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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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大多数
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我说过，以后写杂文要斯文一些，引经据典。今天要引的经典就是弗洛伊德。他老人家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ฐ人都有点歇斯底里——这真是至理名言！所谓歇斯底里，就是按不下心头一股无明火，行为ฦ失范。谁都有这种时候，但自打十年前我把弗洛伊德全集通读了一遍之后，自觉脾气好多了。古人有咏雪的打油诗曰：夜来北风寒，老天大吐痰。一轮红日出，便是止痰丸ฤ——有些人的痰气简直比雪天的老天爷还大。谁能当这枚止痰丸ฤ呢？只有弗洛伊德。
年轻时，我在街道工厂当工人。有位师傅常跑到班长那ว里去说病了，要请假。班长问他有何症状，他说他看天是蓝色，看地死土色，蹲在厕所里任什么เ都不想吃。当然，他是在装ณ骚鞑子。看天土色看地蓝色，蹲在臭烘烘茅坑上食欲大开，那才叫做有病――在这些小问题上，很容易取得共识，但大问题就很难说了。举例来说，法国人在马赛曲里唱道：不自由毋宁死；这话有人是不同意的。不信你就找本辜鸿铭的书来看看，里面大谈所谓良民政策，简直就是在高唱：若自由毋宁死。《独立宣言》里说：我们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这话是讲给英国皇上听的，表明了平民的尊严。这话孟夫子一定反对，他说过：无君无父，是禽兽也――这又简直是在宣布说，平民不该有自己的尊严。总而言之ใ，个人的体面和尊严å，平等、自由等等概ฐ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是没有的，有的全是些相反的东西。我是很爱国的，这体现在：我希望伏尔泰、杰弗逊的文章能归到辜鸿铭的名下，而把辜鸿铭的文章栽给洋鬼子。假如这是事实的话，我会感到幸福得多。
有时候我想：假如“大跃进”、“文化革命”这些事，不是生在中国，而是生在外国，该有多好。这些想法很不体面，但还不能ม说有痰气。有些坏事生在了中国，我们就说它好，有些鬼话是中国人说的，我们就说它有理，这种做法就叫做有痰气。有些年轻人把这些有痰气的想法写成书，他本人倒不见得是真有痰气，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一种普遍存在的事态比这要命得多。举例来说，很多中ณ年人因为“文革”中上山下乡虚耗了青春，这本是种巨大的痛苦；但他们却觉得很幸福，还说：青春无悔！再比方说，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总在权势面前屈膝，毁掉了自己的尊严，也毁掉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本是种痛苦，但又有人说：这很幸福！久而久之ใ，搞到เ了是非难辨，香臭不知的地步……这就是我们嗓子里噎着的痰。扯完了这些，就可以来谈谈我的典故。
众所周知，有一种人，起码在表面上，不喜欢快乐，而喜欢痛苦，不喜欢体面和尊严å，喜欢奴役与屈辱，这就是受虐狂。弗洛伊德对受虐狂的成因有这样一种解释：人若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把这种痛苦看作是幸福，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解脱——这样一来，他的价值观就被逆转过来了。当然，这种过程因人而异。有些人是不会被逆转的。比方说我吧，在痛苦的重压下，会有些不体面的想法，但还不会被逆转。另有一些人不仅被逆转，而且还有了痰气，一听到别人说自由á、体面、尊严等等说好的，马上就怒火万丈，这就有点不对头了，世界上哪有这样气焰万丈的受虐狂？你就是真有这种毛病，也不要这样子嘛ใ。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有关天圆地方
