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兔是最温驯的动物，可是我也碰到过如狼的家兔，它除了以上说的家兔的特征外还具有狼的贪婪。说来也可怜，中国的文化人过了几十年清苦的日子“见钱眼开”这句成语用在某些文化人身上再贴切不过。现在一般人都以为金钱会使人堕落，殊不知贫穷同样能使人堕落。长年困于贫穷的人一旦ຆ看到一叠叠钞票从自己手上流过，堕落就会加倍。当代去喂饥饿了多日的家兔时，不会咬人的兔子也会连你的手指头和草一起啃。啃伤了我的手指，我常常不知道是应该悲哀还是应当厌恶。
家兔是最温驯的动物，可是我也碰到过如狼的家兔，它除了以上说的家兔的特征外还具有狼的贪婪。说来也可怜，中国的文化人过了几十年清苦的日子“见钱眼开”这句成语用在某些文化人身上再贴切不过。现在一般人都以为金钱会使人堕落，殊不知贫穷同样能使人堕落。长年困于贫穷的人一旦看到一叠叠钞ๆ票从自己手上流过，堕落就会加倍。当代去喂饥饿了多日的家兔时，不会咬人的兔子也会连你的手指头和草一起啃。啃伤了我的手指，我常常不知道是应该悲哀还是应当厌恶。
现在，西方在高呼他们进入了“第三次浪操”我们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看，我们所说的“四化”是概括了他们说的“第二次浪ฐ操”与“第三次浪操”这样两ä个历史内容的。随着“四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我们且不去预测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与伦理观念会有什么变化，人们精神上的追求将提到生活的重要位置上来，是完全可以预料的。维熙兄，你我都经过六○年“低标准”的生活。我们都知道，那时的社会问题最简单：吃、吃、吃！连穿都顾不上。那时人们普遍认为ฦ，一个社会只要把人民的吃穿解决了，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殊不知，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从社会实践的观点出发，我们现在都应有这样的看法：社会生产力越发达，人的物质生活越丰富，人的精神追求也会越活跃“思想问题”也会越“复杂”尤其在我们这个ฐ“抛弃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的社会里，你所说的“深刻๑迅猛的经济改革”已使我们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易变的绝对运动之中”；“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了。
现在，西方在高呼他们进入了“第三次浪操”我们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我看，我们所说的“四化”是概括了他们说的“第二次浪操”与“第三次浪操”这样两个历史内容的。随着“四化”建设的不断发展，我们且不去预ไ测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与伦理观念会有什么变化，人们精神上的追求将提到生活的重要位置上来，是完全可以预ไ料的。维熙兄，你我都经过六○年“低标准”的生活。我们都知道，那时的社会问题最简单：吃、吃、吃！连穿都顾不上。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一个ฐ社会只要把人民的吃穿解决了，就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殊不知，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从社会实践的观点出发，我们现在都应有这样的看法：社会生产力越发达，人的物质生活越丰富，人的精神追求也会越活跃“思想问题”也会越“复杂”尤其在我们这个“抛弃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的社会里，你所说的“深刻迅猛的经济改革”已使我们如马克思指出的那ว样“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易变的绝对运动之中”；“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了。
后来，孩子渐渐地大了，一岁、两岁、三岁；我写的作品也渐渐地多了，短篇、中ณ篇、长篇。有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一部、两部、三部。其中一部还是我自己动手改编的，并从头到尾参与了摄制过程，似乎又涉足到电影界。孩子从咿呀学语，到现在已经会说一些完整的句子，甚至能相当准确地使用“因为”、“所以”、“然后”这样的虚词了；他很小就喜欢用铅笔涂抹，如今也会画ฑ一些类似抽象画派的汽车和房子。我常常暗暗地用他来和自己对比。我想，我在文学创作上的进步；大概也不过处在我儿子目前在说话和涂鸦上的程度吧。因为ฦ我面对文学，和他面对世界与人生，是同步开始运行的。
