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学问的尊重与西方人通常理解的尊重并不相同，中ณ国的学者对自己的学问也很钻研，然而，西方แ的教授们对自己所研究学科的献身精神，似乎ๆ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尽管这种精神有时近乎一种病态的骄做与职业的忌妒。中ณ国人对学者的尊重也是建立在一个ฐ不同的概念之上的。学者应该教人以实际的智慧，对人情世故的理解，使人在危急时刻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样的学者才受到尊重。这是在实践证明了教育的正确性之后才给予的尊重，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在地方แ性或者全国性的动乱之ใ中，人们靠他作出冷静的判断，靠他的远见来预料某个行为ฦ或者某项ำ决定可能会带来的各种后果。这是一种更靠得住的预料。人们把他看作向导、指导者。真正好的领导，就是这样的精神与思想的领导。在大多数人都目不识丁的情况下，这种领导是很容易维持的。有时，你只消说一大堆他们仅仅一知半解的术语就可奏效了。或者援引历史典故，因为普通人在这方面所知甚少。他们的历史知识是从戏剧中学来的。援引历史典故通常就能解决问题，因为中ณ国人习惯于具体的类比。这样就能ม使大家全面地把握所要理解的事实。
这种对学问的尊重与西方人通常理解的尊重并不相同，中国的学者对自己的学问也很钻研，然而，西方แ的教授们对自己้所研究学科的献身精神，似乎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尽管这种精神有时近乎一种病态的骄做与职业的忌妒。中国人对学者的尊重也是建立在一个不同的概念之上的。学者应该教人以实际的智慧，对人情世故的理解，使人在危急时刻๑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ษ，这样的学者才受到เ尊重。这是在实践证明了教育的正确性之ใ后才给予的尊重，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在地方性或者全国性的动乱ກ之中，人们靠他作出冷静的判ศ断，靠他的远见来预料某个行为或者某项决定可能会带来的各种后果。这是一种更靠得住的预料。人们把他看作向导、指导者。真正好的领导，就是这样的精神与思想的领ๆ导。在大多数人都目不识丁的情况下，这种领ๆ导是很容易维持的。有时，你只消เ说一大堆他们仅仅一知半解的术语就可奏效了。或者援引历史典故，因为普通人在这方面所知甚少。他们的历史知识是从戏剧中学来的。援引历史典故通常就能ม解决问题，因为中国人习惯于具体的类比。这样就能ม使大家全面地把握所要理解的事实。
『1埃莉诺·格林，英国女小说家。』
『1埃莉诺·格林，英国女小说家。』
由于贸易，由á于皇家规定入仕的才子要到外省做官，而这些官吏家属也随往定居的缘故，种族开始有些混合，使省与省之间的区别有所减小。然而，总的倾向依旧存在。一个ฐ明显的事实是。北方人基本上是征服者，而南方人基本上是商人。在所有以武力夺取了政权而建立自己้的朝代的盗匪中，没有一个是江南人。吃大米的南方人不能登上龙位，只有吃面条的北方แ人才可以，这是一贯的传统。事实上，除了唐与后周两代创น业帝王来自甘肃东北，于是颇有土耳其血统之嫌以外，所有伟大王朝的创业者都来自一个相当狭窄的山区，即陇海铁路周围，包括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以及安徽北部。如果我们以陇海铁路的某一点为中ณ心画一个方圆若干里的圆圈，并不是没有可能，圈内就是那ว些帝王们的出生地。汉朝的创业帝ຓ王来自徐州ะ的沛县，晋室始祖来自河南，宋室来自河北南部的涿县1，明太祖朱洪武则来自安徽凤阳。
由于贸易，由于皇家规定入仕的才子要到外省做官，而这些官吏家属也随往定居的缘故，种族开始有些混合，使省与省之间的区别有所减小。然而，总的倾向依旧存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北方人基本上是征服者，而南方人基本上是商人。在所有以武力夺取了政权而建立自己的朝代的盗匪中ณ，没有一个ฐ是江南人。吃大米的南方人不能登上龙位，只有吃面条的北方人才可以，这是一贯的传统。事实上，除了唐与后周两代创业帝ຓ王来自甘肃东北，于是颇有土耳其血统之ใ嫌以外，所有伟大王朝的创น业者都来自一个相当狭窄的山区，即陇海ร铁路周围，包括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以及安徽北部。如果我们以陇海ร铁ກ路的某一点为中心画一个方圆若干里的圆圈，并不是没有可能，圈内就是那些帝ຓ王们的出生地。汉朝的创业帝王来自徐州的沛县，晋室始祖来自河南，宋室来自河北南部的涿县1，明太祖朱洪武则来自安徽凤阳。
