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过得有些快了，白茅岭的印象似有渐渐陈旧，采访有些大同小异，千篇一律，对明天不再抱有好奇心，有些得过且过。早晨与傍晚，客车走在途中ณ，窗外的风景也已漠然，低矮的茶林一望无际，显得荒凉，柏树总是孤独地一株两ä株，久久停留在视线中。在无雨而干燥的日子里，尘土便烟雾般地涌ไ起，挡住了后窗，汽车在雨后干涸了的车辙上颠簸，摇摇晃晃。一九五三年的时候，第一批干警和第一批犯人来到此地时，这是一片什么เ样的情景呢！据说有野狼出没，在夜晚里长声嚎叫，召唤着迷路的狼崽。明月当空。孩子们又在齐声吼叫：谢谢叔叔，小学校到เ了，孩子们转眼间消失在一片树丛后面，他们长大了做什么？做第三代干警吗？
星期一的早ຉ晨，队部ຖ又呈现出繁忙的景象。干部们商量，要送那位严管的女孩去宣城精神病院研究所做鉴定，这是通过一位学校老师的哥哥联络的关系。那女孩在严管其间依然如旧，严管对她没有明显的效果，干部们说：如真有精神病，马上放她回去，如不是，就好好地收拾她，提起她，人们气就不打一处来，她挫伤了管教干部的权威感和自尊心。
无论怎么说，三中队的人到底曾经沧海ร，比较别的中队，确实"吃得来"官司些。
中ณ午时，雨停了，太阳出来了，照耀着茶林，一片油绿，起伏的丘陵有一抹黛色，这情景是好看的。我们收了伞，送她回三中ณ队吃饭，报栏前有一女孩在出报，她喊她"娟娟"，还告诉我们，娟娟的男朋友是个英国人，在伦敦；娟娟这次"二进宫"也是冤枉官司，她在一个大宾馆的客房里，一个外国人要与她亲热，她不允，正拉拉扯扯时，公安人员撞了进来。她至今也没有承认，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娟娟长得不俗，高大健美，气质很大方，字也写得端正。
到เ了女劳教大队，女孩子们下车各赴各的岗位，一位姓王的大队内勤管理向我们介绍了概况。我们知道女劳教大队是在一九五八年开始办的，"ิ文革"中ณ停办，一九七二年时再成立，是中队的规模，一九八四年又重为大队。其间劳教人员最多时达七百，目前是三百多。在编干部九十二人，其中百分之ใ七十八是从职工ื中提干上来，百分之十七从安徽屯溪招工ื白茅岭占地安徽屯溪，百分之五由上海警校分配过来。大队的编制为ฦ四个中队，有正副大队长三人，党支部书记一人，正副中队长共八人。一二中队是普通中队。三中队称为"二进宫"中队，即每人在此之ใ前都有一次以上的处罚记录。一百零六人中，八十一人曾经劳教；十一人妇教即妇女教养所，判ศ过刑十人；少教过四人。四中队名叫"出所中队"，是临近解教三个ฐ月前转入的，对她们的管理比较宽松，使之回到社会中时较易适应。在目前三百三十四个劳教人员中ณ，"流氓"百分之八十七点六，"偷窃"百分之九点七，"诈骗"百分之一，"其他"百分之一点四。劳教的生活主要是生产劳动，然后读书、学习、队列操练，等等。如今白茅岭努力要实现经济自给，各大队都有经营的任务，女劳教大队主ว要是服装、羊毛衫和玩具的加工ื。由于劳教人员流动性大，很难有熟ງ手，所以定额指标无法提高。并且白茅岭地处边远，交通不利，又很难向厂方争取加工ื活儿，工ื厂往往把难做、利薄的活儿给她们，条件又极苛刻。于是在我们去到เ白茅岭的时候，女劳教大队正被一股紧张的生产热潮席卷，管生产的副大队长急得跳脚，只听其声不见其人，到处是她的指令，不可违背，刻๑不容缓。在此同时，文化统考逼在眼前，队部又正组织一场歌咏比赛，都在向大队长讨时间。
下午，我们翻阅了全部的档案卡片，预ไ备一张采访的名单。卡片做得极其简单，有一帧小照，看上去面目都很可憎，激不起想象。我们感到无从下手选择采访的对象，竟想以抽签的方式决定，最后，我们还是兼顾ุ考虑，各种案情都挑选一些，各种家庭状况也都挑选一些。年龄则"ิ老中青"都有选择，"老"ิ是指四十岁以上，"中"ิ是三十岁以上，"青"则是二十岁上下的。后来，管教干部向我们推荐了一些。她们所推荐的人选确实都很有意义，比较有"ิ故事"，可是我们也现，这些人是经常由干部ຖ们推选去和采访者谈话，她们的表述过于完熟和流利，使我们也怀疑ທ：其间真实的东西是不是很多，这是后话了。
