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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法律文库序
江平
外国法律文库是一套大型翻译丛书，入选书目主要是外国尤其是西方的重要法律着作。中国法学界15名从事外国法与比较法研究与教学的学者组成的编译委员会负责确定书目和组织翻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印行。受编委会之ใ托，我将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的缘起及有关情况作些说明。
我平生治学，以罗马法和西方แ民商法为主。50年代末以后的20多年间，我国法制建设历尽坎坷。那时，像罗马法这类洋货，不仅是奢侈品，简直可以说是违禁品。“文革”结束后，法制ๆ建设与法学教育都逐渐走上正轨。1้0多年来，在我所在的大学里，罗马法、西方民商法以及比较法等都成了深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在立法方面，每制定一项法律都广泛地搜集国外立法资料é，博采众长，以求既符合中国情况，又顺应国际潮流。不过，在这些过程中，有一个困难时时制约着人们的手脚，限制着人们的视野，那ว就是翻译为ฦ中文的外国法律着作数量太少。说来难以置信，自194๒9年直到今天，西方แ法律学术着作在大陆译为ฦ中文出版者只有寥寥1้0余种。这些着作的汉译又没有有效的组织，因此必然存在着书目安排上缺乏系统性、选材上却不乏偶然性的毛病，甚至有个别译本的译者中外文修养不够，率尔操觚，致使误译多有，贻患学林。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期待对外国法律的全面而准确的认识了，而没有这样的认识，又怎么能ม希望博采众长、融合中ณ外的借鉴呢？
近年来，组织翻译一套外国法律丛书一直是我的一个迫切的念头。曾与法学界的一些同行谈起，他们也都对这样一项工程极表赞成。曾对中国文化研究过大力支持的福特基金会也决定对该项ำ目赞助。199๗1年初，外国法律文库第一届编委会正式成立。1้5位委员中包括了北京法学界ศ--今后还要吸收各地学者，使其成为一项全国性的学术事业-ๅ-ๅ的一些知名教授和中青年学者。编委会确定了这套丛书在选题方แ面的三个标准：一以学术着作为主，兼顾重要的立法文件；二以本世纪作品为ฦ主ว，兼顾此前的经典着作；三以西方แ作品为主，兼顾其他地区的代表性作品。力求通过整套丛书反映外国法学与法律的概貌，为ฦ学术研究素า材，为法律教学辅助，为国家立法借镜，为一般读者有益于增进法律知识和培育法治意识的读物。编委会又聘请了4๒位外国着名法学家作为顾问，以更好地保证选题上的权威性。在译校者的确定上，除语言修养外，还要求他们是相关领域的专家，以有利于忠实地传达原意。丛书的规模，初步确定为50种，当然，若条件许可，它完全应当成为一套不间断ษ出版下去的丛书；法律翻译要追随法律与法学的展，如同译文要忠实地追随原文。
外国法律文库能够顺利出版，得益于法学界ศ的一些资深教授的积极参与，他们有些参加了编委会，做了大量细致而有效的工作。有些虽然不是编委，却也给予文库热情的关心，他们推荐书目与译者，有些还应邀审阅译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以其眼界、才华以及勤勉的工作精神，使文库的翻译进度与质量得到了保证。福特基金会对文库的翻译与出版了宝贵的资助。所有这些都是应该在这里深表谢意的。
声称作品“错误在所难免”已成为一些序文的套语，对于外国法律文库一类的翻译丛书来说，这样的俗套却决非客套-ๅ-完美到เ无可挑剔程度的译作至今还只是一种理想。但是，重要的在于积极的参与和认真的实践。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热衷此道，随着一本本译着的出版，作为ฦ文化建设事业组成部分的法律翻译，必将会对我国的法制现代化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的技巧ู也会日渐成熟。我对于这样的前景，套用一句老话，诚可谓馨香而祝之ใ矣！