后来，孩子渐渐地大了，一岁、两岁、三岁；我写的作品也渐渐地多了，短篇、中篇、长篇。有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一部、两部、三部。其中一部还是我自己动手改编的，并从头到尾参与了摄制过程，似乎又涉足到电影界ศ。孩子从咿呀学语，到现在已๐经会说一些完整的句子，甚至能相当准确地使用“因为ฦ”、“所以”、“然后”这样的虚词了；他很小就喜欢用铅笔涂ิ抹，如今也会画一些类似抽象画ฑ派的汽车和房子。我常常暗暗地用他来和自己对比。我想，我在文学创作上的进步；大概也不过处在我儿子目前在说话和涂ิ鸦上的程度吧。因为我面对文学，和他面对世界与人生，是同步开始运行的。
在我讲话之前，我们可爱的女主人华苓再三嘱咐我不要超过五分钟。我懂得她的意思。她一定以为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都是善于做长篇的政治报告的。现在，我却想先讲一个。有一个家写小说，写了三天三夜没有写出一段。他的妻子看他写得艰苦，便同情地问：“怎么เ你写小说比我生个孩子还难？”小说家皱起眉头说：“你生孩子容易是因为你肚子里有东西，我写小说困难是因为我头脑里没有东西。”
在我讲话之前，我们可爱的女主人华苓再三嘱咐我不要超过五分钟็。我懂得她的意思。她一定以为来自中国大陆的人都是善于做长篇的政治报告的。现在，我却想先讲一个。有一个家写小说，写了三天三夜没有写出一段。他的妻子看他写得艰苦，便同情地问：“怎么你写小说比我生个孩子还难？”小说家皱起眉头说：“你生孩子容易是因为你肚子里有东西，我写小说困难是因为我头脑里没有东西。”
也许是大自然对我们这些“黄帝子孙”太宽厚了，大自然赏赐给我们的东西曾使我们几乎垂手可得。中国这片国土曾经是一座伊甸园，不然，中国便不会成为世界ศ文明古国。“老子过去也阔过！”此话倒也不假。于是，我们便成了大自然溺爱的阔少爷，别看贫农穷得连裤于也穿不上，用山柴煮米面糊糊却是一捆一捆地往灶坑里填。叫花子偷只鸡也要砍几株树烧，至今还四处飘散着“叫花鸡”的美味。在美国，一位尝遍世界各地美酒佳肴的教授对我说，只有中国菜（除广东菜之外）是世界所有食物中煮得最烂的，我说，那是中国人历来用燃料é用得最大方的缘故。翻开史籍，每页都冒烟火，响彻了砍伐山林的叮咚声。吃饭要砍树，盖房要砍树，筑路要砍树（谎称某一株古树已成神通灵，要求官老爷筑的路绕开它，是中ณ国绿色保护主义者传统的斗争方法），战争更要焚林。还有砍了以后再烧的，譬如一座阿房宫．罄南山之林盖了远远超出凡尔赛气派的宫殿后付之一炬。“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烧杀劫掠”不论是农民革命或反革命的镇压行动“烧”总是放在第一位。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火焰仿佛成了革命的花朵。中华民族是一个爱革命的民族，也是个爱点火的民族，怪不得现在我们抬头不见绿荫，生活在炎炎的赤日之ใ下。
也许是大自然对我们这些“黄帝子孙”太宽厚了，大自然赏赐给我们的东西曾使我们几乎垂手可得。中国这片国土曾经是一座伊甸园，不然，中国便不会成为世界文明古国。“老子过去也阔过！”此话倒也不假。于是，我们便成了大自然溺爱的阔少爷，别看贫农穷得连裤于也穿不上，用山柴煮米面糊糊却是一捆一捆地往灶坑里填。叫花子偷只鸡也要砍几株树烧，至今还四处飘散着“叫花鸡”的美味。在美国，一位尝遍世界各地美酒佳肴的教授对我说，只有中国菜（除广东菜之外）是世界所有食物中煮得最烂的，我说，那是中国人历来用燃料用得最大方的缘故。翻开史籍，每页都冒烟火，响彻了砍伐山林的叮咚声。吃饭要砍树，盖房要砍树，筑路要砍树（谎称某一株古树已成神通灵，要求官老爷筑的路绕开它，是中国绿色保护主义者传统的斗争方法），战争更要焚林。还有砍了以后再烧的，譬如一座阿房宫．罄南山之林盖了远远超出凡尔赛气派的宫殿后付之一炬。“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烧杀劫掠”不论是农民革命或反革命的镇压行动“烧”总是放在第一位。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火焰仿佛成了革命的花朵。中华民族是一个爱革命的民族，也是个ฐ爱点火的民族，怪不得现在我们抬头不见绿荫，生活在炎炎的赤日之下。
随便说一句，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斯德哥尔摩难得有艳阳天。禁声同志说，他在驻瑞典使馆工作了几年，由于太阳晒得少，四十来岁的人头发几乎ๆ都掉光了。我们去的时候又是春天刚刚来临，所以遇到太阳好的天气时满街都是人。瑞典人喜欢户外活动。在时间不允许走得远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像我们的老农民一样，挤在南墙根儿晒太阳。