现在我经常写点小文章，属杂文或是随笔一类。有人告诉我说，没你这么写杂文的！杂文里应该有点典故，有点考证，有点文化气味。典故我知道一些，考证也会，但就是不肯这么写。年轻时读过莎翁的剧本《捕风捉影》，有一场戏是一个ฐ使女和就要出嫁的小姐耍贫嘴，贫到后来有点荤。其中有一句是这么说的：“小姐死后进天堂，一定是脸朝上！”古往今来的莎学家们引经据典，考了又考，注了又注，文化气氛越来越浓烈，但越注越让人看不懂。只有一家注得简明，说：这是个与性有关的、粗俗不堪的比喻。这就没什么เ文化味，但照我看来，也就是这家注得对。要是文化氛围和明辨是非不可兼得的话，我宁愿明辨是非，不要文化氛围。但这回我想改改作风，不要耍贫嘴，我也引经据典地说点事情，这样不会得罪人。
罗素先生说，在古代的西方，大概就数希腊人最为ฦ文明，比其他人等聪明得多。但要论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想法就不大对头——他们以为整个世界是个大沙盘，搁在一条大鲸鱼的背上。鲸鱼又漂在一望无际的海上。成年扛着这么个ฐ东西，鲸鱼背上难受，偶尔蹭个痒痒，这是就闹地震。古埃及人的看法比他们正确，他们认为大地是个球形，浮在虚空之中。埃及人还算过地球的直径，居然算得非常准确。这种见识上的差异源于他们住的地方不同：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举目四望，周围是一圈地平线，和蚂蚁爬上篮球时的感觉一模一样，所以说地是个ฐ球。希腊人住在多山的群，往四周一看，支离破碎，这边山那边海。他们那里还老闹地震，所以就想出个ฐ沙盘鲸鱼之ใ说。罗素举ะ这个ฐ例子是要说，人们的见识总要受处境的限制，这种限制ๆ既不知不觉，又牢不可破——这是个极好大说明。
中国古人对世界的看法是：天圆地方แ，人在中间，堂堂正正，这是天经地义。谁要对此有怀疑，必是妖孽之类。这是因为地上全是四四方方的耕地，天上则ท是圆圆的穹隆盖，睁开眼一看，正是天圆地方แ。其实这说法有漏洞，随便哪个木匠都能指出来：一个圆，一个方，斗在一起不合榫。要么เ都圆，要么都方才合理，但我不记得哪个木匠敢跳出来反对天经地义。其实哪有什么天经地义，只有些四四方แ方的地界ศ，方块好画呀。人自己把它画出来，又把自己้陷在里面了。顺便说一句，中国文人老说：三光日月星；还自以为概括得全面。但随便哪个北方แ的爱斯基摩人听了都不认为这是什么เ学问。天上何止有三光？还有一光——北极光！要使倒回几百年去，你和一个少年气盛的文人讲这些道理，他不仅听不进，还要到衙门里去揭你，说你是个乱党——其实，向要明白些道理，不能觉得什么顺ิ眼就信什么，还要听得进别ี人说。当然，这道理只对那ว些想要知道真理的人适用。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优越感种种
我在美国留学时，认识不少犹太人——教授里有犹太人，同学里也有犹太人。我和他们处得不坏，但在他们面前总有点不自在。这是因为ฦ犹太教说，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换言之，只有他们可以上天堂，或者是有上天堂的优先权，别ี人则大抵都是要下地狱的。我和一位犹太同学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人，可以平等相交，但也只是今生今世的事。死了以后就会完全两样：他因为是上帝ຓ的选民，必然直升天堂；而我则未被选中，所以是地狱的后备力量。地狱这个地方我虽没有去过，但从书上看到เ一些，其中有些地方就和全聚德烤鸭店的厨房相仿。我到了那里，十之八九会像鸭子一样，被人吊起来烤——我并不确切知道，只是这样猜测。本来可以问问犹太同学，但我又不肯问，怕他以为我是求他利ำ用自己选民的身份，替我在上帝面前美言几句，给我找个在地狱里烧锅炉的事干，自己不挨烤，点起火来烤别ี人——这虽是较好的安排，但我当时年轻气盛，傲得很，不肯走这种后门。我对犹太同学和老师抱有最赤诚的好感，认为他们既聪明，又勤奋；就是他们节俭的品行也对我的胃口：我本人就是个省俭的人。但一想到他们是选民，我不是选民，心里总有点不对劲。