是为序。
序言
在本书中，我的目的是推进对法律、强制与道德这些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社会现象的理解。虽然本书主要是为法理学的研习者而作，但是，我希望本书对于那些主要兴趣不在法律而在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或社ุ会学的读者也能ม有所裨益。法律家将会把本书视为分析法学的一个尝试，因为它更关注的是阐明法律思想的一般框架，而不是评论法律或法律政策。而且，我所提出的问题，有很多都是关于词的意义的问题。例如，我一直思考：“被强制ๆ”beingobຘliged与“有义务”havinganobligation有何区别；一条规则是有效的法律规则这种陈述与一个关于官员行为的预测有何区别；断言某社会群体遵守一条规则意味着什么เ以及它与其成员习以为常地做某事的断言有何异同，等等。本书的核心论题之一就是：如果不去鉴别两种不同类型的陈述所具有的决定性差别，我们就既ຂ不能ม理解法律，也不能理解其他形式的社会结构；这两种陈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在的”陈述和“外在的”陈述，每当人们观察各种社会规则时，总会做出这两ä类陈述。
尽管本书致力于分析，但是，在探究词的意义แ时，就词论词的做法不足为训，故本书也可以被视为ฦ一个描述社会学的尝试。在各类型的社会情境之ใ间或社会关系之ใ间，有许多重大的差别通常并不是直接显现出来，通过考察相应词语的标准用法，考察这些词语如何取决于具体的社ุ会联系，就可以最清晰地把握这些重大的差ๆ别ี，然而这种考察经常受到忽视。在这一研究领ๆ域，特别明显的是，如jl奥斯ั丁教授所说，我们可以用“对词的深化认识去加深我们对现象的理解。”
他人的着述使我获益匪浅。本书的相当篇幅讨论了有关法律制度的简单化的模式，即沿着奥斯丁的命令理论的思路所建构起来的模式的不足。但是，读者将现，本书的正文既没有引用多少他人的着述，也很少有脚注。不过，读者在本书的最后将会看到大量的注释，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每一章之后再去查阅它们；在这些注解中读者可以看到เ本书正文中ณ所提出的观点与我的前辈和同代人的观点有何联系，也可以看到一些旨在深化他们的论点的建议。我如此安排本书的顺序，主要是因为书中的论证是连续性的，如果插进与其他理论的比较，就会打断这种连续性。另外，我也抱有一种教学法的目的：我希望此种编排能够消除下述观念，即认为法律理论的着作基本上就是人云亦云的着作。若作者持此种观念，就很难为法律理论的进步做出贡献；若读者持有此种观念，则法律理论的教育价值就将受到削弱。
本人如此之久地受惠于如此之多的友人，以至难以在此一一表达我的谢忱。但是，我要特别地对奥里诺amhonore先生致以谢意，他的详尽批评揭示ิ了书中许多思想混乱ກ与文体不当之处。我曾努力消除这些问题。不过，我担心仍有许多地方难以令他满意。本书有关政治哲学的部分以及对自然法的重新解释若有所建树的话，应归功于保罗gapaul先生与我的讨论，同时我要感谢他阅读了本书的校样。克罗斯rupert9先生阅读了本书的正文并提出了善意的忠告与批评，对此，我也要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之情。
hla哈特
19๗6๔1年2๐月于牛津
在过去的1้0年，围绕本书而撰写的批评性文章蔚然可观。利ำ用此次重印的机会，我在书后的注释中选列了对本书的观点的主要批评以及批评者对这些观点所做的某些最引人注目的完善与展。我期望日后能ม有机会对这些问题加以详细的讨论，并把它补充进本书之ใ中。
hlaທ哈特
1972๐年3๑月于牛津
第一章经久不绝的问题
一、法律理论的困惑
