此告一段落。郭沫若因为刊â物在出版上受到挫折，个人生活又十分窘迫人物有意大利的布鲁诺和荷兰的斯宾诺莎。但现代有些资产，在思想上产生了一种“进退维谷的苦闷”注：《创น造十年》及续篇，见《沫若文集》第7卷第165๓、183页ษ。这年四月赴日本。通过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介绍马克思主义แ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使他稍有系统地接触和认识了马克思主义แ。尽管这书有较大缺陷，但在郭沫若思想发展的历程上，的确起过重要的作用。他自己้说：“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了一个ฐ转换时期，把我从半眠状态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沫若文集》第10卷第28๖9๗页过去，他只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怀着茫然的憎恨，而这本书却使他“认识了资本主义之内在的矛盾和它必然的历史的蝉变”注：《创造十年》及续篇，见《沫若文集》第7卷第165、1้83页，“深信社ุ会生活向共产制度之进行，如百川之朝宗于海，这是必然的路径。”注：引文出自1้9๗24年郭沫若给何公敢的一封信，当时未曾发表。郭沫若于1926๔年写《向自由á王国的飞跃》一文引用了原信，见《沫若文集》第10卷第43๑4页。也就在同一年，郭沫若曾赴宜兴调查齐、卢之战的战迹。军阀混战的罪恶，人民生活的苦难，使他对充满阶级矛盾的现实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说过：“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16๔页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ว革命忽视了农民的要求，没有把农民自发的革命热情加以发扬和引导，相反地对天文学、气候学、几何学均有研究。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却让封建地主ว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扼杀了农民的要求。它把皇帝赶下龙廷，却没有给广大人民以任何实际的利ำ益。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情形，小说也有真实的描写。革命党进了城，却不见得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在未庄，赵秀才便同曾经出过洋的地主阶级里资产阶级化了的假洋鬼子串通一起，抢先向革命投机，挂出了“咸与维新”的招牌，而真正倾向革命的阿q，曾经鼓起勇气去结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却扬起了“哭丧ç棒”，不准阿q革命。赵家的抢案发生后，“做革命党还不到二十天”的把总老爷，为了维持自己的威风，把阿q抓了去，当作抢犯，当作“惩一儆百”的材料é枪毙示众。正如稍后短篇《示众》所描写的一样，十五年前在仙台幻灯画片里见过的围看杀人的镜头，在小说结尾处作了具体的描写，说明人民的精神麻木现象深深地楔入了鲁迅的心坎，使他永远感到痛心。小说这个“大团圆”的结局的阿q的悲剧，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一九六年，鲁迅回到东京，计划创น办文艺杂志，多方แ搜集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准备将反抗压制、追求自由的思想介绍到เ国内，因而他的注意力侧重于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国家。根据几年来对文学艺术的接触，他非常喜爱深刻地分析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小说，受到เ果戈ຖ里、契诃夫、显克微支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同时又引“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竭力推崇浪ฐ漫主ว义作家拜伦、雪莱、雨果、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和裴多菲等同情弱小、抵抗强暴的作品。拟议中的刊â物定名《新生》，终因人力和物力的限制，没有办成。他便开始译书，撰文。当时章太炎流亡到เ日本，鲁迅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从他听讲《说文解字》，并加入章太炎主持的革命团体光复会。
改变精神的文艺运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鲁迅于一九九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授课之ใ余开始辑录唐代以前的小说《古小说钩沉》，编定古代有关会稽历史地理的逸文《会稽郡古书杂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出于强烈的反封建的愿望，他在故乡绍兴积极参加宣传活动。也就在这段时间里，根据生活实感写下短篇《怀旧》，描绘了小镇封建势力在革命风声中的种种动态。这虽是用文言写的，却是他的第一篇小说。临时政府成立，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在南京教育部ຖ任职，不久随政府迁到เ北京。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没有完成历史的任务，清朝的帝ຓ制虽被推翻，帝ຓ国主义却依旧虎视眈眈，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和思想体系也不曾有丝毫动摇，篡国复辟的风潮迭起。鲁迅由á失望转入苦闷。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七年，他虽时或忿而战斗，但更多的时间却在沉思默想。公余不断抄写古书，辑录金石碑贴，校订《后汉书》谢承和《嵇康集》。他分析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进行探索。这些都成为他以后学术研究和文学创น作的必要的准备。