太阳落下了，远处的丘陵好像用极细的墨笔描画似的，十分清晰，我们开始想家。柏树在尘土弥漫的后窗外隐没，被夕阳映得通红，燃烧一般，又立即熄灭了。
最后一天到了。很多人来问我们对白茅岭的印象，因不忍使人失望，我们说了又说，事后却想不起我们究竟说了些什么。
早ຉ上十点钟็左右，去宣城的车开动了。那女孩穿了豆沙色的上衣和淡黄的短裙，去宣城精神病研究所做鉴定了。我看见队长整理她的材料时，还准备了一副锃亮的手铐，队长很熟练地检查着手铐的开关，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手铐ຖ出嚓嚓的响声。那ว女孩是背对着我走向汽车的，我看不清她的手有没有被铐上，望了那车一溜烟地开上土路，卷起一尾尘土，心里沉甸甸è的，不知该希望她是精神病好，还是不是精神病好。各中队的院落里传来整齐的歌声，下午要举ะ行歌咏比赛了。队长和劳教都非常认真，这情景唤回了我们对集体和荣誉的记忆，好像时光倒流，我们已经将这些淡忘了多久了？它曾经那样强烈地激动过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我们从歌声中走过大院，来到黑板报前。
各中队都辟以专栏，有一些诗歌，一些感想式的散文。这一期的文章大都是谈不久前，组织一部分表现突出的劳教去场部观看一个ฐ外地歌舞团演出的情景。其中有一小则ท散文诗，写的是一盆花在一个雨天里被遗忘在窗台上凋谢的事，文字流畅优美。同伴对我说：像你的风格，于是我们就非常渴望见一见这个ฐ作者。
人们说她在生病，刚ธ从场部医院回来，队长派人去叫她，不一会儿，人就到了。她使我们都大吃了一惊，她是那ว样粗壮威武的一个人，剪了一个男式的头，我甚至怀疑ທ她也是一个"ิA角"，可是人们说不是。她说话的声音极低，暗哑，口气也很硬，脸上倒是和颜悦色，很好奇地打量我们，我们问那篇散文是不是她的作品，她说她只是从某本书上抄来的，这里的黑板报是允许抄的，我们先是扫兴，后又想：抄也需要才能的，第一，她必须ี读书，第二，她选择抄哪一篇也须有思想，就好了些，问她是不是很爱读书。她说是的，她养病，不能干别的，就看书，在她床头堆了有许多书，《三国演义》，《水浒传》什么เ的。我们又问她得的是什么เ病，她说是一种"副伤寒"ิ，很严重，住院一个多月，现在出院了，依然不能劳动，不能吃稍硬的食物，需要营养，可是她没有钱，家里不肯给她寄钱，她的哥哥是一家街道厂的厂长，非常要强，有她这样的妹妹实在是丢了脸，也与她断ษ绝了来往，她给他写信却从来收不到เ回信，她母亲是听她哥哥的。提起她丈夫，她则咬牙切齿。她丈夫是摆西瓜摊的，那一年夏天，她现他有了一个相好，有一日，她遇见了这个ฐ女人，就与她打将起来。一路厮打到เ西瓜摊前，她操起西瓜刀就要杀她丈夫，幸好被人拦下。从此，她便也去找相好的，她想：你能ม找，我也能找，而且找的比他多，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后来，回到上海后，我们找到她的婆家，希望他们能说服儿子寄给她一点钱。她的公公是一个老工人的模样，很善说话，与我们谈了很多，表示不会不负责任。这是一个真正的工人家庭，三代在铁路上做事，儿子却辞职做了买卖。房子是那种较早ຉ些年造的工房，面积不小，却很零乱，家人都显出一副长年劳作辛苦的模样。大床上却翻腾着一个特别白胖的男孩，与这家中的一切都十分不协调的，有一种贵族气息，我们说，这是你的孙子还是外孙，他回答说为人带养的孩子。老夫妇将我们送出来时，很恼火又很委屈他说：人家做那ว事指卖淫都是往家里拿迸东西，只有我们家的这人，是往外拿东西，把孩子的童车卖了，缝纫机也卖了，你说世上有这种买卖吗？我们哑然。
