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民主宪政的理论结合，之所以严格说来是个假问题，还因为儒学的精神并不是建立某种制度，而是为制度提供基础性价值。从三代的世袭制到秦汉的郡县制，社会制度生了空前的变化，但是孔子的思想并没有过时，因为ฦ儒家提供的基础价值未变，而汉代儒生们也不需要论证如何从儒学开出郡县制；从隋唐到两宋，中国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文化制度再次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倡导内圣的新儒家，也没有煞费苦心地去论证如何从内圣开出当时的新制度。张载写过井田制的文章，程颐曾论证过郡县制比封建制好，但是，他们都只是就事论事，从不同制度的合理性本身来立论，而没有论证如何从老内圣开出新制ๆ度。如果硬要说老内圣可以开出新า外王，也许关键的是如何做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如何从理论上论证的问题。
《周官》为民主之ใ制，不独朝野百官，皆自民选。即其拥有王号之虚君，亦必由á全国人民公选。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据此类推，则国之大询，当不止三事，如立法及举三公、冢宰与大政事，未有不经大询也。
子曰：“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
“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ๆ？”述而
有人说：儒家思想不能克服一治一乱的循环，可见儒学在制度架构方แ面无力。这同样是个ฐ假问题。原因很简单：这是传统社ุ会制度的局限性问题，而不是儒学的问题。账算不到儒家身上。一治一乱的循环，如果说是君主制下不可避免的产物，那么เ民主政治不可避免的问题可能是社会生活的庸俗化、平面化。这些问题既然是制度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就不是哪个学派、哪种思想所能根治的。儒学的作用只是减轻特定社会制度所可能具有的负面作用而已๐。历史已经证明，在这方แ面，儒家在历史上所挥的作用整体上是成功的。与此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如果不得不选择民主、宪政的话，那么儒学的作用无非是尽最大可能减轻民主宪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根除民主所带来的庸俗化、大众化以及政党恶斗、族群分裂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