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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เ是许慎说解字型构造的“六书”呢？其实，“六书”就是古人分析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种条例，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象形，即描摹事物形状的一种造字法，如“日、月、山、羊、马”等，由此可见象形字都是独体字；指事，则是以象征性的符号来表示意义แ的一种造字法，如“上、下、本、末、中ณ、甘、刃”等，由á此可见指事字也都是独体字；会意，是一种由两个ฐ或多个独体字合起来表达一个新的意义的造字法，如“明、旦、采、休”等；而形声，则是一种意符和声符并用的造字法，据统计形声字约占汉字的百分之ใ八十左右。至于后两ä种造字条例，今天的人们一般认为ฦ它与造字无关，在此不述。
王国维校注《录鬼簿》先后有三次：分别是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和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在校注《录鬼簿》的过程中，王国维共借有三种抄本，一是从满清学部ຖ参事厅参事官陈毅字士可处借得一部ຖ明代抄本，一是由清代曹雪芹祖父曹楝亭刻印的“楝亭本”，还有一种则是由京师图书馆馆长缪荃孙字艺风处借来的满清初ม年尤贞起的手抄本。因为三种抄本是王国维跨度近三年才分别借得，所以他也先后有两个校本，第一个校本是以“楝亭本”为底本，参照明代抄本及诸多史料而成，后来送给了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收藏，即现今《王国维遗书》中ณ之所录；第二个校本是以明代抄本为底本，以“楝亭本”和后来借到的尤贞起抄本相互比勘，对《录鬼簿》中被后人删改的部分及其原本遗漏的内容进行了恢复和补充。在校注过程中，王国维不仅先后两次手抄全文，而且其中ณ还留下了“朱墨粲然”的诸多批注，正如他自己所说“此为第一善本也”。
不过，王国维词的水准也是逐步提升的，他留传下来最早ຉ的一阕词，是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春天填的《如令》：
其实，这一章的内容完全可以并入上一章。而如此，如果读者朋友要想保持一个顺畅的阅读情趣，则势必会增加视力和阅读上的负担，这恐怕不是愿意为ฦ读者着想的作者所想做的吧？另外，如果说上一章记述的是王国维畅游在“教育世界”的理论海洋中ณ的话，那ว么这里表述的则是他在教育实践的河流里如何畅游的往事了，虽然刚ธ下“河”时王国维就遭遇了“呛水”，但初学游泳者又有谁能ม跨越这一步呢？当然，王国维毕竟有着良好的“游泳”资质，所以才有后来在诸多教育河流中包括清华国学研究院都能够“游”得得心应手。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要从王国维在通州师范学堂这条小河沟里的“呛水”开始说起。
我们毫不怀疑王国维的天赋，但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入读东文学社学习日语的过程中ณ，他确实遭遇了考试成绩不及格的尴尬。虽然成绩不及格有工ื作繁重等客观原因，但丝毫也不能掩盖王国维在初学日语中的不摸调，或者说他并没有很快找到学习日语的有效方法。当然，王国维那一口难懂的浙江海宁地方官话，也确实不利ำ于他学习本来就拗口的日本话。为了帮助王国维等学员顺利ำ完成东文学社学业，罗振玉不仅特许王国维等在当年五月考试中ณ不及格者留在东文学社继续学业，后来还专门聘请了几名日本人以增强学社的师资力量，诸如日本驻上海ร副领ๆ事诸井六郎学士、书记船津辰一郎和田冈岭云等人担任义务教员或助教。当然，作为东文学社的倡议者兼主要教员，藤田剑峰还特意推介王国维尝试翻译日文报刊，以加快王国维熟练掌握日语之进程。作为王国维鸿富治学的一部ຖ分，其译作多年来一直不为人们所关注，直到เ20世纪80่年代经佛雏先生艰辛整理后，才在中ณ国学界闪射出其耀眼光芒。而王国维译作之始，应该说就是从藤田剑峰这时指导开始的，这不能不说藤田à剑峰是王国维在这一方แ面的领路人。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๖95年中ณ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当时正在京城参加科举ะ考试的各地举ะ子，在广东举子康有为和梁启的策划ฐ下，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公车上书。