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原继续向周自恒提出申请，每次他回到17๕楼的时候都会带着阴郁的表情。周自恒拒绝了萧原的申请，但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对萧原做些什么。渐渐地，萧原变得消沉了。
初秋的一个晚上，萧原约我到城南的一家酒吧喝酒。那是一家挨着人工ื湖岸的露天酒吧，与附近光影交错的喧闹酒吧相比，这里更清静一些。在萧原“辞职”的那个晚上，我们曾经在这里喝酒到天亮。他回到เ报社ุ成为社会新า闻部主任以后，我们仍然会经常来这里坐坐。一个部门主ว任和一个接线员之间的友情就这样继续着。我不知道萧原为什么会信任我这样一个朋友，我想，也许是因为我善于倾听，并且能ม够理解他的意思。
当然，如果我仔细想的话，我还是能够想起关于萧原的另外一些事情。在他的眼睛里，那ว种坚定的光芒曾经熄灭过一次。仅仅是那一次。
在那个时候，“排行榜”已经不是什么เ新鲜事物了。有人推出“财富榜”，有人推出“魅力榜”，还有人推出“慈善榜ึ”……不过，以都市报的影响力作为排行依据，在这个城市里却是第一次。有那么เ一段时间，它吸引过许多人的注意力。
我相信那个读者不会介意我说他“倒霉”，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当电话接通之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怎么เ这么倒霉呢？”
1．搬进了原来属于崔哲的那间办公室。
这一次它是正确的。
我和萧原的谈话正要开始，就被总编办秘书叶小青过来打断了，她通知全体员工到会议室集合，说是周自恒召集大家开会，有重要事情宣布。萧原对我说了一句“回头再谈”之后，就转身走开了。
后来，经过一番谈判ศ，南方的那ว个报社开始与它合作，并且派出了那几个ฐ年轻人到达本市进行改版前的筹备工作。他们的第一个ฐ任务就是考察报业市场并拜访同行，本报是其中的一个ฐ拜访对象。
“曹老头”是一个ฐ街道办事处的科级干部ຖ，当年5๓5岁，有一个53岁的妻子和一个ฐ28岁的儿子。对于他的单位和家庭来说，让他出名的那件事是个丑闻——两年前的某一个ฐ晚上，他在一家洗浴中心里嫖娼时遭遇了警察夜查。
崔哲还说，“服务台”版面承担的任务就是“收买人心”。所以，他对“群工组”记者的考核标准包括这样一条：看谁收到的感谢信或者表达感谢的锦旗多。
现在，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不重要了——无论他想或不想，他都做到了。就在那个月底，萧原获得了他来到เ《北方时报》之后的第一份来自读者的“礼ึ物”：在当月的读者调查结果中，他的“提及率”排名第一。过5๓ooo名读者把票投给了“萧原”这个ฐ名字。
于薇是一个外地人，4年前考入本市的医学院。她说，来上大学的时候，她就与父亲约好每隔半个月通一次电话。这样的约定一直坚持到了她上大学四年级——两个月前，她在本该接到父亲电话的那一天突然失去了父亲的音讯。她曾经打电话到家里，现无人接听。起初她并没有十分在意，她认为ฦ父亲可能很忙，以至于忘了给她打电å话。直到一个月前，父亲所在的工厂给学校打来电话找到她，问她父亲去了哪里，她才觉事情有些不妙。后来，父亲的一个工友告诉她，两个月前的一天，她的父亲曾经跟他们提起过要到学校去看望她，并且请了几天假离开，此后就再没有回来。
在报社里，接线员除了在值班室接听读者来电之外，还有另一项任务：接待读者来访。当然，在执行这项任务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仍然只是以下这些事情：与读者见面后，把他们所说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告诉他们回去等消息——如果记者对他们的事情感兴趣自然会联系他们，否则就代表报社不准备报道那ว件事情。
萧原带着这条新闻线索离开值班室的时候，我想这大概又是一个4๒oo字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我已经听得足够多了。我认为，萧原赶到现场之后，要做的也许只是以下几件事：