在与人类社ุ会有关的问题中ณ，没有几个像“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一样，如此反反复复地被提出来并且由严å肃的思想家们用形形色色的、奇特的甚至反论的方แ式予以回答。即使略去古代和中世纪关于法律“本性”的思索，而仅仅注意近1้50年的法律理论，我们在任何其他作为独立学科而被系统研究的课题中也看不到这种情况。与“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不同，没有大量的文献去致力于回答诸如“什么เ是化学现象？”或“什么是医疗？”等问题。对于这些学科的学生来说，此类问题只是在初级课本的第一页以短短的几行字来提请他加以注意，而且，给他的答案也与给法科学生的回答截然不同。没有任何人坚持认为下面这些主ว张是具有启迪性的或重要的：医疗“就是医生对付疾病的所作所为”，是“对医生将要做些什么的预测”；或者断言对酸的研究尽管通常被认为是化学特有的或核心的部分，但实际上它根本不属于化学。然而，就法律来说，那些看上去同样奇怪的意见经常地被表达出来，不仅讲而且还以雄辩和激情去呼吁，宛如它们即法律真理之显示，而长期以来，这些真理却被关于法律本性的大量虚谬之辞掩盖起来了。
“官员们关于争端所作的……即是法律本身”；注：卢埃林：《棘丛》，1951年第2๐版，第9页。“对法院将要做些什么的预言……即我之所谓法律”；注：霍姆斯：《法律的道路》，论文集，19๗20年，第1้73页。法规是“法的渊源……而不是法律自身的成分”；注：格雷：《法律的性质和渊源》，190่2年，第276๔页。“宪法性法律只不过是实在道德而已”；注：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1้832年，1้954年版，第6讲，第259๗页。“一个人不应偷盗，如果某人偷盗他就应当受到惩罚……如果真的话，第一个ฐ规范就包含在第二个规范之内，后者才是唯一的真正规范……法律就是规定制ๆ裁的主要规范。”注：凯尔森：《法律和国家的一般理论》，1้94๒9年，第6๔1页。
这些仅仅是关于法律本性的大量论断ษ和反驳中的少数几个，但至少初ม看上去是奇特的和反论式的。它们之ใ中的某些似乎与最坚定的根深蒂固的信念相抵触并易被驳倒，因此，我们禁不住要回答：“即使存在着其他的法律，但法规确实是法律，至少是法律的一种”；“既然要由á一个法律去设置官员和法院，那ว么เ，实际上法律就不仅仅意味着官员做些什么或法院将要做些什么。”
然而，这些带有反论色彩的言论并不是出自于那些在职业上倾向于对最清楚的常识表示ิ怀疑的空想家或哲学家之口。它们是一些人长期对法律反思的结果，这些人主要是因职业关系而从事法律教学或实践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作为法官去实施法律的法律专家，而且，他们关于法律的这些言论也确实在他们所经验的范围内增进了我们对法律的了解。了解了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之后，这些言论便显得既具有启性又令人困惑：与其说它们是冷静的定义，倒不如说他们是对那些被过分忽视了的法律真理的巨เ大夸张，其光芒使我们得以看见法律之中的许多隐蔽之物，但是，这种光芒如此之强，以致于使我们对其余的东西视而不见，并因此使我们对法律仍然没有一个ฐ清晰而全面的见解。
对于这种书本上的无休止的论争，我们现了一个奇怪的对比，即如果要求人们回答这一问题的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轻松而自信地通过列举情况来说明什么是法律。没有几个英国人不知道有禁止谋杀的法律、要求交纳所得税的法律或详细规定订立一个有效遗嘱必须ี做些什么的法律。实际上，除去第一次碰到“法律”这个英语单词的儿童或外国人，每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再添上几个ฐ这样的例子，大多数人甚至能说得更多。他们至少能够大致地叙述怎样识别某些东西在英国是不是法律，他们还知道有专家可以求教，而且，法院也会对所有诸如此类的问题表达最终的权威性意见。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广为ฦ人知。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有这样的观念：在英国，法律形成了一种制度，同样，在法国、美国或苏联，以及在每一个被看作是独立“国家”的世界之部分，都有一些在结构上广泛类似的法律制度，尽管这些制ๆ度之间也存在着某些重要的差别。