至于“公车上书”是否真正生过，如今在史学界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ä种观点，一是广为流传的教科书上的说法，当然这种说法的起源来自于康有为自己้的宣传；另一种观点是以上海学者姜ä鸣先生为主的否定论，即“公车上书”根本就不曾生。对此，姜鸣先生在其著作《天公不语对枯棋》中有专门文章予以解析，因这一争论不关本书主旨ຈ，故在此不赘。不过，以康有为ฦ和梁启为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从这时开始已经逐渐将他们希望通过改革图强来挽救民族危机的维新思想，利用各种方式方法在中ณ华大地上广为散布宣传，使全国有识之士都表示认可和赞同。在康梁所倡导的维新变法主张中，创办报刊宣扬西学和建立新式学堂培养新学人才，是一项极有远见且极为ฦ重要的措施。当然，要想使这一措施得以顺利ำ有效地施ๅ行，创办者和施教人才必不可少，而当时国人中多不谙西学，于是“走出去，请进来”便成为一种必然。而随着维新变法演变为全国性运动之ใ后，这种必然更是涌动成了一股强劲的社ุ会潮流，冲击蔓延到了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一时间，“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一批批青少年开始走出国门，留学东洋或西洋，这使壮怀激烈的王国维更加感到坐卧不宁。确实，王国维与许多年轻人一样早就渴望能出国留学，然而由于“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这又使渴望新学的他只能“居恒怏怏”。
第二章：私塾与家学
另据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李伟国先生在《敦煌ä话语》一书中所说：“如要说最早在刊物上表敦煌学论文的学者，可能是刘师培。刘氏江苏仪征人，1911้年在《国粹学报》第七卷1้∽8期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19篇，所据也是伯希和所得敦煌写卷。”好在李伟国先生在这里用了“可能”两个ฐ字，否则则要埋没罗振玉最早在刊物上公开表相关文章的头筹了。因为早ຉ在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罗振玉就撰写了《莫高石室秘录》疑是《鸣沙山石室密录》一文，并于当年表在《东方杂志》第六卷11้和1้2期上，虽然这不是纯粹的学术著述，但其中ณ考订色彩并不比刘ถ师培那《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等1้9篇论文逊色。
不过，在《敦煌话语》一书中ณ接着李伟国先生话语的，还有赵和平先生对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中的评说：“早期研究敦煌学最有成就的除了上述叶、罗、刘三位外，还有大学者王国维，他在敦煌学研究方แ面的成就可以说还在上述三位之ใ上。”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赵和平先生为何只提出“叶、罗、刘”三位中国学者而忽视日本学者藤田剑峰，单是说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在这三位之上一语，这个评价倒也是客观公正的。那ว么，王国维在敦煌ä学方面到底有何研究成果，他对于敦煌学轫又有何贡献呢？
在解析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领域内的卓越成果之前，笔者想先引录王国维于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๓年暑假时应清华大学学生会邀请所作题为ฦ《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见之学问》的公开演讲中ณ的一段话。在这一讲演中，王国维将“最近二三十年中ณ中国新见之学问”归纳为“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ใ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和“中ณ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这五个方แ面。其中，关于“敦煌ä遗书”王国维这样说道：
