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思缜密的朱元璋对移民组织得很成功。他居高临下，根据各地的人口密度，确定迁出地、迁入地，由各地官员组织护送，并且发给迁移人口一定量的种子、粮食和农具，以使他们到เ了新地区后能迅速扎下根来，安居乐业。应该说，这是一件便利ำ天下的好事，计划周密，组织有序，措施ๅ得力，可圈可点。
在罗织罪名摧残富民这件事上，朱元璋的流氓性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心黑手狠，任意黑白，不怕别ี人咒骂，不怕后人评说，不但不为妇人之ใ仁，甚至也不受基本道德准则的约束。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惩贪和消灭政治上的异己力量，制ๆ造了四大冤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四案加在一起，杀人十数万。
四十岁的朱元璋身穿绘有日月山龙等图案的衮服，戴上平天冠，跪在祖先牌位前读罢册文，略一闭目，父母的面孔又浮现在眼前。他们那菜色的脸与龙袍和皇冠是那么เ不协调。起兵以来，权力越来越大，事情越来越多，他很少有暇想起往事。只有这一刻，他才猛然一惊，清晰地看到自己是从何等低微的位置爬上来的。一时间，家中那个四处漏风的茅草屋里的一切又清晰地出现在脑海。这期间的落差让他突然感觉有些眩晕。
为此，他不厌其烦地谆谆嘱咐后代皇帝如何注意安全，其小心谨慎已๐经达到神经质的程度：
朱元璋虽被称作驱除外虏的伟大民族英雄，然而十五年军事生涯中ณ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与汉人自相残杀。直到此时，他还没怎么和正规元军正式交过手。不过元帝ຓ国的实力早已๐被漫长的战争耗尽了，已经成了一个熟透的果实，朱元璋要做的，只是伸手摘取罢了。
朱元璋的分析角度与众不同。他在实力之ใ外，更主要地考虑了心理因素。与陈张二人周旋๙多年，他对二人的脾ຆ气性格充分了解。陈友谅是个热血汉子，骄横自大，易于冲动。而张士诚性格内向，进取欲不强。这一差别ี应该是选择次序的关键。他对诸将说：“友谅剽悍而轻率，其志骄；士诚狡猾而懦弱，其器小。志骄则ท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如果我们先攻张士诚，陈友谅必空国而来，大举ะ进攻我方，使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ฦ；如果先攻陈友谅，张士诚胆小怕事，必不能出姑苏一步为ฦ之援。就是说，我们打陈友谅，没有后顾之忧。且陈徒恃勇力，可以智取。”于是采纳了刘ถ基的意见，“决计先伐陈氏”。
比如统一战争进入后期，天下大局已定，朱元璋就停止了他优待俘虏的政策。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大将徐达攻下了张士诚领地内的高邮，朱元璋要求将那些没用的俘虏一杀了之：因为大元天下马上会成为朱元璋囊中之物，他不再需要用优待俘虏政策来收买敌人的军心了，留แ着这些俘虏，只能意味着浪费自己้的粮食。然而徐达不能ม准确理解朱元璋的意图，杀俘不够彻底，接下来攻打淮安时，也没有继续杀俘，气得朱元璋于龙凤十二年三月写了一封信，责问他为什么เ不多杀人：
这十三年虽然有过大惊大险，基本上也是节节上升，一路走高：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正月，郭子兴采用这个计策，顺利袭取了和州，统治范围扩大了一倍。论功行赏，他升任朱元璋为统率和州兵马的总兵官。换句话说，朱元璋一夜之间成了郭军之ใ中的第二号人物。
在危机重重的战场之上，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ณ，朱元璋发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他发现，自己比大部ຖ分人更敏锐，更精明，更缜密。他总是能ม比别人更早一步，更高一层，更多几步地在复杂的形势中判ศ断出事情的走势，他总是能轻松地猜透很多人的心理。他知道如何赢得上司的信任，如何赢得下属的拥戴。他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应该进，在什么เ时候必须退。他谨慎异常，这并不妨碍在关键的时候敢于冒险。事实上，他在战场上的勇气别人难及。这是因为他早ຉ就盘算明白了，在刀光剑影中，只有勇敢，只有以气势震慑住对手，你才有最大的几率生存下来。懦弱者反而死得更快。
因此，朱元璋一开始没有“积极投身革命”就可以理解了。在他流浪ฐ江湖的几年中，大元天下已经是烽烟处处，而史料并没有留下朱元璋“向往革命”的蛛丝马迹。那时，白莲教遍布乡野，朱元璋不可能不有所耳闻目睹，但是也没有任何他参加白莲教的记载。为ฦ了生存，他可以偷可以抢，但是从来还没有想到过“造反”。他对这个词连想都没有去想。在外流浪三年之后，大饥荒终于离开了凤阳。朱元璋结束了流浪生涯，回到皇觉寺。虽然已经多年身受目睹了元朝的反动统治之残酷暴虐，或多或少受到เ白莲教“革命思想”的影响，朱元璋还是选择了老老实实做一个ฐ前途暗淡的和尚，并且在冷冷清清的庙里一呆就是三年。小时候因为父母格外疼爱，送他读了几个ฐ月私塾，但大字还没识满一筐，就供不起了。这次，在寺庙中ณ，他开始认认真真地跟老和尚学念经，认识了千把字。