毋庸置疑ທ，一种教育如果使人们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它就会惨遭失败；反之，如果对此有所了解的人们还能ม说出不同法律制度之间重要的类似点，那么，我们也很难断ษ定这一定就是对法律的严重曲解。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可能在某些基本的方面识别出法律制度的下列显着特征。它们包括：1以惩罚来禁止或命令某些行为的规则；2要求人们对那些被自己以某些方แ式伤害的人予以赔偿的规则；3规定为了设立授予权利和创设义务的遗嘱、契约或其他协议而必须做些什么的规则；4判ศ定何为规则和规则何时被违犯并确定刑罚或赔偿的法院；5一个ฐ制ๆ定新规则并废除旧规则的立法机关。
如果这些是常识，那么เ，“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何以还经久不绝并引出了一大堆五花八门、离奇古怪的答案呢？这是否由于这样的原因，即对于“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而言，除了一些明确的标准情况它们被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所设定，这些制ๆ度是法律制度，对此没有人表示怀疑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情况，对它们的“法律性质”，不仅受过教育的普通人，甚至连法律专家也为之犹豫不决，原始法和国际法就是这类模糊情况的典型。众所周知，为了说明在这两个ฐ情况中ณ按现行的习惯用法来使用“法律”这个ฐ词是不恰当的，很多人找到了一些理由á，尽管往往不是决定性的理由。这些成问题的或引起争议的情况，确实导致了一场拖延和有点乏็味无效的论战；但是，由á“什么是法律？”这个ฐ经久不绝的疑问所表现出来的关于法律一般本性的困惑，其产生的原因却不能由á此得到เ说明。有两个理由大约能ม表明困惑的根源并不在此。
先，在这些情况中，人们为什么เ感到犹豫不决，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国际法缺乏一个立法机关；没有国家的事先同意，它们不能被送上国际法院；而且，国际法也缺乏一套集中组织起来的有效的制裁体系。某类原始法，包括那些可以逐渐地演化成为当代法律制度的原始法，也同样缺乏这些特征。每一个人都绝对清楚地知道，这些方面正是它们与标准情况的差别ี，也正是这一点使它们的归类出现了麻烦，这是不难理解的。
其次，并非像“法律”、“法律制度”之类的复杂术语才迫使我们承认既有明确的标准情况，也有引起争议的边际情况。实际上，几乎每个用来对人类生活和周围世界的各种特征进行分类的普通词语，也都必然地产生这种区别，虽然过去对这一点强调得太少，但是，现在它已成了人所熟ງ知的事实。有时，对一种表达方式来说，明确的标准情况或范例与那些成问题的情况相比，两ä者间的差别仅仅是程度不同而已๐。一个男士，其头亮而光，他显然属于秃头之列ต；另一位头蓬乱，则他显然不是秃头；但问题在于第三个人只是在头顶的周边有些稀稀落落的头，如果他是否算秃头被认为是重要的或者任何实际结果取决于此的话，这个ฐ问题就可能被无限期地争论下去。
有时，与标准情况的偏差不仅仅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且生在标准情况是由á一些正常地相互伴随着但又各具特质的要素า结合而成时，那么，缺乏了其中某一个或几个ฐ要素的时候就会引起异议：水上飞船是“船”吗？没有王后的比赛还是“国际象棋”吗？此类问题可能ม是具有启性的，因为它们迫使我们对标准情况的构成这一概念加以反思并使之明确。但是，毫无疑问，各种事物的被称之为边际方面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不能由此来解释有关法律的长期争论。而且，在最为着名并引起争议的法律理论中ณ，只有较小和较次要的部分才涉แ及到“原始法”或“国际法”这类习惯表达方式是否恰当的问题。