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这个大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表现出了与人为善的态度。我们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志趣相投。我们相信，老天让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共同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
“但他还是死了。”
我之所以记得这份简历，是因为我对他的举动感到เ奇怪——对于一名初入行的记者来说，他的年龄有些大了。另外，在报社还没有决定录用他之前，他就已经辞去了原来的工作。你知道，就算报社录用他，他还将面临两个ฐ月的试用期。这太疯狂了。
我见过那个ฐ存车处老头，那是一个即使你主动跟他说话也基本上得不到多少回应的老人。那时候他已๐经55๓岁了，但还没有结过婚。我想，如果他一直躲在存车处里，恐怕以后也难有遇到เ心上人的机会了。
我还看到了肖彤，她一直默默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当然，我还看到了那个被敲诈的市负责人和举报崔哲的那个ฐ市员工，他叫沈子方แ，《都市早ຉ报》那篇报道中的“小方”。他们将作为公诉机关的证人出场。
崔哲出庭了。与我想象的不同，他的样子很平静。他向旁听席上扫视了一圈。看到肖彤的时候，他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话，但他终于什么都没说。接着，他转过头去，目不斜ฒ视，在法警的押送下径直走向了被告席。
在短短的时间里，我想起了我与崔哲曾经的友情，想起了我们的争吵，想起了他后来的改变……这样的联想使我很伤感。
代表公诉机关出庭的是几个年轻人。他们中的一个先向法庭提交了一系列证据。根据那些证据，公诉人认为ฦ，崔哲应对至少五起敲诈案负责，涉案总金额53万元——依照案的时间顺序，第一笔是2万元，此后四笔分别ี是1้o万元、16万元、15万元和1o万元。
接着，沈子方、市负责人和另外几个ฐ我不认识的男子作为公诉机关的证人，向法庭陈述了案时的一些细节。
证人陈述完毕，公诉人开始向崔哲提问：“请你说一下这5๓3万元赃款的去向？”
“我已经跟警察说过了。”崔哲神情木然，声音空洞。
“你向法庭再说一遍。”公诉人大声说。
崔哲犹豫了一下，然后用背诵课文一样的语调说：“从市弄来的1o万元已经被警察追回。我的银行存款里有2万元，已经被冻结。另外15๓万元交给银行作为ฦ买房的付款。还有9万多分三次送给了我的总编辑周自恒，第一次3万元，第二次2万元，第三次……”
公诉人打断了崔哲的陈述，他提醒崔哲如果没有证据就不要指名道姓对他人横加指责，否则对方有权起诉他诽谤。
崔哲想了想，对公诉人说：“那ว你们就当这笔钱被我花了好了。”
公诉人有些恼怒，但他克制住了，继续提问：“还有17๕万去哪里了？”
“9万多用来填补一笔丢失的读者捐款……”
“为ฦ什么会丢失？”公诉人再一次打断ษ了崔哲的陈述。
“我不小心丢â了。”崔哲说。
“但是，”公诉人说，“根据我们的调查，事实是，这笔钱被人敲诈了。”
崔哲沉默。
“你为什么不愿意说自己被人敲诈了？”公诉人问道。
“因为我忘了。”崔哲面无表情。
崔哲冷酷的样子似乎激怒了公诉人。他突然提高了声调：“还有8万元去了哪里？”
崔哲犹豫了一下，答道：“都被我花了。”
“花在哪里了？”公诉人的脸涨得通红。
“吃、喝、玩、乐都要花钱，总之ใ都让我花光了。”崔哲漫不经心地答道。
公诉人并不甘心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答案，他继续问道：“到底花在哪里了？”
崔哲仍然面无表情：“不记得了。”
公诉人不再追问，开始总结陈辞。他说，作为一名报社记者，崔哲利用自己的职务之ใ便屡行敲诈且屡屡得手，一方面为自己非法牟利，另一方面也纵容了那些商家损害消费者的行为ฦ，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另外，在接受检方讯问时，崔哲并无悔过表现，也没有主ว动退赔赃款情节。公诉机关认为，崔哲犯下的罪行性质和社ุ会影响都极其恶劣，因此请求法官严惩。
接下来，崔哲的辩护律师出场。他先说明，他将为崔哲作罪轻辩护。他说，崔哲的行为虽然恶劣，但情有可原，因为他也是报社内外的那些“潜规则ท”的受害者。他之所以敲诈，是因为他曾经有些稿子被报社高层以各种理由毙掉。当他后来知道报社高层在“毙稿”过程中偶尔会收受贿赂的时候，他认为，与其让报社高层收取好处费而自己经过一番辛苦却无所收获，不如自己直接借此牟利。