随便说一句，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斯ั德哥尔摩难得有艳阳天。禁声同志说，他在驻瑞典使馆工作了几年，由于太阳晒得少，四十来岁的人头发几乎都掉光了。我们去的时候又是春天刚刚来临，所以遇到太阳好的天气时满街都是人。瑞典人喜欢户外活动。在时间不允许走得远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像我们的老农民一样，挤在南墙根儿晒太阳。
又有记者问：你在2005年1期《收获》专栏《亲历》中发表的《美丽》，又是讲述一个“文革”的故事，过去了那么多年，你为什么เ一直在讲述这个主题？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一辈子的主题，因为这就是我的命运，无论是此前的《绿化树》、《男ç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还是《青春期》，都笼罩和纠缠在这样的记忆中。
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文革”结束了，但是在文化上、民族心态上这样的阴影并没有消除，我们没有来得及对这场革命给人心灵造成的伤害、摧残进行清理，甚至，我们都忘记了这沉重的一页，我们经历的一切被遗忘了。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我写作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我把那22年的艰难岁月，和那时中华民族经济接近于崩溃边缘的状态，在小说里表现出来，为的就是不让那段岁月再重演。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走过什么样的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在那十几年里，有我的青春和生命最宝贵部分，它影响我一生，也影响到我的家庭，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我怎么เ可能忘记这些经历呢？如果有人读我的作品，对那段历史有所认识，那我将非常高兴。因为这正是作家的使命。
我为ฦ什么不买日货这篇文章是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背景下写的，我写这篇文章也是有感于现在的人对历史的遗忘，我在文章里发表了这样激愤之辞，但是后来我发现很难做到这一点。现在在这个ฐ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用排斥某个国家的商品的做法，既是不可能ม的，也是不可行的。不过我总是想强调我那篇文章的后记里的犹太人的一句寓言：“斧头被发明以后，森林害怕得发抖。神对森林说：只要你不给他提供柄，他便不能伤害你”因为成长的环境和历史、文化原因，我们这一代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社会和政治都会影响到你，然后它成为ฦ你生命里的一部分。
中国文学现在已๐进入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在1970年代末19๗80年代初，中国文学曾在中ณ国社会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是因为中国人包括中国文学被压抑了20年之久的一次反弹，聪明人都在搞文学。那ว时候中国文学担当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作用。我很有幸地成为这个先锋队中的一员。后来社ุ会出现了其他机会，他们就去忙别的去了，我们现在说文学进入了边缘化，不如说中ณ国作家都需要这样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
接下来谈谈我的经商吧。
1992年小平南巡后，全国掀起了办三产的热操。宁夏文联也不例外，我是宁夏文联主席，文联没有钱，想把一座大楼押给银行，可这座大楼是国家的财产。那怎么办呢？我作为主ว席，又是宁夏文联的法定代表人，我想创น办企业，那我只好拿自己在海ร外的译作来抵押。他们给我付了版税，外汇存单拿到银行去抵押，这就是资金的来源。
后来我们办了这个现在我所经营和管理的镇北堡华夏西部ຖ影视城。19๗94年，党中ณ央又有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都要和第三产业脱钩的文件。我脱钩后就成了民间企业家。这正是我非常困难的时候，一个实体刚刚开始起步是不会有利ำ润的，全部的债务都压在我身上，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全力以赴要去办企业的原因。如果我不办企业的话，我就破产了。因为我所有的存款都押在银行。为了还贷款，我花了大量精力在做生意上面。