当我们注意到人们极为普遍地具有识别或举例说明什么是法律的能力，以及一种法律制度的标准情况何等普遍地为ฦ人所知，那么，似乎ๆ只要简单地提出一系列ต人们熟知的事实，就能轻易地结束“什么是法律？”这一经久不绝的疑问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乐观地简单重复一遍我们在第3๑页曾通过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的口对国内法律制度显着特征的概括性描述呢？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言简意赅地说：“这就是'ู法律'和'法律制度'所意谓的标准情况；请记住，除了这些标准情况之外，你也会现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安排在具有标准情况的某些显着特征的同时，也缺乏其中的另一些。这是些有争议的情况，赞成或反对把它们作为ฦ法律来归类的争论是不会有终结的。”
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例真算得上是一条适意的捷径，可惜，却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这先是因为ฦ那些对“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深感困惑的人们，显然并没有忘记而且也不需要被提醒去注意以上回答所给人们的那些为ฦ人熟悉的事实。仍然使问题现实存在的那种深深的困惑并非是忽略、忘记或不可能ม认识到“法律”这个词通常所指的现象，何况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概括叙述一个法律制度的那ว些术语，就会明白它不过是断定在标准的、正常的情况下，各种法律是交织在一起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种简略的描述中ณ，作为一个标准法律制ๆ度的典型要素而出现的法院和立法机构，其本身就是法律的产物。当且仅当存在着一定类型的法律，并由这些法律来授予审理案件的审判权和制ๆ定法律的权限时，人们才有可能去建立一个法院或立法机关。
因此，这种解决问题的捷径是无用的，它至多只能ม提醒询问者注意“法律”和“法律制度”这些词的使用受现行惯例所支配而已。显然，对于“什么是法律”这一询问，最好的方针是推迟给出答案，直到我们查明了是什么东西事实上在困惑着那些熟ງ悉法律、识别例证的能力不在话下、却仍然提出问题并试图做出回答的人们。他们想进一步知道什么和为什么想要知道它？对于这个问题可以给出某种颇具一般性的回答，这是因为存在着某些经常性的主题，这些主题形成了一个关于法律本性的论证与反驳的永恒焦点，并且引了那ว些我们所引用过的对法律的夸张性和反论式的论断。关于法律本性的思索有着一个长期又复杂的历史，而追溯起来，它十分明显地总是持续地集中在几个主要的争论点上。这些争论点不是为了学术讨论的乐่趣而被无缘无故地选择或虚构出来的，它们涉แ及法律的几个方แ面，这些方แ面看上去总是自然而然地导致误解，以至于混乱ກ和随之而来的澄清混乱的需求相共存，甚至在精通和了解法律知识、有思想的人的头脑中也是如此。
二、三个复现的争论点
在此，我们将区别出三个主ว要的经常出现的争论点。然后，我们将说明它们为何全都以这样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即要求给出一个法律定义，或要求对于“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给出一个ฐ答案，甚至以更晦涩的方式提出诸如“什么是法律的本性或本质？”的问题。