在朱元璋晚年，他颇为ฦ得意地对自己的子孙们说：我“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这知人的本领，相当程度上就是三年江湖中历练出来的。
相比起大伯朱五一一家，朱元璋家还不是最惨的。朱五一一家一十四口，在这次大灾中死了十三人，只剩下重五哥的媳妇田氏逃过了这一劫。
然而如果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开始了错误的人生，朱元璋再聪明也不过是一个乡下的穷孩子，注定与土坷垃打一辈子交道。
由á此，我们看到了造成中国贫困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灾荒。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困难了，连名字都不用费心，这孩子是“重”字辈，排行第四。不过传统社ุ会习惯大排行，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正好第八，就叫“重八”。
张宏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浮出水面的一位新人。他就读于东北财经大学，学的是投资经济管理，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葫芦岛分行。到今天为止，他的本职还是建行的一名客户经理，写作方式完全是业余。他研究历史，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纯粹是出于兴趣。未在中ณ国的大学接受史学专业训练，倒成了他的优势。我在历史课上被灌输了满脑子格式化了的教条，他却没有框框，也不受学院派行文规范的约束。他完全是用自己้的心灵和直觉与古人对话，用自己้的生活感受去体会古人的喜怒哀乐。他也吸收中外史学的思想成果，但杂取各家，为我所用，而非顶ะ礼膜拜，独尊一术。西哲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研究，说到เ底是今人对过去的理解和感悟。史料的挖掘和考辨，不是张宏杰的长项，也不是他着力的重点。他的兴趣，在于以一个当代人的眼光，去感受历史人物所处的复杂环境，以“同情之理解”揣度他们隐秘的内心世界。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贼子乱ກ臣，在他笔下，都由冰冷的史料，变成了鲜活的形象，让我们直接感受古人的智慧、权谋、无奈、残暴和血腥。吴思和我是一代人，他读史不论多么深刻๑与老辣，我都不会惊讶。而张宏杰今年只有三十三岁，如此年轻，品读历史的目光却如此老到，则不能不刮目相看。
张宏杰是个ฐ观察和记录的高手。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达得淋离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า鲜而又迷人，让我们这些历史书页背后的观赏者触目惊心、目眩神迷、欲言又止。当历史扑面而来，我们只好在造物者的深刻面前一再确认自己的浅薄。——莫言
理想社会里，每个集体都应该充满互助精神。朱元璋发布乡里之ใ间互助互济的文告：
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伤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ๆ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周给。又如某家或父母死伤在地，各家或出钞ๆ若干，或出米若干资助，本家或棺椁，或僧道修设善缘等事，皆可了济。日后某家倘有此事，亦如前法互相周给。虽是贫家，些小钱米亦可措办。如此则众擎易举ะ，行之日久ื，乡里自然亲爱。
今天让人家头痛不已๐的“随礼风”极有可能起源于朱元璋。
基于对淳朴的乡村生活的记忆，朱元璋还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营养，建立了“乡饮酒礼ึ”制ๆ度。这可以说是朱元璋对《周礼》有关记载的一项创造性运用。每年春秋，各地乡村要以每一百户人家为单位，聚在一起，饮酒大会由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众乡民宣读誓词：
凡我同里之ใ人，各遵守礼法，恃于凌弱，违者先共治之，然后经官；或贫无所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ใ人，不许入。
通过这样的集会宣誓，培养民众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而拒绝那些做过坏事的人入会，则ท是为了让他们产生羞恶之心，以利ำ改过。