律师说到这里的时候，一直站在被告席上沉默不语的崔哲突然举手，示ิ意他要说话。
法官想了想，同意了。
崔哲扫视了一圈旁้听席上的人们，开口了。他说：“我知道，旁听席上坐着许多我以前的同行。大家都在等着我说话，如果我能说出一些有意思的话来，你们的稿子里就有东西可写了。我说的越有意思，你们的稿件就越有可能ม成为头条，你们也就越容易被领导赏识。如果被领导赏识了，你们的日子可能就会好过一些。好吧，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是怎么เ想的——我在都市报里工作了7年，我现它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看上去它像是一个事业单位，承担着公共事务，比如向公众传递信息，代表公众进行舆论监督等等，但是，另一方แ面它又是一个企业，以赢利为最大目标，用广告费养活编辑记者。这是一组矛盾……”
公诉人突然站起来打断ษ了崔哲的“演讲”，他认为崔哲所说的与本案无关。但法官似乎有兴趣听下去，他示意崔哲继续。
崔哲继续说：“这是一组很难处理的矛盾，连报社领导都难以把握，更何况年轻、涉世未深的编辑记者。我们进入报社的时候大都年轻气盛，对社会和职业的看法正在逐渐形成，我们也有一些美好的愿望，希望自己像新闻学院老师要求的那ว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被社会接受和认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游走在体制之ใ外，像是临时工，根本不被所谓‘主流社会’的人们所承认，甚至还会被一些体制ๆ内的人们所歧视。这些我们都可以不在乎ๆ，但我们在乎自己้的生活。你们知道，作为一名聘用制记者，在许多方แ面都没有保障。对我们来说，未来是不确定的，今天是个记者，明天犯个不该犯的小错误、得罪了一个ฐ不该得罪的人都有可能被开除，即使做得很优秀当上了部门主任又怎么样，仍然是个临时工ื，仍然可能朝不保夕。在这种惶恐的心态下，做事难免乱了分寸。当我们对一些事情感到เ失望的时候，难免受到那ว些‘潜规则’的影响，做一些我们原本不屑也不敢去做的事情。”
法庭里一片寂静。
崔哲顿了顿，接着说：“你们可能会问我，在看守所里呆了将近一个月有没有反省过自己้犯下的罪行。我告诉你们，我反省过，我知道法律不允许我那样干。其实这不用反省。在我那样干之前就知道法律不允许。但我还是那样干了，侥幸心理只是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知道我所说的并不能ม减轻自己的罪责，但我还是要说，罪恶是环环相扣的，如果那些企业没有做那些对不起公众的事情，就不会给我犯罪的机会，如果报社ุ内外没有那些‘潜规则’，我也不会受到启去犯罪。你们可以在报道中ณ说我在法庭上狡辩，我无所谓。但你们问问自己，有没有收过‘红包’。如果有，你就是一个准腐败分子，你又凭什么在报纸上做道德文章？另外，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情对不起报社ุ，损害了报社的名誉，所以我不想过多地抱怨报社，我希望那些仍然抱有理想的编辑记者能够原谅我，所以（他停顿了一下）……我只求判。”
崔哲话音刚落，旁้听席上立即响起一片议论之声。法官不得不两次敲击法槌，要求全场肃静。
待旁听席上安静下来之ใ后，审理继续。崔哲的辩护律师向法官请求让证人出庭。法官同意了。
看起来，崔哲并不知道他的律师为他找了证人，他的脸上现出了茫然的表情。
接着，一个年轻男子出现在法庭上。我注意到，看到这个男子时，崔哲脸上的茫然变成了震惊。他还下意识地喊出了对方แ的名字——“郑克群”，同时将身体前倾，似乎想越过被告席阻止郑克群说话，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是在法庭上，所以他立即恢复了平静。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了郑克群。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本市一所大学的二年级学生。他希望法官轻判崔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