汉晋牍简，斯氏斯坦因均由人工掘得之ใ，然同时又有无尽之宝藏于无意中出世，而为ฦ斯氏及法国伯希和教授携去大半者，则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五代宋初人所书之卷子本是也。千佛洞本为ฦ佛寺，今为道士所居。当光绪中叶，道观壁坏，始见古代藏书之ใ窟室。其中书籍居大半，而画幅及佛家所用幡幢等亦杂其中。余见浭ณ阳端氏端方所藏敦煌出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观音像，乃光绪己้亥所得。又，乌程蒋氏蒋汝藻所藏沙洲曹氏二画像，乃光绪甲â辰以前叶鞠裳๙学使昌炽视学甘肃时所收。
在这里，王国维提到自己从“浭ณ阳端氏”和“乌程蒋氏”两人处见到了从敦煌流散出来的一些散件，虽然他没有说明他是何时得见这些散件的，但“浭阳端氏”端方所藏的“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观音像”则是“光绪己亥所得”，也就是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这个时间竟比道士王圆箓现“敦煌ä遗书”的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还早，想来这一散件虽不属于“敦煌遗书”，但王国维明确地说明是由á“敦煌出”，这就表明王国维关注敦煌出土古物的时间要早ຉ于“敦煌遗书”现之时。另外，“乌程蒋氏蒋汝藻所藏沙洲曹氏二画ฑ像”，王国维也明确地说明是在“光绪甲â辰以前”从那ว位甘肃学政叶昌炽手中所出，光绪甲â辰即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这个时间也要比“敦煌遗书”被押运到เ北京早的多。由此可知，王国维对“敦煌ä遗书”的研究并非局限于伯希和所得，这很显然对他撰写敦煌学轫之ใ作有一定的优势。
当然，以王国维独特而深邃的学术视角，他对一门新兴学问的研究向来不同于别人，他总是高屋建瓴、独辟蹊径。例如，在宣统元年公元19๗09๗年9月当王国维与罗振玉等人一同观看抄录伯希和所得“敦煌ä遗书”时，他不仅与罗振玉等人一起积极地校勘和研究这些敦煌写卷，还撰写了《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敦煌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和《唐诸家切韵考》等大量论文，其内容涉及制度史、宗教史、俗文学、西北历史地理和古音韵学等诸多方面，且论述深度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关于王国维在敦煌ä学研究领ๆ域中，将其视角扫射到他所谙熟的历史、地理和音韵学等方面的成就，因为这些内容在甲骨文研究中ณ多有涉及，在此不赘。下面就王国维在“敦煌ä遗书”中ณ对俗文学的研究成果例举一二，以窥见其在这一当时及现在人们都不太重视的领域中的突出贡献。
确实，王国维研究“敦煌ä遗书”实在是与众不同，他没有像那ว些守旧学者那样只将目光习惯性地盯在参证正史等方面，虽然他也撰写了这方面的学术文章且水准要高人一筹，但他还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不为人们注意或重视的“边角料”，并开拓出了敦煌ä学中一个崭新而有趣的学术研究方向。例如，王国维撰写的第一篇敦煌学文章——《唐写本跋》。在这里有必要先说明一下，因为王国维在观看、抄录伯希和所得“敦煌遗书”之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内，即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1้月他就将斯坦因撰写的《中ณ亚西亚探险谈》又名《流沙访古记》翻译成中文，但这毕竟不是王国维的第一篇敦煌学论文，所以他自己้记于“辛亥六月”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7月撰写的《唐写本跋》一文，当属王国维正式开始敦煌学研究之作。那么เ，《太公家教》是怎样一部书，王国维又为ฦ什么会选择它作为ฦ自己敦煌学研究轫之作呢？
在民国九年公元192๐0年第17卷第8๖号的《东方杂志》上，王国维撰有《敦煌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一文。其中，王国维引录有关于《太公家教》一书作者概况及成书原因的一段原话：