这部林语堂的成名作兼代表作《中ณ国人》全译本，系首次在国内翻译、出版。
这部林语堂的成名作兼代表作《中国人》全译本，系首次在国内翻译、出版。
『1欧文·巴๒比特，美国作家，批评家及教育家。』
中国式的屋顶表明，幸福首先应在家里找到。确实，家在我看来，是中国人文主义的象征。“人间的爱与天上的爱”2需要修改，以产生出一幅更为ฦ杰出的作品。画中ณ应有三个妇女，而不是两个：一个脸色苍白的修女，一个ฐ妖娆的妓女，以及一个ฐ神采奕奕、怀孕已有三个ฐ月的妇女。其中，家庭妇女应该是最平常、最简朴，然而却是最满足的人物。她们分别代表宗教、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这三种典型的生活方式。
『2“人间的爱与天上的爱”，指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画家提香的名作。』
这种简朴是很难获得的，因为简朴是伟大人物的品德。中国人已经获得了这种简朴的理想，当然不是因为懒โ于奋斗，而是出于对简朴的崇拜，或者说是对庸见的信仰。现在我们来看中国人质朴理想的来源。
中庸之道
对庸见或曰通情达理精神的信仰是儒家人文主义的组成部分。正是这种合情合理的精神才使得中庸之道——儒家的中心思想——得以产生。上一章我们提到了通情达理精神，并与逻辑或理性进行了对比。我们业已指出，通情达理基本上是直觉所使然，与英国人所谓庸见1大致相同。我们进一步指出，对中ณ国人来说，一个论点“从逻辑上推断是正确的”，那还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论点应该“符合人的天性”。
『1庸见，亦即“常识”。』
中ณ国传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懂ฦ情理的人，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首先应该是通情达理的人。他通常富有庸常的见解，喜欢随和与克制ๆ，痛恨抽象理论与逻辑极端，庸见为ฦ所有的普通人所具有。学者往往处在失去这种庸见的边缘，很容易在理论上钻牛角尖；而通情达理的人，或者说中国的文化人，应该避免任何理论或实践上的过火行为。比如，历史学家弗劳德2说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离婚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克莱顿大主教却说离婚是受了兽欲的驱使3๑，庸见的态度则认为二者兼而有之：这也许更接近真理。在西方，一位科学家会沉浸ฤ于遗传学理论，另一位却着迷于环境意识。双方都固执地用自己渊博的知识与伟大的愚蠢去证明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而东方แ人却不用经过太多的思考就肯定双方แ都有正确的方แ面。一个典型的中ณ国式论断是：“甲是正确的，而乙呢，也不错。”
『2弗劳德，1818～1894，英国历史学家。』
『3原注：见一本极有启发性的小说《庸见的魔力》，geefroderickwates，。』
这种自满常会使一个惯于逻辑思维的人感到เ愤怒，但那ว又怎么样呢？讲求合情合理者能保持平衡而讲求逻辑者却失去了它。如果让一个中国画家像毕加索4那样通过完美的逻辑思维，把世上万物都简化为ฦ锥体、平面和对角线，然后又逻辑地把这种理论体现在绘画中，这在中国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对太完美的论辩及太逻辑化的理论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不信任感。治疗这种理论上的逻辑怪诞，最好最有效的处方是庸见。罗素曾经精确地指出：“在艺术上，他们追求精美，在生活上，他们追求清理。”
『4๒毕加索，西班牙画家，法国现代画派主要代表。』