我们采访的最后一名劳教是被人们认为最无可救药的一个，我们看了她的一些材料。劳教大队所拥有的材料不多，只一份简历表和本人写的认识、检查，案卷全存档于原公安局，她的材料é较多，都是检查，所犯的错误只有一种：同性恋，她扮演的是"ิB角"。夜深人静时，钻到"A角"的床上，然后被急于立功的劳教举报。她写检查己是家常便饭，并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无赖腔调，她写道：像我们这种人，到了春天，就要毛病，是没有办法的事。然后便兴味盎然地描绘其过程，无一细节遗漏。队长们对她没有信心。她永远不会洗手不干，她只能吃这碗肮脏的饭，区别只在于，事情不要泄漏，一旦失足，她就再到白茅岭来。唯一的一线希望是：结婚，可是又会有哪个男ç人要这样的女人？反过来说，又有哪一个ฐ男人能够使这样的女人满足？她是那样地贪得无厌，欲望无边。她已๐经是个"烂货"啦，人们说。事情是怎样开的头呢？在她和姐姐幼年时，父母就离了婚，她跟父亲，姐姐跟继父，父亲奸污了她，她逃到เ母亲处，不久ื又被继父奸污，姐姐的遭遇也是同样的。后来，她们长大了，她在上海进了厂。她姐姐在外地有了工ื作，结了婚，丈夫虐待她，感情极坏，姐姐便有了一个相好，两人谋害了她的丈夫，双双入狱，她先是判处死缓，因表现优异，连连减刑é。在此同时，妹妹已成了一名暗娼，几经劳教，每一回解教，第一件事就是去南京探望姐姐。不久前，她们的母亲去世了，这世界上就只剩下她们姐妹俩。与她谈话的过程中ณ，她总是在哭，眼泪流了满脸，她的皮肤有一种石灰似的苍白，身体看上去很瘦弱。她提到母亲哭，提到姐姐也哭，后又提到了父亲，她说她从没有过父亲，她从来不叫她父亲为ฦ父亲，她两个ฐ父亲全是不是人的父亲，我们问道：为什么那ว样恨父亲？她说，他们总是打我和姐姐，那年我才十一岁，他用煤球炉出灰的铁钩๗打我，把我脑袋打出一个洞，他每次都要把我打得出血……我们不禁不寒而栗，无法去想象日日毒打女儿的父亲在黑夜里摸到女儿床上去的情景，望了她蜷在一角，扶着床架恸哭的样子，我们难免又要去想象在漆黑的夜里，她是怎样钻进同性的床上去……她很孱弱的身体，究竟经历了多少个残酷与肮脏的黑夜啊！最后的采访使我们心情沉重，我们送她回中队，安慰她说，出去之后，好好地找一个人过日子。她说，她曾有过一个ฐ男人，对她很好，可是那是个苏北人，她就拒绝了他。我说，苏北人有什么不好？你不应该考虑是不是苏北人的问题。她笑了起来，在她二十多岁的脸庞上，已经有了粗糙的皱纹。明知道我们这一段对话全是在说谎，全是假话，这话安慰不了她，那ว个苏北人的事迹无疑也是编造的，可是这样说了彼此心里都好过了一些似的。在这个女人的生涯中，再不会有真实的长久的快乐่了。她使我们感到那样地无望，一个人的快乐是怎样失去的呢？失去之后还能ม再来吗？
歌咏比赛是最后一个故事了。
各中队列队进场，干警们穿了全套警服。两规定歌曲，两ä自选歌曲，由á干警们打分，如同电视里的歌赛规则一样：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得分为ฦ——各中队依次上场，穿了各中ณ队自己规定的衣装，个个精神饱满，态度严肃，歌声很整齐，使人们想起少先队员的队日。表现尤其出色的是三中队，平时使队长们最头痛的"二进宫"中队，穿了一色白衣白裙ำ，在一位红衣红裙的女孩指挥下，齐声歌唱，情绪十分激越。她们的分数遥遥领先，得了第一名。宣布的时刻，三中队爆出热烈的掌声，那红衣女孩上台领奖时，竟流下了眼泪。而其余的中队都十分沮丧，脸上流露着不屑的神情。会后，就有最末一名的二中队队长跑到เ大队部查分，说评得不公，并且，有一种流言开始流传，那ว就是三中ณ队评为第一名，是因为队长们鼓励她们，让她们早日改造完毕。而这一切，却都使人们变得天真和纯洁了，无论是干部还是劳教。
歌咏比赛结束了，劳教们进了工场继续做活。干部们下班回家了，汽车在路上颠簸，落日在后窗上冉冉下沉，女孩们长久地快乐地议论着歌咏比赛的事情，这给队长们带来的快乐是和带给劳教们同样多的。我感动地想道：在这里尚保留แ着一片圣洁的土地，一九五三年，那一批负了十字架的革命者从热闹的上海，来到เ了偏僻荒芜的丘陵，披荆斩ล棘，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ศ。他们以他们那ว虽然受挫却依然虔诚的信念牢牢卫护着一支朗朗的行进着的队列歌曲。他们三十年来，几乎一直过着类似供给制的生活，一个五岁的孩子第一次进上海，望着沿街的商店，惊异他说道：上海ร有那么เ多的供应站啊！甚至三十年来，们还能完好地保留แ着上海的口音，而没有被四下包围着的皖南口音异化，再甚至还稍稍地、隐隐地保存了一些上海ร人对外地人的小偏见。它给人与世隔绝的感觉，而这些女人们却带着上海最阴暗的角落里的故事，来到这土地上。她们来了两年或三年，就走了，再回到上海去创造新的故事，又有一批女人带了最近的奇异而丑陋的故事来到เ这里。这些故事好像水从河床里流淌似的绵绵不断ษ，从这里流去，留แ下了永远的河床。