这些争论点之ใ中的两个产生于法律的下述方面：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法律都有一个最为显着的普遍特征，这就是它的存在意味着特定种类的人类行为ฦ不再是任意的，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强制ๆ性。法律的这种特点貌似简单，实则不然；因为非任意的强制ๆ性行为包含着不同的形式。不许任意选择的行为ฦ，其要的和最基本的意义是当一个人被迫按他人的吩咐行事时，并非因为他受到เ了身体被推或被拉的那种物理意义的强迫作用，而是因为他如果加以拒绝，他人就会以他所讨厌的后果相威胁。一个强盗命令他的受害者交出钱包，如果拒绝就以开枪相威胁；假如该受害者服从了，我们就以“他被强制这样做”的表述来描述他的被迫行为。有人认为，在这类情境中ณ，当一个人对另一个ฐ人出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强制即前述意义上的强制他服从时，我们就现了法律的本质，或者至少可以说是现了“法律科学的关键”。注：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第1讲，第13页ษ。他接着又谈及法律与道德的区别。曾对英国法理学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奥斯丁的分析，就是以此为出点的。
当然，法律制度确确实实地经常以此面貌出现在其他各种制度中ณ间。一个刑事法规宣告一定行为属于犯罪并规定了犯罪者所应受到的刑罚，这很像是强盗情境的放大；唯一的区别，同时也是相对次要的区别在于，就法规来说，命令通常是给习惯于遵守这些命令的群体的。但是，经过严密的考查之后人们就会现，把复杂的法律现象简化成这一简单要素的诱人做法，反倒是一种歪曲和混乱之ใ源，即使对刑事法规而言也是如此，而这种做法是刑事法规中最有说服力的。那ว么，法律和法律义务与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之间有何区别与联系呢？这一直是潜藏在“什么เ是法律？”这一问题之ใ中的一个基本争论点。
行为的非任意性与强制性的另一个方面，产生了第二个争论点。道德规则强加义务并对个人为所欲为的行为领ๆ域加以限制。正如法律制度明显包含着与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密切相联的因素一样，它也明显地包含着与道德的某些方面密切相联的因素。在这两种相似的情况中，存在着一个困难，即精确地识别ี相互联系之处；同时，也存在着一种诱惑，即把这种明显的密切联系看作是同一。法律和道德不仅分享同一套词汇，以至于既ຂ有法律上的也有道德上的义务、责任与权利；而且，所有国内法律制度都体现着特定的和基本的道德要求之宗旨。不得杀人和不得滥用暴力是法律禁令和道德禁令相一致的最明显的例证。还有一种观念，即正义的观念，它似乎ๆ要把这两个ฐ领域统一起来：正义แ既是适合于法律的善，又是诸善中最具法律性质的善。我们思考和谈论“依照法律的正义”，也思考和谈论法律的正义แ或非正义。
这些事实启示这样一种观点：最好把法律理解成道德或正义แ的“分支”，法律的“本质”在于它同道德或正义原则的一致，而不在于它是命令与威胁的结合。这种别具特色的学说，不仅属于经院的自然法理论，而且也存在于某些当代的法律理论它们对源自奥斯丁的法律“实证主义แ”持批评态度之中。把法律与道德相等同的理论似乎ๆ最终总是把一种强制行为与另一种强制行为相混淆，对于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之间的差别，对于它们所含要求的不同，都未留有足够的余地。然而，这些差ๆ别ี和不同至少与我们也能现的类似点和一致性同样重要。因此，“非正义的法律不是法律”注：圣．奥古斯丁：delibຘeroaທr逼trio第1卷，第5๓页。阿奎那：《神学大全》，qu,xcນv,aທrts2,4的断言，即使不是故弄玄虚，也和“法规不是法律”或“宪法性法律不是法律”等主张一样，都带有同样夸张和反论式的口气。正是在两ä个极端之ใ间来回摇摆的特点塑造了法律理论的历史：有些人把法律与道德的等同仅仅视为ฦ一种错误的推论，并认为这种错误推论乃是由于法律和道德使用权利ำ和义务等共同词汇所致，这些人将会用同等夸张和反论式的措词来反对这种推论：“我所说的法律，就是指对法院实际上将做些什么的预测，而不是什么神乎ๆ其神的东西。”注：霍姆斯：《法律的道路》，出处同前。