这种对庸见的崇拜，于是就变成了在思想上对所有过激理论，在道德上对所有过激行为ฦ的一种厌恶。结果自然就形成了中庸之道，实际也就是希腊人“nothingtoomuch”的理想。“moderation”的汉译为“中和”，意思即“不走极端、和谐”。“restraທint”的汉译为“节”，意谓“控制到合适的程度”。《尚书》中ณ记载着中国最早的政治文献，其中有尧劝告舜的话：“允执厥中”。孟子赞赏另一位皇帝说“汤执中”。据说汤总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意思是他要听取两种对立的观点，给双方各打百分之五十的折扣。中国人如此看重中庸之道以至于把自己้的国家也叫做“中国”。这不仅是指地理而言，中国人的处世方式亦然。这是执中的，正常的，基本符合人之常情的方式。这种方式使得中国人宣称自己发现了所有不同流派哲学所共有的基本真理，正如古代学者所自诩的那样。
中庸之道无所不包。它淡化了所有的理论，摧毁了所有的宗教信仰。假定有一位佛教法师与一位儒学家辩论，法师很可能会滔滔不绝地证明事物的虚幻与生命的徒然。儒家则简单地以一种就事论事的，不屑于逻辑论证的态度回答说：“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削发为僧，那么世界、国家、人类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个不合逻辑但极合情理的生活态度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个检验生活的尺度不仅对佛教是个挑战，对所有宗教，所有理论都是挑战。我们不能ม逻辑性太强，事实上，所有理论之所以成为ฦ理论是因为ฦ那些理论的创น造者使某些观点成为自己的变态心理。弗洛伊德的情结就是弗洛伊德自己的化身。所有这些理论，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释迦牟尼，似乎都是建立在夸张的幻觉之上的。人类的痛苦，婚姻生活的烦恼，乞丐的悲哀，患者的疼痛与呻吟，这些在我们普通人看来是一经感受就马上忘却了的。而释迦牟尼则不同。这些景象必定刺激了他极度敏感的神经，其力量之大，使他幻想到เ了涅槃的境界。儒家学说则不然，它是普通人的宗教，这些人怯于使自己的神经如此敏感，怕世界会因此而崩溃。
中庸之道的作用在生活与知识的各个方面都会体现出来。从逻辑上讲，任何男人都不应该结婚，然而从实践上讲，所有男ç人都应该结婚，所以儒家主张应该人人结婚。逻辑上讲人人平等，实际并非如此，所以儒家教导要尊敬师长，服从师长。逻辑上讲男女不应有别，而实际有别，所以儒家宣传男尊女卑。一位叫墨子的哲学家教导人们要爱所有的人，另一位哲学家杨朱却教导人们要爱自己。孟子批评了他们两ä人的观点，只说是要爱自己้的父母，这真是明智得很。一位哲学家认为感情应该克制，另一位认为应该顺其自然。子思则ท认为任何事情都应该取中和之道。
现在以性欲问题为例谈谈。性的伦理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派以佛教和加尔文教为代表，认为ฦ性是罪恶的顶ะ点，结果自然就产生了禁欲主ว义。另一个ฐ极端是自然主ว义，推崇男子的生殖能力和男子气概。许多现代男子都是自然主义แ的追随者。这些对立的观点使得现代人在精神上感到不安。一个人如果像哈夫洛克·埃利斯ั那样对性问题采取一个清醒健康的观点，把它看作正常的人类感情，那么他就必然转向希腊人的观点，也是人文主义แ的观点。儒家认为性完全是一种正常的机能ม。进而言之ใ，性是与家庭和繁衍联系在一起的。笔者一生见到过的在性问题上最明智的观点出自《野叟曝言》。这是一部ຖ彻头彻尾宣传儒家观点的长篇小说。书中揭露并嘲笑了和尚们的放荡生活。其主角是一位儒教的超人。他力图劝说那些光棍强盗与强盗姑娘结婚，生育，以光宗耀祖。该书与《金瓶梅》那ว样完全描写放荡生活的小说不同。《野叟曝言》中的男男女女是些体面的人物。他们都能成为好丈夫、好妻子。这本小说被视为ฦ淫书，唯一的原因是作者有意使书中的男女们过于姑息迁就。然而总的看来，该书是在有力地为ฦ婚姻ี与家庭辩护，是在大唱母性的赞歌。这种对性的观点，只是整个儒家情感理论的一个表现，如子思——孔子的孙子——在《中ณ庸》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庸》在论述七情时特别强调了中和之道。