在那初次来到的暴热的晚上，有一位队长对我说：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这一些，有没有意义แ。她的脸隐在幽暗的灯影里，看上去有些软弱。我鼓励她道："我觉得很有意义，你们的劳动使一些人变好了。"她微笑着看着我们："ิ你们相信吗？""ิ我想，我是相信的。"ิ因为那是初ม来的日子，我这样回答。"有时候送了一个ฐ人走，很快又接了她进来，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了。"ิ她忧伤地转过脸，沉默了很久。她的父亲是最早来到白茅岭的公安干部，那都是一些带了错误，怀了赎罪心情来到此地的开垦者。她又想说她父亲的事情，张张嘴又打消了念头，算了。过了一会儿，她转回眼睛，说：在这里，有一点好处。什么好处？我问，在这里，面对了劳教和犯人，你会觉得你比他们都强，都胜利，你的心里就平衡了。我心里奇异地感动了一下，我想，她是将我当成了朋友，才对我说了这样深刻๑而诚实的心情。那一个夜晚，是令人难忘的，月亮很炎热地悬在空中ณ，四下里都是昆虫的歌唱。
白茅岭的采访应当到此结束了，可是过后又有一些小事，也是值得记录的。
第一件事是我的同伴宗福先牢牢记着那ว个淮海路上的女孩的案子，想为她的申诉提供帮助，她绝望的神情使我们耿耿于怀。他通过一些朋友关系在公安分局找到了她的案卷，卷中所记录的材料是惊人的，无法为她开脱，她对我们说了谎，效果还相当成功。这使我们对白茅岭得来的所有故事起了疑心，想到我们也许是虔诚而感动地一个接一个一共听了十几位女人的谎言，便觉得事情十分滑稽，却也难免十分沮丧。
第二件事是我们受托去看望一位一年前解教的女孩，她回到上海后遇到种种挫折，受人歧视，她曾先后来过两ä封信给过去的队长，前封信说：我如不是想到队长你，我就又要进去了！后封信说：假如我又做了坏事，队长你一定要原谅我，我实在太难了。我们十分周折地在一个菜市场后面嘈ฤ杂拥挤的平房里找到了她，递给她我们的名片，说如有什么เ困难，可来找我们。她瞥了一眼名片，说：你们是作家，作家就只能ม写几篇文章，登在报刊â上，便完了，你们帮不了我什么的。我说我们愿意试一试。她打量了我一下，又说："你们是幸福的人，不像我们，我们只有去买好看衣服，穿在身上，自己就觉得很幸福。你们以后不要再到เ我们这里来了，你们如经常来这种地方，会变得残酷的。"ิ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总有许多人从门里走出来看我们，粗野地流露出好奇心来。在这些前后挨得很近，以至长年照不进阳光的房子里，有些什么样的生计呢？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觉得罪恶离这里很近，只在咫尺之ใ间。犯罪在这里，是日常的事情，就好像是处在两个世界的边缘，稍一失足，便堕入了另一个ฐ世界里。离开她家，我们上了汽车，红绿灯在路上闪耀。
白茅岭的故事就这样过去了，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我会在街上、电影院里、音乐茶座上，或者某地的宾馆里，又遇上我们所采访过的劳教们，她们将穿了全新的服装，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她们也许会认不出我们或者装作认不出我们，我们又将对她们说些什么呢？我编织着这种意外相遇的故事，我笔记本上还记录着她们出所的日子和家庭地址，甚至想过去看看她们中ณ的某人，可是这些念头转瞬即逝，我想我是没有权利在上海去打扰她们的，对于她们，白茅岭已是过去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