朱元璋思想中的乌ไ托邦还不止于此，他甚至进行了互助社ุ的探索ิ。洪武二十八年，他采纳应天府上元县典史隋吉的建议，命令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组成一社ุ，遇到เ农忙季节，谁家有病则ท全社通力合作，协助其耕耘。至于这一制度执行到什么程度，探索的结果如何，史书上没有下文。
集体主义แ“大同梦”
在侵入中国的林林总总的西方思潮中ณ，社会主义แ思想最终罢黜百家，获得独尊地位。这当然因为ฦ社会主义แ思想的真理性，同时也反应了社会主义แ思潮与中ณ国文化传统深处具有某种天然的精神共鸣。
不仅仅是儒家，中ณ国的诸子百家思想中ณ都有强烈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意识。《礼记·礼运篇》汇合总结了诸子百家的社ุ会理想，正式提出了大同的理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ฦ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
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倡导“王道仁政”，实行井田制；老子主张“小国寡民”、“损有余而补不足”；墨子呼吁“兼相爱，交相利”，“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崇尚节俭，以粮为纲。
直到后来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ฦ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平均地权”，都明显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ณ的均平内质。
中国政治家从来都崇尚“定于一”，强调统一人民思想，以产生最大的合力。
法家提倡“一教”，即统一教育、统一思想、统一价值标准。秦相李斯说：“古者天下散乱ກ，不能整齐划一，所以诸侯并立，厚古薄今，崇尚虚言，人人都以为自己้所学的是正确的，随便批评领袖们的政策。今皇帝统一天下，替天下人分辨黑白，定于一尊。”
黄老学派的《十大经·成法》则说：“黄帝问大臣，说，我一人拥有天下，狡猾的百姓层出不穷，他们善辩多智，不守我的法令，我恐怕天下因此而乱ກ，请问怎么เ才能使百姓老老实实遵守我的法令？大臣答：天下成法，要令在于‘不多’，一言而止。使天下人都遵守这个‘一’，民无乱ກ纪。”
那个任劳任怨，提倡兼爱，为天下人服务的墨子，比任何人都崇尚思想一致。他的政治原则是“尚同”。墨子及其门徒结成了一个组织严密、能够进行政治军事行动的武士团体，该团体的首领叫‘钜ไ子’，墨子为第一任钜ไ子，他对于所有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绝对权威；该团体的组织原则是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绝对服从，主张“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ใ”《墨子·尚同·上》。
中ณ国人的乌托邦ะ理想并没有停留在幻想阶段，不止一个封建帝王试图利用手中ณ的权力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实践。在朱元璋之前，王莽的实践最为先锋，失败得也最为ฦ彻底。王莽推行的王田令，实行土地国家公有，由国家分给人均土地一百亩。同时，他尝试由政府垄断经营盐、酒、冶铁ກ和铸钱，防止富商操纵市场，勒索百姓。下令建立国家银行，贫苦百姓可以申请国家贷款，年息为十分之一，以杜绝高利ำ贷对百姓的盘剥。王莽推行固定物价政策，市场上的货物由政府规定价格，以维护市场秩序。可惜由于这些措施大大超过了社ุ会的承受力，王莽政权很快被不满的国人颠覆。
甚至在朱元璋之ใ后，雍正皇帝ຓ也曾做过井田à梦。1724年雍正二年，他拨出官地二百四十顷，挑选无业人员一百户，每个男子分配土地一百亩，作为私田à，每八人共管一百亩公田à。公田à收成归政府，作为农业税。政府给每个男ç子五十两银子，用来购买种子农具和口粮。公田à、私田à外多余的土地，用来建设村庄。然而，这个浪漫的复古幻想没能ม实现。实行不久ื，耕种者就相继逃亡。
虽然这些过于超前的实验不幸失败了，然而大同理想一直活在中ณ国人的精神深处。强调个人自由、个ฐ人权利及个ฐ人的独立性的西方个ฐ人主义精神向来不符合中国人崇尚集体主ว义的心理传统。走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的民族性格、历史传统、人们心理、思维习惯。“天下一家”的向往导致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选择，与其说是历史的选择，不如说是文化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