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先民是用多种艺术手段来塑造动物形象的能手，龟、鱼、蟾蜍、鸭、绵羊、兔、虎及“龙”的形象普遍见于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之ใ上。118这些动物形象的大量出现，与夏代时期各文化区各类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关。有学者指出：偃师二里头早期文化中“雕刻在四足小方杯外壁上面的兽面图案，与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黑皮陶罐上面的构图似出一模；圆脸长颈的裸体人像，和河南龙山文化造型如兄如弟”119；此外，如刻在平底盆内壁上面的鱼纹，构图颇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鱼纹的遗风；最典型的是偃师二里头晚期文化的一件青玉柄形饰，12o其形制为ฦ细长的四棱柱形，分为六节，第二节和第四节上雕有大眼阔口的“神面纹”，第六节（端部）雕有立耳裂ฐ嘴的“兽面纹”，整个ฐ纹饰与良渚文化流行的“神兽组合纹”几无二致，器端的“兽面纹”与太湖流域原龙纹（虎纹）亦极为相似。121良渚文化的典型纹饰出现在偃师二里头晚期文化的玉雕上，这无疑ທ是上述两ä种文化交流、融合的明证。很显然，夏代是一个各种文化交汇的时代。
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在原龙纹出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存在着三个ฐ经济文化区，每个经济文化区根据考古学文化的特征还可以划分出许多较小的文化区。位于中国中心的是中原文化区，其它“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ณ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1้16迄今现的六种原龙纹，分布于四个文化区之中。其中辽河流域的猪纹分布在燕辽文化区；渭水流域的鲵纹分布在甘青文化区；太湖流域的虎纹分布在江浙文化区；渭河流域的鱼纹、漳河流域的鳄纹、汾河流域的蛇纹都分布在中原文化区，但它们仍然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展阶段也不尽一致。这些原龙纹产生的时代、环境各不相同，又都直接来源于各自不同的原型动物，有着自己้独有的特征和稳定形态，因此我们可以说它们彼此之间在形态上没有什么关联。正因为六种原龙纹都是对某种动物的摹写，有着自己完整的宗教含义，尽管六个文化区之间在各个展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流与渗透，但各个ฐ原龙纹并没有、也没有必要因此而出现形态上的交融。总之ใ，中国史前时期的各种原龙纹都是以独立的形式产生并展下去的。在商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它们并行、共存于世，并不存在合并、交融的现象。
在距今45oo-3๑9oo年前，汾水流域分布的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文化中ณ也出现了原龙纹。当时这一带是夏人聚居的地方，原龙纹出现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恰恰位于被后世称为“夏墟”的翼城不远。陶寺先民过的是长期定居的农业生活，有较高的建筑、凿井技术，畜牧业和手工业也十分达。从陶寺遗址墓葬表现出的贫富极端分化来看，当时的社会已๐经处于国家产生的前夜。（插图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蟠龙纹”彩陶盤）
良渚文化玉器最常见、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两ä眼一嘴为特征的纹饰，过去考古工ื作者统称其为“兽面纹”。根据近年来现的大量材料，我们知道这种所谓的兽面纹有着十分复杂的变化和极为ฦ深刻的含义，它们表现的往往不是一个ฐ单纯的“颜面”，而是“神人兽面纹”的简化图形。目前现的最为完整、复杂的良渚“神人兽面纹”出现在浙江余杭县反山出土的大型玉琮上。这件玉琮由白玉雕成，高8๖8厘米、重达65公斤ภ，为ฦ目前已知良渚玉琮之，享有“琮王”美誉。神人兽面纹雕刻于玉琮四个正面的中间部位。纹饰中部是以浅浮雕表现的“兽面”，重圈为眼，二目圆睁，眼眶间有短桥相连，宽鼻，阔口，上下两对獠牙吡于唇外；上部为“神人”，倒梯形脸，双眼具小尖眼角，阔鼻，大口露方形齿、头戴宽大的羽冠，冠上羽毛呈放射状排列，双臂平端，肘部下弯，双手五指平伸插于兽面眼眶两侧；下部自兽口两ä侧有极度弯曲的双腿，双足呈爪状相对，爪甲尖利弯曲。整个图像具有一种逼人的气势，给人以神秘、恐惧之感。良渚先民对这种“神人兽面纹”进行了多种分割、简化、变形，使其遍布于各种器物之上。综观良渚玉器纹饰，有的是单一或重复出现的“神人纹”，有的是单一或重复出现的“兽面纹”，有的是“神人纹”与“兽面纹”相间出现的“神人兽面组合纹”，有的是部份简化的“神人纹”与简化兽面纹融为ฦ一体的“神兽融合纹”。9๗5浙江余杭瑶山出土的“龙镯”上的“龙”，就是“神兽融合纹”的一种。通过良渚有关纹饰的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龙”那非牛非鹿的双角双耳，实际上是神人纹的简化形式，确切地说是由神人的羽冠简化而来；“龙”的眼、鼻、口则是兽面纹的简化形式。两部分形象、含义แ都不相同的纹饰经简化、变形组合在一起，竟然形成了一个四不像的似龙动物头部，这种现象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原龙纹中是仅有的
其实，以上观点很可能都是受到了后世的女娲、伏羲图像的影响。在汉代画像石中，交尾的伏羲、女娲ຐ是最常见的主题，因而当时学者有“伏羲鳞身，女娲蛇躯”（《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的说法。汉代的伏羲、女娲形象与渭水流域的原龙纹确实有着隐约可见的渊源关系，但是，如果因此将这些纹象认定为ฦ这就是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伏羲，则似乎是将后人的观念强加于古人。退一步讲，即使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我们也丝毫不能排除这一形象来源于自然界中某种真实动物的可能ม。只要我们将这一纹像放到当时的文化背景中去，我们就不难现这一点。综观庙底沟文化或石岭下类型文化的动、植物纹饰，我们可以现，先民们惯用的艺术手法除了写实之外，便是将动、植物原型抽象化、图案化，基本见不到不同生物的合并组合。那么，这里的原龙纹，就不可能是人、蛇组合；再与现实中的鲵鱼对比，我们可以确定，它确实就是自然界中鲵的写实图像。先是形体的吻合，不仅总体轮廓相似，连眼大无睑、前肢四趾等细部ຖ特征也准确无误；原龙纹的挺腹外翻动作，也是鲵的特征性动作。至于原龙纹的人脸，上古纹饰中人与动物的头脸本来就没有明显的区别，何况鲵头脸本身就如同小儿，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说图像就是人脸。再说足部，早期图像为两足，晚期图像为六足，这说明当时先民对这种生物肢体的描绘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渭水流域原龙纹均为彩陶瓶上的纹饰，具有强烈的装饰性和艺术性，先民用艺术语言表现某种动物时，对某一局部进行夸张、变形、添加、减舍是不足怪的。我们同样没有充足的理由说早期原龙纹的两足就是神性的表现。看来，考古工作者最初的定名并没有错误，这一生物图像的原型就是鲵
在这里他将龙与龟、鱼并列ต，看来孔子还是认为龙是一种生活于水中的动物，然而它又具有一般动物所没有的然不群的特性和变化飞升的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