要做到เ中庸是很难的。这就是为什么会产生东方人常讲的所谓西方极端理论的原因。一个人很容易被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ว义或共产主ว义所奴役。这些主义都是过度工业化所产生的后果，从而忘记国家为ฦ个人存在，而不是相反。在共产主ว义国家，个ฐ人被认为是某个阶级或国家机器的一员。如果考虑到儒教关于人类生活真谛的论述，这样的国家就会失去吸引力。个人强调自己้生存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就会反对所有这样的制度。因为在所有政治权利中，追求幸福的权利是最重要的。一个ฐ法西斯的中ณ国会感到很难使中国的绅士们相信国家的力量要比个人的幸福更重要。仔细观察过建立在江西的共产主义政权的人们指出了共产主义为什么会在中国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尽管它在许多方面远比封建主义优越，那里的生活却是太制度化、太不近人情了。
然而，中国人追求情理的精神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逻辑感到的极端痛苦，导致了一种不良后果：中国作为一个ฐ民族很难对一种制度树立起任何信心。因为一种制度，一个ฐ机器，总是非人道的，而中ณ国人则痛恨任何非人道的东西。对法律和政府的机械观念的痛恨非常强烈，使得一个法制政府在中国简直无法生存。一个生气勃勃、严格依法办事，真正不询私情的政府从来没有成功过。人们不喜欢它。法制的观点是公元前3世纪的思想家提出并发展起来的，商鞅付诸实施。这位效率极高的管理者帮助秦朝扩大了势力，最终却又为自己的效率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法制ๆ在商鞅的国家——秦国——实现了。那是一个ฐ地处甘肃、被怀疑由野蛮部落组成的国家。法制使那个国家发展了效率极高的战争机器，从而征服了全中国。这个ฐ国家在其后的20年中，试图在全国实行这种制度，但是它失败了，灭亡了。建筑长城过于伟大，然而也过于不人道，以致秦始皇付出了失去帝国的代价。
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文主义者宣传个ฐ人政权，中国人民也一直在个人政权统治之ใ下。于是制ๆ度，亦即“经术”的不足，就可以由其他手段，或曰“权术”来弥补。中国人不接受法制，总是喜欢“仁”政。因为它更符合个人利益，更灵活，更人道。这是一个ฐ很大胆的设想，认为中国有足够的仁人君子去统治这个国家！民主观念是同样大胆的设想，认为ฦ可以通过用机器统计一下并不怎么会思考的普通人杂乱的意见就可以发现真理。这两种制度没有一种是完善的，这是人所公认的。然而，个ฐ人制度似乎ๆ总是更符合中ณ国人文主义者的脾气，符合中国人的个人主ว义，与中国人对自由的热爱相一致。
缺乏制度这个特点，在我们的社会组织中随处可见。它存在于行政机构中，存在于大学、俱乐่部ຖ、铁路、轮船公司以及一切除外国人控制的邮ุ局和海关以外的所有组织中。这些组织中的失败总是可以归咎于一些个人因素的渗入，如裙带关系、情面、偏袒等等。只有硬心肠而“铁面无私”的人才能坚持其不可改变的制度。然而如此“铁面”的人在中国却不大讨人喜欢。因为他们都是不良的儒生。于是就导致了中国人的缺乏纪律，这也是中国人最致命的弱点。
可见，中国人之所以犯错误是由于他们太讲人道。所谓讲情理，就是充分考虑到人性。在英语中，如果你对人说“做事要讲情理”，那ว就是在呼吁人性。《卖花女》中ณ卖花女的父亲杜利特尔想跟希金斯教授要5镑钱，他想，“这合情合理吗……？女儿是我的，你要了去，我要多少钱合适呢？”杜利ำ特尔进一步体现了中国的人文主义精神。他要了5镑钱，而拒绝了希金斯ั教授给他的10镑，因为钱太多了会使他不高兴的。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要钱只是为了使自己高兴，买点酒喝，换言之，杜利特尔是一个儒家，知道怎样才能ม高兴，只要高兴就可以。由于总是这样诉诸情理，中国人就发展了一种妥协的本领ๆ，这也是中庸之道极自然的结果。当一个英国人不知是否应该送自己้的儿子去剑桥还是牛津上学时，他可能干脆ะ决定送儿子去伯明翰。于是，儿子从伦敦出发，到达布莱奇利之后，既不向东去剑桥，也不向西去牛津，而径直向北去伯明翰。他正是在奉行中庸之ใ道。去伯明翰的路确有很多长处。他既没有得罪剑桥，也没有得罪牛津。如果你能ม理解这个ฐ中庸之道的实例，你就能理解整个中国政治在过去30年来所玩的游戏，也就可以闭着眼睛描绘出中国人的任何新า政策实行情况的回景。你也就不会害怕这些新า政策最初的烟火了。
道教
然而，儒家的人文主义是否满足了中国人的愿望呢？回答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如果它已经彻底满足了人们本能ม的需要，道教与佛教就不会有立足之地了。儒教适合中产阶级的道德，对普通人是最合适不过的，无论他们是穿官服的人，还是给穿官服的人磕头的人。