我们民族的文化里也有这一类的东西：以天朝大国自居，把外国人叫做“洋鬼子”。这虽是些没了味的老话，但他的影响还在。我有几位外国朋友，他们有时用自嘲的口气说：我是个洋鬼子。就相当于我对犹太同学说：选民先生，我只是地狱里的烤鸭；讽刺意味甚浓。我很不喜欢听这样的话——既不愿听到เ人说别人是洋鬼子，也不愿听人说自己是洋鬼子。相比之下，尤其不喜欢听人说别人是洋鬼子。这世界ศ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都有特异性，就如每个人都与别人有些差异。人活在世上，看到เ了这些差异，就想要从中得出于己้有利的结果。这虽是难以避免的偏执，但不大体面。我总觉得，这种想法不管披着多么深奥的学术外衣，终归是种浅薄的东西。
对于现世的人来说，与别ี人相较，大家都有些先天的特异性，有体质上的，也有文化上的。有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日尔曼人生来就和别的人不同：黄头、蓝眼睛、大高个儿，等等。这种体质人类学上的差ๆ异被极个ฐ别的混帐日尔曼人抓住，就成了他们民族优越的证据，结果他们就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犹太民族则ท是个相反的例子：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但在尘世上一点坏事都不做。我喜欢犹太人，但我总觉得，倘他们不把选民这件事挂在心上，是不是会好些？假如三四十年代的欧洲犹太人忘了这件事，对自己้在尘世上在遭遇可能会更关心些，对纳粹分子的欺凌可能会做出更有力的反抗：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凭什么เ伸着脖子让你来杀？我觉得有些被tusha的犹太人可能对上帝指望得太多了一点——当然，我也希望这些被tusha的人现在都在天堂里，因为有那么多犹太人被纳粹杀掉，我倒真心希望他们真是上帝的选民；即使此事一真，我这非选民就要当地狱里的烤鸭，我也愿做这种牺牲——这种指望恐怕没起好作用。这两个例子都与特异性有关。当然，假如有人笃信自己้的特异性一定是好的，是优越、正义的象征，举一千个例子也说服不了他。我也不想说服谁，只是想要问问，成天说这个，有什么用？
还有些人对特意性做负面的理解。我知道这么个ฐ例子，是从人类学的教科书上看来的：在美国，有些黑人孩子对自己้的种族有自卑感，觉得白孩子又聪明又好看，自己又笨又难看。中国人里也有崇洋媚外的，觉得自己้的人种不行，文化也不行。这些想法是不对的。有人以为，说自己的特异性无比优越是唯一的出路，这又使我不懂了。人为什么一定用一件错事来反对另一件错事呢？除非人真是这么เ笨，只能ม懂得错的，不能懂ฦ得对的，但这又不是事实。某个民族的学者对本民族的人民做这种判ศ断，无异是说本民族人民是些傻瓜，只能明白次等的道理，不能ม懂得真正的道理，这才是民族虚无主义的想法。说来也怪，这种学者现在甚多，做出来的学问一半像科学，一半像宣传；整个儿像戈培尔。戈培尔就是这样的：他一面说日尔曼人优越，一面又把日尔曼人当傻瓜来愚弄。我认识一个德国人，一提起这段历史，他就觉得灰溜溜的见不得人。灰溜溜的原因不是怀疑本民族的善良，而是怀疑本民族的智慧：“怎么会被纳粹疯子引入歧途了呢？那些人层次很低嘛。”这也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啊。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东西方快乐่观区别之我见
东西方精神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人沉迷于物欲，而东方人精于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从征服中得到满足，后者从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中汲取幸福。
一次大战刚ธ结束时，梁任公旅欧归来，就看到前一种精神的不足；那个ฐ时候列强竞相掠夺世界ศ，以致打了起来，生灵涂炭——任公觉得东方แ人有资格给他们上一课；而当时罗素า先生接触了东方文明以后，也觉得颇有教益。
现在时间到了世纪末，不少东方แ人还觉得有资格给西方人上一课。这倒不是因为又打了大仗，而是西方แ人的物欲毫无止境，搞得能源、生态一齐闹了危机；而人际关系又是那么冷酷无情。但是这一课没有听众，急得咱们自己้都抓耳挠腮。
