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开往西安的35次列车，现在到达西安。到站时间八点零六分。”
这位公正的学者于是被推到了评级和调资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两年多！她做起了思想和行政工作：你哪年工作的？哪年当助教？哪年……说来好笑，程渊如把别人的资历一个个了解了，却唯独在填自己的表时，不知道自己是哪年当的讲师。她完全记不得了。她从来也没想过去记住这个ฐ。知识分子追求的，不是职位、荣誉，而是每天去获得更多的知识，同时又贡献更多的知识。
程渊如哪里会想到她又会有一个家呢？——或者准确地说，是一个两间房的单元。她真觉得她一人住两间近乎奢侈呢！“程老师，您这家怎么这么寒酸？”——学生觉得我这家寒酸了？是啊，现在年轻人结婚，哪家不是沙啊，多少条“腿”啊。一开始就把小家庭布置得像像样样的。现在没有人会认为坐沙就等于是资产阶级。这也不知意味着是前进还是后退？
如果这二十几年来，不是一次次有意识地把知识分子搞臭，现在不也无须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了吗？历史老人有时竟如此盲目地往死胡同里走，非要碰了壁，才回到原处。
去台湾？——程渊如慌乱了。是什么样的？唉，没见过。但是总比透顶的国民党好。
这时一位很老的老太走进我家客厅，看着电å视上的美丽的奥林匹克，问：今天是国庆几周年？
坐大轿车去人大会堂开大会，我每每坐在车后座，看一车聪明而沧桑的后脑勺在车里颠簸着，好像在向我述说他们的颠簸人生，又好像在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作见证。
开放了的中国人，就是比洋人聪明。譬如美国人叫肯德基家乡鸡，中国人一引进来就直接简称“肯德鸡”。
五十年后，1999年11月在联合国大厦次展出全国政协委员的七十多幅字画。刘炳森和王成喜代表书画家去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开幕式上剪彩。
一个逃犯。
我走出西安站，看到เ一个高人一头的黑大汉，高举着一块“接陈”的牌子。这是我们的“联络暗号”。因为我不认识他，但又希望一到西安就能见到他。应该说一切都很顺利。凯撒大帝有句名：我来了，我看见了，我战胜了。现在我来了，我看见了，但是我失望了。
我觉得我看见了一个ฐ逃犯。
我的第一感觉是害怕。那张长脸好像从来也没洗干净过。他五十岁。可我觉得他大概ฐ从来也没有年轻过，他大概一生下来就这么老了。那莫测高深的三角眼，那阴沉的高鼻。鼻翼两旁像刀刻石凿似的有两ä道深沟直通向嘴的两旁。而嘴，直接地就像平放着的两把刀。
他的布鞋上打着皮革的补丁。我有几年没见到这样打着大补丁的鞋了。我也愈来愈少地见到他这样黄的眼白。或者压根儿就应该叫做眼黄。这补丁，这眼黄，立刻使我想起贫困、拮据、坚忍、过去，不过他穿着过去不穿的西装。但这西装质地之差，之软绵绵，之ใ皱巴巴๒，都使人败胃。倒好像是仓促之间从哪儿借来套在身上乔装打扮的。干脆那ว种油污的旧工ื作服倒能给人带来一种粗犷的美。
他的头所剩无几地徒劳地盖在秃秃的头顶上。后来听他说这是染黑的，要不都白了。我想又何必染呢？这么几根头也值得染吗？
但他说这事儿的时候是自信的，很值得的样子，就如他自信他干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3月份收到这个陌生人的第一封信的时候，就决定写完手头一篇报告文学后就去找他。我相信不会虚此西行。他给我的信，一开头就使我预ไ感到เ我将要经受一种新า的思想的撞击：“不管在文学作品中和宣传报道中树立多少光辉的改革者形象，都不会使无所作为和反对改革的领ๆ导变为果敢锐敏的改革者。改革者的形象只会鼓舞那些希望并赞成改革的人。然而具有彻底改革思想的人并不一定就会是改革家，原因在于他们无权左右局势。因此不在于号召占据领导地位的人成为改革者，而在于使改革者走上领导岗位。……改革成功的体制应能保证使最适合做领ๆ导工作的人走上领导工ื作岗位。”
但我对这个人毕竟一无所知。他真值得我采访吗？他和常规的好人形象相距太远。我身上揣着《人民文学》的旅๓差费。我要是虚了此行，《人民文学》固然不会追究经济责任，可是我也得讲究时间效益啊。
他接过我的旅行包：“这个包，我不用叮嘱你不要毁坏，不要丢失，你自然会爱护的，因为你拥有这个ฐ包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你是这个包的主人。根本用不着对你进行主人翁思想的教育。我们三十多年来一直对国营企业职工进行主人翁思想教育这件事，恰恰证明了国营企业的职工ื还不是企业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