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道：“为了免除作前后左右比较的苦恼，能不能允许我不把这些东西称作散文？现在被收入散文选的古代人书信和外国人讲稿，当初一定不是作为散文来写的吧？”
徐先生说：“我觉得你的这种文化感受有多重主题，但又觉得其中ณ有一二个主题是频繁浮动的，你能约略归纳一下吗？”
三、余下的部分，集中表现“行走”的思维品性，选了几篇例证性的文章，说明我在路上遇到中国重大难题时的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而有关小人的文章《历史的暗角》，初一看似与“行走”无关，其实写的是离开人群后纔能看清的人格色差，也属于只有在出走后纔能完成的作品。
这十五年，我基本上是在路上度过的。
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
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
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的功绩和留แ给群体人格的祸ຖ害；
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ษ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
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ฐ分；
…
这些问题如此之大，当然不可能ม轻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读者用当代生命去感触和体验。这便构成了《山居笔记》的基本内容。
稍稍年长的读者应该记得，这些问题在十年前公开谈论并不方便。当时，哪怕是给清朝统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评价，把民间金融业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太平天国运动，或者在不设定“唯心主义แ”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维系社会管理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称赞科举制ๆ度，都会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说打破时限大谈“流放”、“小人”、“围啄”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命题了。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当时敢于发表这些文章的《收获》杂志。至于我本人的勇气，则来自十年浩劫间对民族苦难的切身感受和反复思考。这种思考，开始于浩é劫初期可怜父辈的牢狱骨灰，延续于浩劫中ณ期军垦农场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é劫后期故乡山屋的寂寞岁月，又回味于浩劫过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严冬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改变了中ณ国，我也随之获得了生存的尊严å。既然一切都来自于苦难，我问自己้手中的笔：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从考察和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时空印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ณ，我注意到了海外汉学界。那么เ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早ຉ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们毕竟避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有充裕ษ的时间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了国际学术标准，在科学性、宏观性上远超干嘉ล学派的考据水平。但在十年前，国内学术界要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分艰难，甚至直到今天，虽有一些专著流传到เ大陆，仍然不易见到那ว些以散篇形式发表于专业杂志间的各项ำ具体研究。海内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里贪婪补课。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山居笔记》“硬伤”的先生直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某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根据。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ຉ已被海ร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数据存香港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我当时为了钻研数据栖居一处设备简单的集体宿舍叫曙光楼ä，因此有了“山居”的说法。
现在回想起来，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立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萃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
写完这本书后，我又写了一本人生随笔，然后进入文化考察的又一个新阶段，即驱车数万公里逐一拜谒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一路历尽危难，却从未退缩，因为我在陌生的异国荒原上找到了返现中华文明的方แ位，时时校正着国内考察时的各种感悟。我把《山居笔记》的续篇，写到เ了开罗的死城边、耶路撒冷的小巷口、海ร湾和南亚沙尘覆盖的大炮下。在那里纔明白，即便走遍中国也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因此经常与同行的伙伴们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除台湾尔雅版的繁体字版外，这本文汇版的简体字版已印了三十五万册，我亲自从读者手里买得的盗版本有十二种。经常看到有人在报刊上否认目前盗版的严å重事实，批判反盗版是“炒作”我便特地编撰了《盗版二十六例》置之ใ《霜冷长河》精装本卷首，其中选印了《山居笔记》的不同盗版本封面八种，使文化盗贼们无可抵赖。谁知这些年趁我远行历险，他们在国内闹成一团，无非是想用诽谤遮盖盗窃，连当年翻云覆雨的黑影也拉出来了。对他们当然不能再用规劝的办法，因此把本书初版的代序撤去，其它地方也有一些相应的改动。正该取笑他们没有把手中的偷盗物细看一番：文明和邪恶不可混淆，历史和法律不容侮弄，恰恰是本书的内容。（二○○一年十一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