这种物欲横流的西方病，我们的老祖宗早ຉ就诊断过。当年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利，孟子就说，上下交征利ำ而国危矣。所谓利，就是能ม满足物质欲望的东西。在古代，生产力有限，想要利，就得从别ี人那里夺，争的凶了就要打破头。现代科技达，可以从开自然里得到利益，搞得过了头，又要造成生态危机。孟子提出一种东西作为“利”的替代物，这个ฐ暂且不提。我们来讨论一下西方แ病的根源。
笔者既ຂ学过文，又学过理，两边都是糊里糊涂，且有好做不伦不类的类比之恶习。不管怎样，大家可以听听这种类比可有道理。人可以从环境中得到满足，这种满足又成为ฦ他行动的动力。比方说，冷天烧了暖气觉得舒服，热天放了冷气又觉得舒服，结果他就要把房间恒到华氏70度，购买空调机，耗费无数电力；骑车比走路舒服，坐车又比骑车舒服，结果是人人买汽车，消เ耗无数汽油。由此看来，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正是西方แ人掠夺自然的动力。
这在控制ๆ论上叫作正反馈，社ุ会就相当于一个放大器，人先有某种待满足的物欲，在欲望推动下采取的行动使欲望满足，得到เ了乐趣，这都是正常的。乐่趣又产生欲望，又反馈回去成了再做这行动的动力，于是越来越凶，成了一种毛病。
玩过无线电的人都知道，有时候正反馈讨厌得很，状似抽疯：假如话筒和喇叭串了，就会闹出这种毛病，喇叭里的声音又进了话筒，放大数百倍出来再串回去，结果就是要吵死人——行话叫作“自激”。
在我们这里看来，西方แ社会正在自激，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搅到最后，连什么是舒服都不清不楚，早ຉ晚把自己烧掉了完事。这种弊病的根源在于它是个欲望的放大器——它在满足物欲方面能做得很成功，当然也有现代技术在做它的后盾。孟老夫子当年就提出要制止这种自激，提出个好东西，叫作“仁义”，仁者，亲亲也，义者，敬长也，亲亲敬长很快乐，又不毁坏什么，这不是挺好的吗见《孟子》。
有关自激像抽疯，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凡高级动物脑子里都有快乐中ณ枢，对那地方施以刺激，你就乐不可支。据说吸毒会成瘾，就是因为毒品直接往那里作用。有段科普文章里说到有几个ฐ缺德科学家在海ร豚脑子里装了刺激快乐中枢的电å极，又给海豚一个电键，让它可以自己刺激自己。结果它就抽了疯，废寝忘食地狂敲不止。我当然不希望他们是在寻海豚的开心，而希望他们是在做重要的试验。不管怎么说吧，上下交征利，是抽这种疯，无止境地开自然，也是抽这种疯。
我们可以教给西方แ人的就是：咱们可以从人与人的关系里得到乐趣。当然，这种乐่趣里最直接的就是性ai，但是孟子毫不犹豫地把它挖了出去，虽然讲出的道理很是牵强——说“慕少艾”不是先天的“良知良能”，是后天学坏了，现代人当然要得出相反的结论。实际原因也很简单，它可能导致自激。
孟子说，乐่之实，乃是父子之情，手足之情顺便说说，有注者说这个“乐”是音乐之“乐”，我不大信。再辅之以礼，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是孟子的说法，但我不大信服；他所说的那种快乐่也可以自激，就如孟子自己说的：“乐则ท生矣，生则恶可已๐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谁要说这不叫抽疯，那我倒想知道一下什么是抽疯。而且我认为ฦ，假如没有一大帮人站在一边拍巴掌，谁也抽不到เ这种程度——孟夫子本人当然例外。
中ณ国人在人际关系里找到了乐趣，我们认为这是自己的一大优点。因为有此优点，我们既不冷漠，又不自私，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中国社ุ会四平八稳，不容易出毛病。这些都是我们的优点，我也不敢妄自菲薄。但是基督曾说，不要只看到别人眼里有木刺๐，没准儿自己眼里还有大梁呢。中ณ国的传统道德，讲究得过了头，一样会导致抽疯式的举ะ动。这是因为ฦ中国的传统社ุ会在这方แ面也是个放大器。人行忠孝节义，就能得忠臣孝子节妇义士的美名，这种美名刺激你更去行忠孝节义แ，循环往复，最后你连自己้在干什么เ都搞不清。