但是，还有一些人既没有穿官服，也不愿向穿官服的人叩头。人类还有更深一层的天性，儒家思想还未能ม触及，严格的儒学是太正统，太讲清理，太正确了。人有一种隐藏着的欲望：放荡不羁，然而儒教却不允许。那些喜欢披发赤脚而行的人于是都转向了道教。我们曾经强调指出，孔教的人生观是积极的，而道教的人生观则是消极的。道教是伟大的否定，而儒教则ท是伟大的肯定。儒学宣扬礼教和社会等级，为人类文化与人类约束辩护；道教却强调返归自然，不崇尚人类文化与人类约束。
孔教两个最重要的道德是仁和义。然而老子却轻蔑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儒教基本是都市哲学，而道教乃乡村哲学。一个当代儒者要饮用城市批准出售、经过消毒的甲级牛奶，道学家则以农民的方式直接从奶农的奶桶中取用鲜牛奶。因为老子可能对城市的销售执照、消毒措施，以及所谓的甲级表示ิ怀疑。这样的牛奶可能已经失去了自然的乳香，而掺进了城市议员们的分类帐目和银行存折的味道。在尝过农民生产的牛奶之后，谁还会对老子的观点有所怀疑呢？因为ฦ卫生部官员可以使你所喝的牛奶不受伤寒菌的污染，但他们却不能保证它不受文明社会的耗子们的侵害。
儒家学说还有其他缺陷。它太现实主义แ了，使人没有多少玄虚和遐想的余地，而中国人又是那样富有孩子般的想象力。中国人心目中ณ总是有一种青年人所特有的对事物的奇异感，我们称之ใ为着魔，或者对某一种东西的痴迷。儒教给人们指出了灵魂的存在，但又小心翼翼地不去碰它，所谓敬鬼神而远之ใ。孔教承认山川有灵魂，承认象征意义上的祖先的灵魂，但孔教不承认有天堂和地狱，不承认有不同等级的神抵，不承认创世的学说。儒家的理智对巫术、对长生不老之丹很少感兴趣。然而除了理学家，即使最现实的中国人，都在内心渴望能ม长生不老。孔教没有仙女和妖精，道教则ท有。总之，道教为人们提供了儒教所未能ม提供的虚幻美妙的孩童世界ศ。
于是，道教即可用来解释儒教所不能解释的中国人性格的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正如一个ฐ人，有一种自发的浪ฐ漫主义和一种自发的经典主义。道家是中国人思想的浪漫派，儒家是经典派。实际上，道家自始至终是浪漫主义的。首先，它宣传返归自然，浪ฐ漫地逃避尘世，反对孔教文化中的做作与责任感。其次，它代表着人生、艺术和文学中的田园理想，代表着对原始质朴的崇尚。第三，它代表着奇幻的世界，其中点缀着稚气的创世神话。
中国人被认为是讲求实际的民族。然而，他们浪漫的一面也许比现实的一面更深刻，这一点表现在深刻的个性中，在对自由á的热爱中ณ，在乐天的生活态度中ณ。这一点也使外国观察家们备受困惑。在我想来，中国人也因此而更加伟大。在内心里，每个中国人都想当流浪汉，过流浪生活。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上的依托。在儒教控制ๆ下的生活必将是无法忍受的。道教使中国人处于游戏状态，儒教使中国人处于工ื作状态。这就是为什么เ每个中国人在成功时是儒家，而失败时则变成道家的原因。道家的自然主义，正是用来慰藉中国人受伤的心灵的止痛药膏。
有趣的是，道教与儒教相比，更像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创造；老子的自然主义แ哲学通过老百姓的心理反应而与中国人对灵魂世界的解释结合了起来。老子自己并没有炼长生不者之丹ล，或施行什么道家的巫术。他的哲学，是在政治上实行放任主义，在伦理上实行自然主义的哲学，他相信清静无为的政府是最理想的政府。人需要被允许停留在那种原始的自由状态中，老子认为文明是人类退化的开始，认为儒家的圣人都是使人民腐化的元凶，正如尼采认为苏格拉底是使欧洲腐化的元凶。用他辛辣机敏的话说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已”。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继续对儒家的虚伪与无用进行了辛辣巧ู妙的讽刺。
这样做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为儒教重视礼节，严格规定举ะ哀期和棺材板的厚度，其弟子也都渴望升官以济世，所以儒教很容易成为漫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