语丝社是原先和《晨报副刊â》有密切关系的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在该刊被研究系加紧ู控制的情况下另行组织的团体。虽然没有独自的文学主张，但它所进行的许多文学活动对新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周刊《语丝》，多载杂文、散文，从事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形成一种风格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对以后的散文产生了影响。除了部ຖ分提倡个ฐ人趣味的小品之外，《语丝》总的倾向是健康的。在和封建势力和买办文人所作的斗争中，以鲁迅为首的语丝社ุ成员，发挥出较强的战斗ç作用，表现了《发刊词》所声称的那ว种“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ใ反抗”的精神。在介绍外国民间文学和讽刺幽默文学方แ面，《语丝》也做过若干切实的工作。未名社的活动者则ท多为ฦ青年。其刊物《莽原》后来是《未名》，以“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注：鲁迅为《莽原》周刊â所拟的出版预ไ告，见1้92๐5年4月21้日北京《京报》广告栏为主ว旨，在抗击旧ງ势力方แ面显得比《语丝》更为急进；与青年学生运动的联系也较为密切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斗争在刊物上均有较多的反映；还发表不少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未名社特别注重介绍俄国文学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其中因翻译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而产生过不良影响，但在介绍外国进步文学方แ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为借取战胜恶势力的精神力量，《莽原》还以专号介绍罗曼罗兰，也宣传过尼采的超人思想。正象罗曼罗兰所呼号的：“世界ศ闷死了。——开窗吧！放进自由的空气来吧！来呼吸英雄的气息吧！”他们在激烈战斗ç中深感孤独苦闷，渴望在自己周围“聚集些英雄的‘朋友’”，相互激励，坚持前进。其中如高长虹等具有小资产阶级狂势性的青年，则ท深受尼采思想的反动影响，以“倔强者”和“世上最孤立的人”自炫，神经质地怀疑和不满一切人，向一切人“宣战”。从《莽原》分裂ฐ出去以后，他们又另刊â《狂飚》，并回过头来攻击鲁迅。一部分人后来走向堕落，正是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上述各种不同社团流派活跃的状况，自然不能ม不在创作上反映出来，促使创作发生变化。较之新า文学的倡导时期，一九二一年以后的文学创作有了进展。作者队伍迅速扩大。作品数量显著增多。由á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所代表的现实主义แ、浪漫主ว义两种基本创作倾向也分别ี形成。短篇小说方面，除鲁迅继《呐喊》之后写了《彷徨》一书中ณ诸名篇外，还出现了许多新的作家和一些优秀作品。长篇或中篇小说也有人开始试作。自由体新诗在《女神》出版后盛行一时，呈现新า的局面。散文包括杂感得到了蓬勃发展。话剧也从外国作品的翻译改编转而有较多的的创น作。描写从旧ງ的束缚下觉醒过来的知识分子形象，表现他们面对现实人生问题所作的思索和反抗封建黑暗势力的要求，这是新文学从“五四”过后到“五卅”时期的一般倾向。部分作品则还真切反映了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痛苦生活。在知识青年中，新文学终于排除封建旧文学而获取绝对的优势。但另一方面，随着文学革命兴起以后各种思潮的纷至沓来，这个期间创作上不健康倾向也很明显。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青年对社会实际生活极少了解；在黑暗重重的现实面前，他们由于一时代不到正确道路，对新า文化统一战线发生分化的现象又不能从阶级观点上加在理解，因此，容易感到孤独、空虚。而对于西方แ资产阶级思潮和资产阶级文学的无批判吸收，则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出消极的影响。“十九世纪文学的基本的、中心的主题”，如高尔基所说，原“是个人由于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上的脆ะ弱无力而引起的悲观思想”注：《和青年作家谈话》，见《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北京第一版，第299页，这种悲观思想侵蚀着当时不少文艺青年。反映在创作上，许多作品不仅题材狭窄所谓“首首离不掉‘伊’，句句抛不开‘爱’的现象，内容也往往成为ฦ病态的感情宣泄或至于无病呻吟。部分作家的作品则更严重地发展了消极颓废、逃避现实的倾向。后来茅盾评述这个阶段创作情况时说：“到‘五卅’的前夜为ฦ止，苦闷彷徨的空气支配了整个ฐ文坛。”注：《中国新า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话容或有些过分，但作为ฦ一种倾向和气氛，它确曾是一个时期内历史的存在。文学上的这种情况，在党所领ๆ导的全国革命浪潮高涨和革命文学的旗帜举起之后，才有了较大的变化——
在文学问题上，胡适也由á原来就是保守的改良主义立场更加后退。他在《读书杂志》以及随后创刊的《国学季刊》上，鼓吹“整理国故”，引诱青年脱离政治，钻入“故纸堆”。他还列ต出一张将近二百部的《一个ฐ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三阶段：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认为人有“先知，一反以前的主张，列ต入并“表彰”了《三侠五义》之ใ类宣传封建主ว义的作品，推荐了许多佛经。鲁迅与之针锋相对地指出：“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ม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注：《青年必读书》，《京报副刊》第6๔7号，192๐5年2๐月21日。鲁迅并不是一般地反对青年读古书，目的在于告诫人们不要落入胡适的圈套。李求实的《评胡适之的“新花样”》注：连载于《中国青年》第98๖、99๗期，1้92๐5๓年9月。一文，也揭露和批判了胡适以“闭门读书”阻止青年参加爱国运动的企图。也因为如此，当复古派攻击新文学时，胡适虽然表示ิ拥护白话文，却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反驳。他在《老章又反叛了！》中，还表达了和对方勾搭，愿向对方输诚的心意，正好暴露出他自己滚入反动立场的丑态。