□□□□代长值危时，望亡之讹乡失土，波迸流离。只欲隐山居住，不能ม忍冻受饥；只欲扬名后代，复无宴婴之机。才轻德薄，不堪人师，徒消人食，浪费人衣。随缘信业，且逐时之ใ随。辄以讨其坟典，简择诗书，依经傍史，约礼时宜，为书一卷，助幼童儿。
由此可知，《太公家教》应该是由落魄老书生编撰的一部教育儿童的启蒙读物，相当于《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琼林》等。对此，王国维根据书中“多用俗语，而文极芜杂无次序”的情况，遂考证说：《太公家教》一书“盖唐时乡学究之ใ所作也。”不过，即便是“唐时乡学究之所作”，王国维也没有轻视《太公家教》，而是认为该“书全用韵语，多集当时俗谚格言，有至今尚在人口者”，即承认其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แ和在当前的研究价值。于是，王国维“辄举ะ其要者”引录了一些，我们不妨也来看一看：
得人一牛，还人一马，往而不来，非成礼ึ也。知恩报恩，风流儒雅。
一日为师，终身为ฦ父；一日为君，终身为ฦ主。
他篱莫越，他事莫知，他贫莫笑，他病莫欺，他财莫取，他色莫侵，他彊莫触，他弱莫欺，他弓莫挽，他马莫骑；弓折马死，偿他无疑。
罹网之鸟，悔不高飞；吞钩之鱼，悔不忍饥。
男年长大，莫听好酒；女年长大，莫听游走。
含血噀人，先污其口；十言九中ณ，不语者胜。
款客不贫，古今实语。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之ใ珠。积财千万，不如明解一经；良田千顷ั，不如薄艺随躯。
香饵之下，必有悬钩之鱼；重赏之家，必有勇夫。
而正是因为ฦ《太公家教》无论是在文体方แ面还是文学成就上都“决不能与唐人他种文学比矣”等原因，王国维则独具慧眼地将其挑拣出来加以考释，这就好比后来诸多学术大师极为重视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一样，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卓而不凡的学术眼光和勇气。
在《敦煌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一文中，王国维还列举了《秦妇吟》、《季布歌》、《董永传》、《春秋后语》其中三阕词、《凤归云》云谣集杂曲子和全用俗语撰写的唐人《太宗入冥》等等俗文学。其中，王国维对于失传多年的《秦妇吟》进行了重点考释，且取得诸多“第一”的成就。
关于《秦妇吟》，王国维在《敦煌见唐朝之ใ通俗诗及通俗》一文的开头便这样写道：
敦煌唐写本书籍，为英国斯ั坦因博士携归伦敦者，有韦庄《秦妇吟》一卷，前后残阕，尚近千字。此诗，韦庄《浣花集》十卷中不载，唐写本亦无书题及撰人姓名。然孙光宪《北琐言》，谓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阕，著《秦妇吟》一篇，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今敦煌ä残卷中有此二句，其为ฦ韦诗审矣。诗为长庆体，叙述黄巢“焚掠”，借陷“贼”妇人之口述之，语极沈痛详尽，其词复明浅易解，故当时人人喜诵之，至制为障子。《北琐言》谓庄贵后讳此诗为己作，至撰家戒，不许垂《秦妇吟》障子，则其风行一时可知矣。
在这里，王国维告知人们的信息实在是太丰富了，大略梳理有以下几个方แ面：
一、王国维是从英国斯ั坦因携归伦敦的“敦煌ä遗书”中现了《秦妇吟》残卷。其实，王国维一生从未到过英国伦敦，他现《秦妇吟》残卷纯粹属于偶然。原来，王国维的日本友人狩野直喜为了研究“敦煌遗书”，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专程前往英国伦敦拜访斯ั坦因，并抄录和拍摄了其携带回英国的“敦煌ä遗书”卷本。同年，流寓日本的王国维从狩野直喜处现了《秦妇吟》残卷，即便当时“此诗前后残缺，无篇题及撰人姓名”，但学识渊博的王国维竟通过其中“内库烧为ฦ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两句诗，并参照北宋孙光宪所著《北琐言》考证出《秦妇吟》的作者，以及作者创作这诗时的社会现状及时代背景。