举例言之，我们讲究孝道，人人都说孝子好。孝子一吃香，然后也能导致正反馈，从而走火入魔：什么郭解埋儿啦，卧冰求鱼啦，谁能说这不是自激现象？再举一例，中国传统道德里要求妇女守身如玉，从一而终，这可是个好道德罢？于是人人盛赞节烈妇女。翻开历史一看，女人为了节烈，割鼻子拉耳朵的都有。鼻子耳朵不比头指甲，割了长不出来，而且人身上有此零件，必有用处；拿掉了肯定有不便处。若是为“节烈”之名而自杀，肯定是更加不妥的了。此类行为，就像那ว条抽疯的海豚。
文化革命中ณ大跳忠字舞时，也是抽的这种疯；你越是五迷三道，晕头胀脑แ，大家就越说你好，所以当时九亿人民都像了四十度的高烧。不用我说，你就能现，这正是孟子说的那种手舞足蹈的现象。经历了文化革命的中国人，用不着我来提醒，就知道它是有很大害处的。“忠”可算是有东方特色的，而且可以说它是孝的一种变体，所以东方精神扬到เ了极致，和西方精神一样的不合理，没准还会更坏。我们这里不追求物欲的极大满足，物质照样不够用。
正如新儒家学者所说，我们的文化重人，所以人多了一定好，假如是自己的种，那就更好：作父母的断断不肯因为穷、养不起就不生，生得多了，人际关系才能ม极大丰ถ富，对不对？于是你有一大帮儿子就有人羡慕。结果中国有十二亿人，虽然都没有要求开私家车，用空调机，能源也是不够用。只要一日三餐的柴禾，就能把山林砍光，只要有口饭吃，地就不够种。偶而出门一看，到เ处是人山人海，我就觉得咱们这里自激得很厉害。
虽然就个ฐ体而言没有什么过分的物欲，就总体来看还是很过分，中国人一年烧掉十亿吨煤，造出无数垃圾，同样也过地球的承受力。现在社会虽然平稳，拿着这么多的人口也是头疼。故而要计划生育，这就使人伦的基础大受损害。倘若这种东方特色不能改变，那就只能把大家变到เ身高三寸，那么เ所有的中国人又可以快乐的生活，并且享受优越的人际关系。可以预ไ言，过个三五百年，三寸又嫌太高。就这么เ缩下去，一直缩到风能ม吹走，看来也不是好办法。
本文的主旨ຈ，在于比较东西方不同的快乐观。罗素在讨论伦理问题时曾经指出，人人都希求幸福，假如说，人得到自己้希求的东西就是幸福，那就言之成理。倘若说因为某件事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就希求它，那就是错误的。谁也不是因为吃是幸福的才饿的呀。幸福的来源，就是不计苦乐、不计利ำ弊、自然存在的需要，这种需要的种类、分量，都不是可以任意指定的。当然，这是人在正常时的情形，被人哄到五迷三道，晕头转向的人不在此列。
马尔库塞说西方社会有病，是说它把物质消เ费本身当成了需要，消费不是满足需求，而是满足起哄。我能够理解这种毛病是什么，但是缺少亲身体验。假如把人际关系和谐本身也当成需要，像孟子说的那样：行孝本身是快乐的，所以去行孝，当然就更是有病，而且这种毛病我亲身体验过了在文化革命里人人表忠心的时候。
人满足物质欲望的结果是消费，人际关系的和谐也是人避免孤独这一需要的结果。一种需要本身是不会过分的，只有人硬要去夸大它，导致了自激时才会过分。饿了，找个干净饭馆吃个饭，有什么过分？想要在吃饭时显示你有钱才过分。你有个爸爸，你很爱他，要对他好，有什么过分？非要在这件事上显示ิ你是个大孝子，让别人来称赞才过分。需要本身只有一分，你非把它弄到เ十分，这原因大家心里明白，社会对个人不是只起好作用，它还是个起哄的场所，干什么事都要别人说好，赢得一些彩声，正是这件事在导致自激。东方社ุ会有东方แ的起哄法，西方有西方แ的起哄法。而且两边比较起来，还是东方社会里的人更爱起哄。假如此说是正确的，那么真正的幸福就是让人在社ุ会的法理、公德约束下，自觉自愿的去生活；需要什么เ，就去争取什么；需要满足之后，就让大家都得会儿消停。这当然需要所有的人都有点文化修养，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来，同时对别人的事少起点哄。
这当然不容易，但这是唯一的希望。看到人们在为物质自激，就放出人际关系的自激去干扰；看到人在人际关系里自激，就放出物质方面的自激去干扰；这样激来扰去，听上去就不是个道理。搞得不好，还能ม把两种毛病一齐染上：出了门，穷极奢欲，非奔驰车不坐，非毒蛇王八不吃，甚至还要吃金箔、屙金屎；回了家，又满嘴仁义道德，整个一个封建家长，指挥上演种种草菅人命的丑剧ຕ就像大邱庄生过的那样；要不就走向另一极端，对物质和人际关系都没了兴趣，了无生趣——假如我还不算太孤陋寡闻，这两样的人物我们在当代中国已经看到了。
□作者：王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