“五四”以后日趋激烈的阶级斗争——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对新า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参加者都是严å重的考验。新า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在持续不断的斗ç争中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李大钊成为ฦ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早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以及党成立后的反帝反北洋军阀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于一九二七年被北洋军阀杀害。陈独秀虽然在“五四”以后倾向于马克思主义แ在近代，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桑狄复兴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并在党成立后担任领ๆ导职务，但其资产阶级世界ศ观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斗争中，他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路线，使革命遭到严å重挫折；后来终于堕落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完全背叛了党和革命。“五四”时期的许多新文化和新文学社团，由于其成员在革命问题上所持的不同立场，同样起了程度不同的分化。少年中国学会中的马克思主义แ拥护者与国家主义者于一九二一年后就逐渐分裂。国家主义者曾琦、左舜生等人创น办了《醒狮周刊â》，进行反共宣传。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向导》周报、《中国青年》等刊物，驳斥了他们以“全民革命”为幌子而反对阶级斗ç争的谬论，并揭露其与国民党右派同流合污的反动面目。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等文学社团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也出现了从内部ຖ分裂的现象。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了实际革命斗争，并积极倡导革命文学运动；张资平等则经不住激烈斗ç争的考验，走向堕落和反动。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等在革命或进步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但也有不少人在一个时期内对革命采取观望、冷漠的态度；这个社ุ团的发起人之一、后来又成为“语丝派”的主要人物之ใ一的周作人，终于背离了初期的斗争，由á思想保守而至于政治堕落。在新文化和新文学统一战线的分化过程中，鲁迅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革命派方แ面，向着形形色色的敌人冲锋陷阵，到“四一二”事变之后，终于在激烈的阶级斗ç争中ณ成为ฦ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近代文学的这种发展状况，深刻地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近代文化的这一著名论断：“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ຓ国主义แ时代，已经腐化，已๐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注：《新民主主ว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57页。
“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所有的基本矛盾和革命任务并未改变，但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所领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展开，历史已๐经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此，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各个阶级和各种矛盾比近代更显得错综复杂，另一方面，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也渐次具备并且趋于成熟。“五四”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正带上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时代历史的印记。
我为ฦ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的确，诗人是在燃烧着。他还说他这卤莽的黑奴胸ถ中有“火一样的心肠”，他在被活埋到地底以前原是“有用的栋梁”，并且庆幸自己能够“重见天光”。诗人愿意为祖国赴汤蹈火，这是因为他从时代的曙光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女神》中不少诗歌，就是这样地把对于祖国和民族前途的希望与个人为ฦ之献身的决心结合在一起，激发出乐观的信念。然而，“五四”后的中国虽已在新的斗ç争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浓重的黑暗毕竟还有待长期艰苦的革命工作去驱除，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和企望真是过于殷切了，因此当他回国以后，目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惨象：“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终于觉得“这位姑娘”辜负了他的“思量”：“我从梦中ณ惊醒了！disillusion幻灭的悲哀哟！”注：《女神·上海ร印象》这种沉痛的呼喊，同样表达了诗人爱国主ว义แ的激情。
