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要谈的是我所见过的最动人的街头演奏，这个例子说明在街头和公共场所演奏，不一定会有损个ฐ人尊严å，也不一定会使艺术蒙羞——只可惜这几个演奏者不是真为钱而演奏。一个ฐ夏末的星期天，我在维也纳，阳光灿烂，城里空空荡荡，正好欣赏这座伟大的城市。维也纳是奥匈帝国的都，帝ຓ国已不复存在，但都还是都。到เ过那座城市的人会同意，“伟大”二字决非过誉。在那个与莫扎特等伟大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歌剧院附近，我遇上三个人在街头演奏。不管谁在这里演奏，都显得有点不知寒碜。只有这三个人例外。拉小提琴的是个金小伙子，穿件毛衣、一条宽松的裤ไ子，简朴但异常整洁。他似是这三个人的头头，虽然专注于演奏，但也常看看同伴，给他们无声的鼓励。有一位金姑娘在吹奏长笛，她穿一套花呢套裙，眼睛里有点笑意。还有一个东亚女孩坐着拉大提琴，乌ไ黑的齐耳短下一张白净的娃娃脸，穿着短短的裙子，白袜子和学生穿的黑皮鞋；她有点慌张，不敢看人，只敢看乐谱。三个人都不到เ二十岁，全都漂亮之极。至于他们的音乐่，就如童声一样，是一种天籁。这世界上没有哪个音乐่家会说他们演奏得不好。我猜这个故事会是这样的：他们三个是音乐่学院的同学，头一天晚上，男孩说：敢不敢到歌剧ຕ院门前去演奏？金女孩说：敢！有什么เ不敢的！至于那ว东亚女孩，我觉得她是我们的同胞。她有点害羞，答应了又反悔，反悔了又答应，最后终于被他们拉来了。除了我们之ใ外，还有十几个人在听，但都远远地站着，恐怕会打扰他们。有时会有个老太太走近去放下一些钱，但他们看都不看，沉浸在音乐里。我坚信，这一幕是当日维也纳最美丽的风景。我看了以后有点嫉妒，因为他们太年轻了。青年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勇气，和他们的远大前程。
第二十一章个人尊严1
总之，我认为人不应当忽视自己，生活就是自己啊。总要无愧于自己才好。比方说我要无愧于自己้就要好好地爱你才对。也不能让人家来造自己้，谁要来造我我都不干。有人要我们这样要我们那ว样，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生活本身了。过去我们在顶礼ึ膜拜中度过光阴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生活吗？现在我们在一片拜物声中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我自己过去和现在都很不好。不过我现在要爱你，我觉得我很对，你也觉得我很对，别ี人与此有何相干。
我有时对自己้挺没信心的，尤其是你来问我。我生怕你现我是个白痴呢。不过你也该知道，我也肯为别人牺牲，也接受一切人们的共同行动，也尽义务，只要是为大家好，却不肯为了仪式去牺牲、共同行动、尽义务，顶多敷衍一下。别人也许就为ฦ这个说我坏吧？我很爱开智力，我怪吗？不怪吧。我还爱一个美的世界，美是为人的幸福才存在的。我也不肯因为ฦ什么仪式性的东西去写什么，唱什么เ，画什么，顶多敷衍它一下。
在人与兽、人与自然力的竞争中，人这一方的先天条件并不好。如前所述，我们不像驴子那样有四条腿、可以吃草，也不像风和水那样浑然无觉，不知疲倦。好在人还有一种强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ม、他的思索能力。假如把它对准自然界，也许人就能过得好一点。但是我们把枪口对准了自己，明了种种消极的伦理道德，其中ณ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劳，“存天理、灭人欲”；而苦和累็这两种东西，正如莎翁笔下的爱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两ä者都是无穷无尽的了！”引自《罗米欧与朱丽叶》
中国人还认为ฦ，求学是痛苦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童不仅要背四书五经，还要挨戒尺板子，仅仅是因为ฦ考虑到他们的承受力，才没有动用老虎凳。学习本身很痛苦，必须以更大的痛苦为推动力，和调教牲口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夫子曾说，学而时习之ใ，不亦说乎？但他老人家是圣人，和我们不一样。再说，也没人敢打他的板子。从书上看，孟子曾从思辨中得到一些快乐。但春秋以后到近代，再没有中国人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了。一切智力的活动都是如此，谁要说动脑แ子有乐趣，最轻的罪名也是不严肃——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最严肃的东西是老虎凳，对坐在上面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据我所知，有些外国人不是这样看问题。维特根斯坦在临终时，回顾自己้一生的智力活动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还有一个物理学家说：我就要死了，带上两道难题去问上帝ຓ。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快乐他还嫌不够，还要在那里讨论物理！总的来说，学习一事，在人家看来快乐่无比，而在我们眼中则ท毫无乐趣，如同一个太监面对后宫佳丽。如此看来，东西方แ两种智慧的区别，不仅是驴和马的区别，而且是叫驴和骟马的区别。那东西怎么就没了，真是个ฐ大问题！
物理学家海森堡给上帝ຓ带去的那两ä道难题是相对论和湍流。他还以为ฦ后一道题太难，连上帝都不会。我也有一个问题，但我不想向上帝提出，那就是什么是智慧。假如这个问题有答案，也必定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外。当然，不是上帝的人对此倒有些答案，但我总是不信。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苏格拉底的话：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罗素先生说，虽然有科学上的种种成就，但我们所知甚少，尤其是面对无限广阔的未知，简直可以说是无知的。与罗素的注释相比，我更喜欢苏格拉底的那句原话，这句话说得更加彻底。他还有些妙论我更加喜欢：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对某种偏向是种解毒剂๘。