当时这个公司号称有93万资产，但是资金没有全部到位，只有7๕8万，我占了其中50万，拥有绝对控股权。经过苦心经营，很快影视城就发展起来了，到了1995年，已经还清全部贷款，开始赢利。
说起来，发现这个城堡是很偶然的，19๗61年的冬天，我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宁夏贺兰县的一个农场释放出来，转入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当工人。当时，我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á，可以去赶集去买盐。同事告诉我说附近有个集市在镇北堡。我就去那里买盐。我看见这个城堡的时候，它周围是一片荒野，没有任何建筑物，一棵大树都没有。一片荒滩上突然耸立这么เ两个古堡的废墟，在早上的太阳照耀下，给人的感觉是从地底下生长出来的，给我一种非常大的震撼。
一进入这个镇北堡里面，居然熙熙攘攘的，还是个小集镇，我马上就联想起好莱坞拍中东电å影的场面。我觉得很有审美价值，后来我才知道它实际上是明代或清代建造的边防戍寨，后来我就把镇北堡写进了小说《绿化树》里。
再后来办企业，文联办企业总得和文化沾点边，我就想起了这个镇北堡。
这里的第一部电影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摄影师是张艺谋。那时张艺谋默默无闻。我刚刚平反，从劳改队里放出来。张军钊、张艺谋他们为了取景，一路找到宁夏来，找到了当地的文化机关，文化机关也不清楚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就来找我。我刚从农村回到城市，知道有这么一个ฐ地方，就叫文联的人带他们去。
第二部电影是谢晋根据我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å影《牧马人》，我就把谢晋给领来了，他一看特别满意，当时就决定在镇北堡拍戏。谢晋也非常欣赏镇北堡特殊的韵味，12年后的1993年，他又将我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拍成电影，又来到镇北堡。
镇北堡给张艺谋留下了强烈的印像，所以几年后，他拍《红高粱》的时候，又来了镇北堡。在《红高粱》杀青那天，将自己的一双胶鞋埋入镇北堡的土地下，并且发誓说，如果这部片子不能成功，他将永远不再走电影这条路。《红高粱》在中国上映后，不但获得多项大奖，而且也在西柏林影展上得奖，张艺谋就这样一炮红了。
后来吴天明准备拍我的《黑炮事件》，我把他也拉了过来，但是他最终没有拍，而是由黄建新拍了。滕文骥到เ镇北堡拍摄《黄河谣》，陈凯歌来这里拍摄《边走边唱》。一部部电影拍了出来，镇北堡也在电影界有了名气，在电影人圈内一个一个地传开来了。来拍电影的人就更多了。
有人问我，你能够在小说里对《资本论》分析得头头是道，所以经营对你不是问题。
我觉得，经营管理不成问题，我学《资本论》必须要搞清楚这点。我在当“右派”的22๐年中熟读了《资本论》，它无形中练就了我具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处事态度，使我往往有一点前瞻性。《资本论》在今天已经不是一部ຖ时尚读物，可是我要说，它仍然是一部能够指导我们怎样建设市场经济的必读书。我“下海”后便自觉地尽可能按照这部书里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知识产权”的概念在中国还不广为人知的时候，我要恢复在镇北堡西部影城拍摄的著名影片的场景，将它们转化为ฦ旅游商品之前，就主动付给影片场景设计者一笔不小的费用，以取得利ำ用它们的权利ำ。设计者那时还很惊异甚至不敢接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拥有一种叫“知识产权”的东西。如果今天要我支付知识产权费，我将花数十倍上百倍的费用。
另外，首先必须要建立一种公正的雇佣劳动关系，是在市场经济下运行的劳资关系。我对我手下的员工首先是把他们当作平等的人看待，给予适当的报酬，现在我已经给他们同行业在银川最高的工资。我把这叫做分享，而不是剥ຓ削。
以前向剧组收钱就很少，现在剧组来拍戏是不交钱的，以此吸引剧ຕ组。我和他们签约时就说好，他们在这儿拍戏，我会维持好秩序，但必须ี允许游客参观。因此，即便在冬天甚至大年三十拍戏也会有游客。