歌颂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表现与万物相结合的自我的力量，是《女神》的另一重要内容。收在《女神》里的诗作，无论是反抗、破坏或者创造，几乎处处透过抒情形象表现了鲜明的自我特色；而在一部分诗篇里，更对作为叛逆者的自我唱出了激越的颂歌。这个自我气吞日月、志盖寰宇，“是全宇宙的能底总量”，它“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注：分别见《女神》中《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金字塔》、《梅花树下醉歌》诸篇；这个ฐ自我无视一切偶像和封建权威，公开宣称“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注：分别见《女神》中《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金字塔》、《梅花树下醉歌》诸篇；这个自我俨然是“可与神祗比伍”的“雄伟的巨เ制”，“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注：分别ี见《女神》中ณ《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金字塔》、《梅花树下醉歌》诸篇；这个自我还与“全宇宙的本体”融合起来，引起诗人高唱“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注：分别见《女神》中《天狗》、《我是个ฐ偶像崇拜者》、《金字塔》、《梅花树下醉歌》诸篇。这种对自我的极度夸张，透露出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在“五四”前后的中国，部门群众由于长期受到เ封建思想的桎梏，还未能认识自身的力量而迅速觉醒，这种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提出的发展个性、强调自我的主张，具有反对偶像崇拜、冲决罗网的作用。无论是火中自焚的凤凰，创造新的太阳的女神，还是熊熊燃烧的炉中ณ煤，囊吞宇宙的天狗，蕴藏在这些形象中的自我都交融着诗人个人的感愤和长期以来民族所受的屈辱。因此，这个自我不是拘囚于个ฐ人主ว义狭小天地里的狐独高傲、忧伤颓废的自我，而是体现着时代要求和民族解放要求的自我。这个ฐ“自我”是诗人自己，也是当时千千万万要冲出陈旧ງ腐朽的牢笼，要求不断毁坏、不断创造、不断努力的中国青年。《凤凰涅盘》中ณ的“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ณ也有我！”正好道破了这一点。诗人是同他的祖国和人民一起受难、一起战斗、一起共享胜利的快乐的。在那些歌唱自我的诗里，不仅充满了诗人自我崇拜、自我赞美的激情，有时也表现着他自我解剖、自我改造的思索ิ。
对于劳动、对于工农群众的景仰和颂扬，这是《女神》中很多诗篇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地方แ。在《三个泛神论者》里，他把三个ฐ泛神论者都作为靠劳动吃饭的人来赞美。在《地球，我的母亲！》里，他认为“田地里的农人”是“全人类的保母”，“炭坑里的工人”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在《西湖纪游》里，他更想跪在雷峰塔下一个ฐ锄地的老人面前，“把他脚๐上的黄泥舐个干净。”这种对劳动人民恳挚真诚的感情正是诗人阶级觉醒的征兆，就象他在《巨炮之教训》中所写的那样，时代的霹雳把他“从梦中惊醒了”。
《女神》中对于劳动人民的歌颂โ，以及对于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领袖的歌颂โ，虽然篇章还不很多，在认识上也还不够清楚，但正反映了诗人思想中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它对诗集《女神》是重要的，是它的整个诗章所以如此乐่观向上充满信心的内有根据；它在当时的出现更是可贵的，在各种思潮纷乱涌现、新阵营开始分化的情况下，为最革命的思想高唱赞歌，扩大了影响。
郭沫若对于大自然怀着深情。《女神》中有不少歌咏大自然的诗篇。诗人当时正受泛神论思想影响，认为“全宇宙的本体”只是万物的“自我表现”，而人则ท是自然界的一个ฐ组成部分。因此，他喜欢讴歌自然，并把自己้溶解在广阔的大自然里，达到“物我无间”的境界。这在《光海ร》、《梅花树下醉歌》等诗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些歌咏大自然的诗篇，不仅倾心大自然的伟大和美丽，它们又和《女神》中的其它诗歌一样，向往光明和新生，向往劳动和创造，渗透着积极向上的精神。诗人歌唱的是“日出”和“春之胎动”，赞美的是“太阳”和“雪朝”。他在“无限的大自然”里感受到“生命的光波”和“新鲜的情调”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ร》、《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他从在他“头上飞航”的“雄壮的飞鹰”想到他“心地里翱翔着的凤凰”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在这一部分诗里，有气象宏传、壮阔飞动的描画ฑ，也有笔致宛约、清丽幽静的篇章；但无论是礼赞“波涛汹涌着”的大海、“新生的太阳”和“天海ร中的云岛”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或是歌咏“池上几株新柳，柳下一座长亭”注：分别见《女神》中ณ《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以及“含着梦中幽韵”的“醉红的新叶，青嫩的草藤，高标的林树”注：分别ี见《女神》中《光海》、《心灯》、《太阳礼ึ赞》、《晴朝》、《西湖纪游》诸篇，总是流转着一股清新的气息和足以使人愉悦、奋发的乐观主ว义色彩，洋溢着“五四”时代蓬勃进取的精神和诗人自己้的飞扬凌厉的朝气。在这里，同样显示了郭沫若和同时代那ว些浅斟低唱、流连光景的诗人，从思想到情趣，都具有显著的差异。
