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的命运系在对佛的信仰上，这大约也是中国人的一种祖传吧。“右派分子”党治国看到报上关于亩产水稻六万斤、亩产红薯一百二十万斤的报道后，不禁对党心悦诚服——国家现在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自然和清除右派有关系。自己成了右派，也值得了。
党治国十六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和同学们在韩城中学连夜排节目。三九天的夜晚，不生火就过不去。但教室外是半尺厚的雪，想搞点煤ศ吧，又觉得冷得出不去——来回得走两里雪地呢！怎么去扛煤啊！多厚的棉鞋陷进雪地里也是冻脚。同学们倒抽着冷气往后缩了。
车厢里的灯突然全黑了。怎么这么早就黑灯了？我跑到车厢过道的灯下看表，可不，才九点嘛ใ。应该十点熄灯的嘛。哦，对了，我到现在还没有拨过手表，我以为反正知道夏时制就行了，连表都懒得拨一下。结果是一下熄了灯，连上床的思想准备都没有。我摘下手表，乖乖地往前拨快一小时。看来变革往往带有强制性。不可能都有了思想准备才变革的。
“从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53次列ต车，现在到达西安。到站时间十一点十六分。”
这位公正的学者于是被推到了评级和调资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两年多！她做起了思想和行政工作：你哪年工作的？哪年当助教？哪年……说来好笑，程渊如把别人的资历一个个了解了，却唯独在填自己的表时，不知道自己้是哪年当的讲师。她完全记不得了。她从来也没想过去记住这个。知识分子追求的，不是职位、荣誉，而是每天去获得更多的知识，同时又贡献更多的知识。
人要想把事业从自己的心里抹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谁能轻率地抛开自己的事业，那只能说明他对事业从来就没有真爱过。可是程渊如决心永远离开自己的事业了。她等了这么多年了，前不久她总算获准给工农兵学员上辅导课。上什么课都行呀！只要还能干点业务：“你们采矿专业的地质课，要以岩石构造为纲。”
如果这二十几年来，不是一次次有意识地把知识分子搞臭，现在不也无须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了吗？历史老人有时竟如此盲目地往死胡同里走，非要碰了壁，才回到原处。
她这个三十多岁的女性，偏要向地质队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们看齐。“程渊如，你敢走这独木桥吗？”“敢，敢哪！”程渊如几步走上了那一步一颤的独木桥，又“啪”地掉进了河里，溅起了一片笑声。有什么เ好笑的？我们走着瞧！
毕竟，我们有了梦想激的力量，和力量升腾的梦想。
坐大轿车去人大会堂开大会，我每每坐在车后座，看一车聪明而沧桑的后脑勺在车里颠簸着，好像在向我述说他们的颠簸人生，又好像在为ฦ五千年中ณ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作见证。
五十年后，1999年11月在联合国大厦次展出全国政协委员的七十多幅字画。刘炳森和王成喜代表书画家去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开幕式上剪彩。
“嘿！那你整天看《资本论》，演算数学题干什么？瞧瞧，什么价值、增长额、工资、劳动目的！”
“我要研究资本家有多少钱，”党治国狡黠地一笑，“将来我好管理这些钱。”
自然这是一句戏。不过他在潜意识里认定自己้只要不死，就要研究经济问题，研究尚被忽略๓但非解决不可的经济问题。因为问题已经愈来愈清晰地显示出来了：一切社会变革的后面，都有经济规律的作用。他党治国落到二十年在押犯的地步，中国落到เ全国上下“脱产闹革命”的地步，绝不仅仅是错误思想的产物，而是有深刻的经济根源的。
当然，那时的党治国还不知道中国有个“四人帮”——本文侧重谈经济。
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汲取了一些教训，采取了一些措施ๅ。经济得到展后，必然要求上层建筑有相应的变革。展了的生产力必然要求生产关系有相应的变革。这就激化了变革的力量和反变革的力量的斗争。于是批“三自一包”、批“修正主义”，于是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热昏的头脑是无从知道自己的疯狂行为后边的真实原因的。党治国知道。不是因为ฦ他的思想比人家清醒，而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感受为ฦ他提供了他需要弄清的思想。1957年他在清华眼睁睁地看到那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专家、教授被专了政。他自己本是满怀着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的理想而报考了清华水利系。他受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本小说的影响。他要远离大城市。艰苦的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吸引力。与困难作斗争本身就是一种吸引力。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就是一种吸引力。为伟大理想献身就是一种吸引力。一个全省第019章中了吗？党治国违反了操作规程，搞起了反向爆破。开始是悄悄地。在30年代，人们会认为反向爆破的道理是再简单明了不过的。但是在60年代，谁第01้9章中的原理，集中他的精力，一个ฐ时期搞一项技术革新。但是，生产力要求展的结果，是又一次遭到“革命”。“突出政治”，“再论突出政治”。人人政治化，社会泛政治化。生产力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