二、《秦妇吟》的作者是韦庄，这是王国维告知人们的第二点信息。韦庄，字端己，长安杜陵人，唐昭宗时进士，曾是节度使王建的幕僚，为ฦ其掌管书记一职。唐朝灭亡后，王建建立前蜀政权并称帝，而韦庄则成为ฦ其门下侍郎同平章之事。不过，韦庄留名史书并不是缘于他仕途显赫，而是因其诗词之盛名，特别是他的《花间集》更为人们所熟知。确实，诗词风格类似于白居易的韦庄，特别擅长于长庆体，这也是王国维比较擅长的，所以他的诗词虽然语句平易通晓，但是意境则较为深远壮阔，寓意也很深邃宏大，例如为ฦ他生前赢得盛名却也为他极为避讳的《秦妇吟》长诗。
三、韦庄是有感于黄巢起义军攻陷唐朝都城长安而创作《秦妇吟》。原来，年轻的韦庄前往长安参加科举ะ考试时，恰逢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他目睹长安城内一片狼籍的混乱状况，遂假借一位陷入起义แ军中ณ的秦姓妇女之口记述了当时的情况。该诗记述详尽而生动，语句通晓而顺畅，在当时就极为流行，许多人都把它抄写在绢子上作为ฦ友人之ใ间赠送的礼物即当时称之为ฦ“障子”。为此，韦庄一度有“秦妇吟秀才”之美誉。不过，后来身居显赫官位的韦庄，因为当时一些极为复杂的社会原因及为自身名誉考虑，对《秦妇吟》一诗极为避讳，并在家训中要求后世子孙坚决不能“垂”《秦妇吟》的“障子”。这就是《秦妇吟》失传的根本原因。
对于这样一在当时就为人们所传诵而作者则ท竭力避讳的好诗，王国维不仅在《敦煌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一文的开头就予以重点提出，而且还引录了当时前后都缺少的这《秦妇吟》残诗。在引录之后，王国维接着还这样写道：
此诗前后皆阕，尚存九百六十余字，当为晚唐诗中最长者。又才气俊，自非才人不能ม作，惟语取易解，有类俳优，故其弟蔼编《浣花集》时，不以入集。不谓千百年后，乃ี于荒徼中见之ใ。当时敦煌写有数本，此藏於英伦者如此。巴黎国民图书馆书目有“《秦妇吟》一卷，由á补阕韦庄撰”，既有书名及撰人姓名，当较此为完好，他日当访求之也。
在这里，王国维不仅肯定了《秦妇吟》的艺术价值，而且还补充说明韦庄的弟弟韦蔼在编辑《浣花集》时也没有收录此诗的情况。同时，王国维在文中又点明了自己看到的《秦妇吟》是藏于伦敦的卷本，并希望有机会到法国巴๒黎访求藏在该国民图书馆中比较完好的《秦妇吟》卷本，以便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其实，王国维既ຂ是第一个ฐ在“敦煌遗书”中ณ现《秦妇吟》长诗的人，又是第一个ฐ在刊â物上向世人披露《秦妇吟》残诗的人，更是“我国人正式校勘之ใ始”。当然，作为ฦ第一位校勘《秦妇吟》长诗的学者，以王国维的学术底蕴而言，其校勘水准非一般学者所能ม比，这不仅表现在王国维先后为《秦妇吟》撰写的四篇相关研究文章，还在于他的研究决不局限于诗歌本身的艺术水准，而是透过这长诗来分析作者的心理与情感，以及考察当时时代的变化历程与社会状况。所以，《秦妇吟》一诗一经王国维校勘研究之后，又有诸多专家学者投身其中，其中ณ不乏像陈寅恪、俞平伯、冯友兰、鲁迅、郭沫若、郑振铎和叶圣陶这样的大学问家。如此看来，这实在是一个ฐ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就一诗歌而引起诸多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这恐怕除了像《离骚》和《长恨歌》这样的大作外，还没有一诗或一篇文章能像《秦妇吟》这样在学界引起如此之重视与轰动。
与王国维率先考证、校勘和研究《秦妇吟》长诗而引起后世学者极其关注有相似之趣的，除了前面已经解析过的“罗王之学”甲骨文之外，还有就是关于“敦煌遗书”的研究了。而关于“敦煌遗书”的研究，除了上面介绍的俗文学之ใ外，王国维还对汉朝的文书程式、烽燧制度、边疆官吏的官秩和唐朝的官职制度极其演变、唐朝时敦煌ä地区统治者的家族情况，以及中ณ国古代重要文书典籍和古音韵学等方แ面，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甚至是弥补订正了史书中的一些缺失和舛误，而这些研究都是在哈同花园时期进行的。据初步统计，王国维先后撰写有关“敦煌遗书”的研究论述近40篇，他对自己的这些研究成果也表示满意，这从他于民国八年公元1919๗年秋天写的《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绝句》中ณ可以感知：
一
吏黠民冥自古然，牛毛法令弄犹便。
千秋仁政君知否？不课丁男ç只课田。
唐沙洲敦煌县大历四年户籍
二
女主新า符出阿师，寻寻遗法付阇黎。
《大云》两译分明在，莫认牟尼作末尼。
《大云经疏》
三
虚声乐府擅缤纷，妙语新安迥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