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可幸的是：今天，我们确实具备了回答这一历史问题也是最重要的时代问题的现实条件。这是因为，其一，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长期笼罩在“亡国灭种”的深刻忧患中，在这种民族情结的支配下，多数知识人、文化人在思考中国未来方向的时候，背上了“救中国”这个沉重的包袱。他们的一切学术研究和经世之志，总脱不了以国家富强为主要旨归，因而不能走出功利、实用的框框。今天我们探讨中国文化的理想，理论上具备了走出过去那种强烈的功利关怀，从更高的、具有某种永恒意义แ的立场来思考的条件尽管事实上仍有很多人沉浸在功利主ว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中不能自拔。其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变迁，中国社会的结构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过去以小农经济为ฦ主体的传统社会变成了以工ื业化、都市化为主体的现代社会，从过去的以家族纽带和血缘亲情为ฦ基础的宗法社会，演变为以非血缘的公民关系为主ว体的市民社会。也就是说，在可以预ไ见的未来，中国社会的结构框架已基本确立。其三，随着中国社ุ会越来越全面地融入到全球化浪潮中，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特别是随着中国人在国际交流中对西方แ了解的不断深入，对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世界格局和人类需要有了深切的认识，对于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展目标也能重新获得自信。其四，文化自信失落的原因之一在于，中ณ国人曾经误以为现代文明只有西方一种样式。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非西方国家需要在新世纪里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现代性模式，其核心价值、制ๆ度模式、整体格局、活力之源均与西方现代文明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