电影电视拍摄后留แ下的场景道具还可以迅速转化为旅游。我的小说《青春期》里有一段话，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也说过：“要在市场取得个人的巨大成功，必须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所以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剧组需要什么，游客要求什么，我们都必须做到，这是成功的保证。现在我为剧组提供水、电、群众演员、道具原材料é，基本上是成本价，这么เ低廉的价格是全国所没有的。即使以后不拍戏了，我仍有足够的景观和影视娱乐资源可以让游客过一把明星瘾。
这样的城堡当时在西北部共建了500多处，现存200多处。宁夏还有比这更完整的城堡，但是它们都默默无闻。列为ฦ文物保护单位以后，我向剧组收场租费的50%要交给当地的文管部门。随着影城的名气越来越大，我们的门票也是越来越高，从5块涨到现在的4๒0块。
在我十几年的经营里，困难不是来自于经营，而是其他运作过程中与各方面人打交道的原因。我通常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写小说我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让许灵钧和李秀芝结婚他们就结婚，让章永磷和马樱花最后没有结婚就没有结婚，他们就不会在一起，是由我来决定主人公的命运。而经商呢？往往是你的命运、你的行为、事情的结果是由别人来操纵。所以你必须ี在别人操纵的时候要学会反操纵。靠什么呢，靠法律和勇敢。还有政府上的支持，银川和宁夏的领导对我还比较关照。
相对权力来说，其他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现在最麻烦的是土地问题，没人能想象我今年才拿到土地承包使用权，都11年了，都已经成了一个中外知名的影视城了。以前按照ั政府的文件，土地是属于一个ฐ农场的，农场以土地入股，是我的一个大股东。但是里面实际居住的是牧民，按照ั文物承保来说它又是属于文管局的，三家在扯皮，我一个使用者要伺候三个主人，你说累不累？对农场来说，它已经不可能回去种树了。而文物单位也看到เ，靠这个影视城，它所谓的文物才能ม很好地保存。
现在我跟三个单位都还在周旋，但下面的问题解决就可以了：第一，承包的问题。我向农场承包到204๒3年，每年交土地使用费50元／亩，国有企业是没有这一项的。第二，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有新文件，文物保护单位不能ม向被保护单位收费，但我逢年过节会感谢他们的支持。第三，搬走的牧民是给一些公益性捐助，只要我活着我就会一直给他们。我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和生产条件，他们原来的房子都要快倒了，我给他们造了房子、打了水井、通了电。一年还要给这22户几万块钱，公益性的，不是每户，所有都交给队长。
市场经济是分割经济，给他一点利益不就行了吗？最后就周旋过去了。所以在中国搞民营只能曲线前进。
有人问，从以前的文人到现在的商人，你喜欢哪种活法？
我认为ฦ，经商让我的生活充实了很多，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最好的深入市场经济方式莫过于创办经营一个企业，这让我对于社会体制改革了解得更深刻，比做专业作家的时候接触社会更密切，对我的写作很有帮助。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再写东西就是写影视城、写商业，而是通过这个对人生感悟越来越多，让小说的细节丰富。我的书不会变成写市场经济大操，仍然会是写体验人生命运感的故事。这样比我整天什么都不干只坐在书斋里更感性。
可以这样说，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正业是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给附近的农民提供5万至8万个就业机会，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饭。我当作家时，不可能有50万人都看过我的作品，但现在每年却会有50万人来看我的镇北堡西部ຖ影城。
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我感觉上天对我不薄，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千千万万人死掉了，千千万万个活下来的人中，也没几个达到了我今天的成就，这些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
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拥有更多的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我感谢命运或者是上帝给了我这么一个丰ถ富的人生经历，我死而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