我记得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以便迎合时尚和领ๆ袖，这是变狡猾的例子——罗素先生曾写了一本《西方哲学史》，从未提出为别人做修改，所以冯先生比罗素狡猾——但是再滑也滑不过佞人。从学问的角度来看，冯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牺牲，但上面也没看在眼里。佞人不做学问，你要什么我编什么，比之学人利索ิ了很多——不说是天壤之别，起码也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场红海洋把文史哲经通通淹没。要和林彪比滑头，大伙都比不过，人文学科的危机实质上在那ว时就已๐生了。
在得出第三个ฐ结论之ใ前，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有句老话叫做“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这就是说，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点滑头，更搞不清自己้以为是学术、艺术的那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不过，我知道假如一个人现自己进了老虎笼子，那么就可以断言，他是个真正的信使。这就是第三个结论。余生也晚，赶不上用这句话去安慰马寅初ม先生，也赶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鲁诺，不过这话留着总有它的用处。
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巴巴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ม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ศ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但这是后话——无论如何，萧翁的这些议论，对那些浅薄之辈、狂妄之ใ辈，总是一种解毒剂。
伦理尤其是社ุ会伦理问题的重要，在于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内。我在这个ฐ领域里有话要说，先就是：我要反对愚蠢。一个ฐ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ศ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เ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做愚蠢。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傻有时能ม成为一种威แ慑。假如乡下一位农妇养了五个傻儿子，既不会讲理，有不懂王法，就会和人打架，这家人就能ม得点便宜。聪明人也能看到这种便宜，而且装傻谁不会呢——所以装傻就成为一种风气。我也可以写装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写过的——“文革”里谁没写过批判稿呢。但装傻是要不得的，装开了头就不好收拾，只好装到底，最后弄假成真。我知道一个ฐ例子是这样的：某人“文革”里装傻写批判稿，原本是想搞点小好处，谁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了风云人物。到了这一步，我也不知他是真傻假傻了。再以后就被人整成了“三种人”。到了这个ฐ地步，就只好装下去了，真傻犯错误处理还能ม轻些呀。
小的时候，我们只有听人说话的份儿。当我的同龄人开始说话时，给我一种极恶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写了一本书，写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书名为《血统》。可以想见，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给她的书写个序。这件事使我想起来自己在那些年的所见所闻。“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正上初中ณ一年级。有一天，忽然生了惊人的变化，班上的一部分同学忽然变成了红五类，另一部分则成了黑五类。我自己的情况特殊，还说不清是哪一类。当然，这红和黑的说法并不是我们明出来，这个变化也不是由我们起的。在这方แ面我们毫无责任。只是我们中ณ间的一些人，该负一点欺负同学的责任。
三
如果说贫穷是种生活方式，拣垃圾和挑大粪只是这种方式的契机。生活方式像一个曲折漫长的故事，或者像一座使人迷失的迷宫。很不幸的是，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ກ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就叫做“文化”。有人说，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好的，都必须ี尊重。就我们谈的这个例子来说，我觉得这解释不对。在萧伯纳的《英国佬的另一个岛》里，有一位年轻人这么说他的穷父亲：“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片土、一只猪。”要是一辈子都这么兴冲冲地弄一堆垃圾、一桶屎，最后自己也会变成一堆垃圾、一桶屎。
所以，我觉得总要想出些办法，别和垃圾、大粪直接打交道才对。
注释：
1本篇最初表于19๗96年第23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