反复地引起“什么เ是法律？”这个疑问的第三个主要争论点更具一般性。初看上去，说法律制ๆ度总是由规则所构成的，这是无可怀疑和不难理解的。无论是把以威แ胁为后盾的命令，还是把法律与道德或正义之间的联系当作理解法律的关键，持有这两种观点的人往往都乐于把法律说成是一套规则。然而，这个似乎毫无问题的观念所引的不满、混乱和捉摸不定却构成了关于法律本性的诸多困惑之基础。什么是规则ท？宣称存在一种规则意味着什么เ？法院是真正地适用规则还是仅仅自称如此？这个观念一旦被如此追问--在本世纪的法理学中ณ，它就曾受到了如此追问，观点的根本分歧就显现出来了。对此，我们在这里将只做一个大致的描述。
毫无疑问，规则有许多不同的类型。不仅在明显的意义上，除法律规则ท外，还有礼仪和语言规则，游戏注：game，可译为“游戏”、“比赛”、“竞技”等。本书中一律译为“游戏”。--ๅ译者注和俱乐่部的规则等；而且，在不太明显的意义上，此中任何规则都可能产生于不同的方式，都可能与相关的行为有极为不同的关系。甚至法律也不能例外，例如，法律的某些规则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而另一些规则却不是产生于任何有意识的行为。更为重要的差别是，有些规则具有强制性，强制性的涵义在这里是指不管人们愿意与否都要在某些确定的方面例如避免使用暴力或纳税对规则加以遵守；而另一些规则却指示人们在实施自己的愿望时该做些什么เ，例如，订立婚约、遗嘱或合同所需的程序、手续和条件的有关规定就是如此。同样明显的差别ี在游戏规则ท中也可以看到，其中ณ一类规则以处罚来禁止某类行为ฦ如犯规或侮辱裁判，而另一类规则却规定了得分和赢得比赛必须ี要做的行为。即使暂且忽略这种复杂性而仅仅考虑最基本的规则ท形式其典型代表是刑事法律，我们也将现：这种简单的强制ๆ性规则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即使在当代的作家中也众说纷纭。某些人确实觉这个ฐ概念是十足地玄奥难解的。
对于强制性规则这一简单概念，我们或许会很自然地作出如下解释，不过，我们马上就会不得不予以放弃。这种解释就是：一条规则的存在仅仅意味着，在一定的境况中，一个群体或其中大多数人的行为举ะ止会“表现为一种规律”，即普遍地呈现为一种既ຂ定的相同方式。基于此种理由，当我们说英国有一条做礼拜必须脱帽的规则或演奏《上帝佑我女王》时必须起立的规则ท时，就仅仅意味着大多数人普遍地如此行为。尽管这种解释表达了规则概念的部分意义，但显然还不够充分。社会群体的成员之间在行为上的简单一致性例如，所有的人都可能有规律地饮早ຉ茶或每周看一场电å影可能是存在的，但同时却并不一定有什么要求这样做的规则ท。行为上的简单一致和社会规则ท的存在这两种社ุ会情形之间的差ๆ别ี，往往通过语言显示出来。对于后者，我们能ม够、即使并非必需利用一些特定的词来予以描述，这些词如果适用于前者之中ณ，将会引起误解。像“必须”、“应当”和“应该”这些不同的词，都可以承担共同的功能，即可以用来表示存在着一条要求一定行为的规则。在英国，每人每周必须或应该或应当看一场电影，既非规则也非事实，唯一真实的是存在着每周看一场电影的有规律的行为。但是，却存在一条作礼拜须脱帽的规则。
那么，在一个ฐ社会群体中，习惯性行为ฦ的简单一致与通常以“必须”、“应当”和“应该”这些词为标志的规则ท的存在，两者之间的决定性差别是什么เ呢？法律理论家们在此生了分歧，在某几个因素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的今天，尤其如此。就法律规则而论，人们相当普遍地认为ฦ这种决定性差别ี“必须”或“应该”的要素在于，从一定行为模式中离轨就非常可能遭到敌视的反应，对于法律规则所涉及的情况来说，也就是受到官员的处罚。对于每周看一场电å影这类纯粹的群体习惯来说，离轨不会遭到处罚甚至也不会遭到谴责；但是，无论在哪里，只要存在着一些要求某种行为的规则，即使它们像作礼拜须脱帽一样不属于法律规则，对它的偏离也同样可能产生某种类似于惩罚或谴责的后果。就法律规则而言，这种可以预ไ测的后果是明确的并且是被官方แ所组织起来的；就非法律规则而言，虽然离轨可能引起类似的敌视性反应，但这种反应却没有被相应地组织起来或使之明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