《女神》具有鲜明的革命浪ฐ漫主义特色。贯串诗集中的对黑暗现实、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破坏，对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与赞美，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对创น造理想的乐观，等等，都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的愿望、要求和理想，这种革命理想主ว义正构成了《女神》革命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诗篇的奔腾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弘传的构思与沈烈的色彩，激昂的音调与急骤的旋律，以及神话的巧妙运用等等，又都同诗人的“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注：《沸羹集·序我的诗》相适应，反映了革命浪漫主义在手法上的长处。郭沫若曾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注：《三叶集》192๐0年1月18日致宗白华信《女神》中的诗，大多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当写作《凤凰涅盘》、《地球，我的母亲！》等诗时，往往诗兴突然袭来，无暇仔细推敲，反复加工，任凭诗句奔泻成章，但由于诗人感情的饱满，艺术修养的深厚，所以无论是粗犷的或是婉约的，都使人感到是信手写来，不事雕琢，而能达到和谐铿锵的境地。例如《湘累》里的一节：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เ。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
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
永远不能消！
永远只是潮！
一唱三叹，这种自然流泻的音节是和他和自然流露的感情相适应的。郭沫若广泛地阅读了我国古典诗歌和某些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惠特曼的影响当然不能ม忽视，诗人自己说过：“惠特曼的那ว种把一切的旧ງ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飚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注：《我的作诗的经过》，《沫若文集》第11卷第1้4๒3页而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和李白的影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า。郭沫若对屈原有深深的爱好。他在诗剧《湘累็》中所表达的那种沛然若决江河的反抗丑恶现实、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既符合于屈原的性格，又代表了“五四”时期诗人自己้的处境和心情。这种精神贯串在《女神》的很多诗篇里。李白也是郭沫若所喜爱的诗人，他曾将李白的《日出入行》按照新诗的款式分行写了出来，诗中“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幸同科”的风格、精神和气质，与郭沫若息息相通。这些都说明了他同两位古代诗人之间深刻的精神联系，也说明了《女神》正是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传统在新的革命年代的一个继承和发展。
气势雄浑豪迈的自由体诗，是《女神》里最具特色、最能ม激动人心的篇什，它们真正为“五四”后的自由á诗开拓了新的天地。这些诗篇的出现，一方แ面是诗人自己阔大不羁的襟怀和丰富强盛的想象力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涛奔浪涌似的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的产物。郭沫若的自由诗突破了从来诗歌的樊篱和束缚，它没有固定的格律和形式，甚至连脚韵也不押，但是诗的内在的旋律与诗人感情的节拍是和谐一致的。在很多地方，诗人用重叠反复的诗行表现层出不穷的想象和情思，给与读者以强烈的内心激动，使他们跟着他一起愤怒，一起高呼，一起反抗。就象他在《序诗》里所期望的那ว样，《女神》的确是在当时青年们的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了的。
除了自由体诗而外，《女神》中也有一部分诗形式格律相当谨严。例如诗剧ຕ《棠棣之ใ花》的歌唱部分采用的是传统的五言诗形式。《晴朝》和《黄浦江口》有着相当整齐的形式和韵律，而《西湖纪游》中的某些短诗则表现了词的小令的风味。这些可以看出诗人是如何善于采用多姿多彩的形式，来抒发自己不同的情感。
一九二三年，郭沫若曾为ฦ刘海ร粟的画《九溪十八涧》题过这样的诗句：“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溪径作奇画ฑ，落笔如翻扬子江，兴来往往欺造化……”移用这些句子来说明《女神》在诗歌形式方面充满叛逆精神的大胆创造，同样是十分贴切的。
《女神》所显示ิ出来的鲜明的时代色彩，宏大的艺术魄力，独创น的艺术风格，丰富了我国诗歌创作的宝库，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女神》出版后不久，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里写道：“若讲新า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他还认为《女神》“不独喊出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注：《闻一多全集》第3๑册丁集第185๓、194页。在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的时候，周扬在《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一文里，称郭沫若“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称《女神》“是号角，是战鼓，它警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注：1941年11月16๔日延安《解放日报》这些评论说明了《女神》所以能够获得较大影响的根本原因。郭沫若热情澎湃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歌，为我国现代诗歌开创น了一代新的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