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比别人更知耻。过去在西方社ุ会里，身为一个同性恋者是很可耻的，计算机科学的奠基人图林先生就是个同性恋者，败露后自杀了，死时正在有作为的年龄。据说柴科夫斯基也是这样死的。按王先生的标准，这该算知耻近勇罢。但我要是生于这两位先生的年代，并且认识他们，就会劝他们“无耻”地活下去。我这样做，是出于对科学和音乐的热爱。在一个社会里，大众所信奉的价值观，是不是该成为知识分子的金科玉律呢？我认为这是可以存疑ທ的。当年罗素า先生在纽约教书，有学生问他对同性恋有何看法。他用他那颗伟大学者的头脑แ考虑后，回答了。这回答流传了出去，招来一个ฐ没甚文化的老太太告了他一状，说他海ร盗海淫，害得他老人家失了教席，灰头土脸地回英格兰去。这个ฐ故事说明的是：不能强求知识分子与一般人在价值观方面一致，这是向下拉齐。除了价值观的基本方แ面，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应该有点独特的地方แ，举例来说，画家画裸ti模特，和小流氓爬女浴室窗户不可以等量齐观，虽然在表面上这两种行为ฦ有点像。
三、知识分子的其它罪名
王先生所举ะ知识分子的罪名，多是从价值观或者道德方แ面来说的。我党得多少带点宋明理学或者宗教的气味。至于说知识分子言语粗俗，举的例子是电å视片中ณ的人物，或者电影明星。我以为这些人物不典型，是不是知识分子都有疑ທ问。假如有老外问我，中国哪些人学识渊博，有独立见解，我说出影星、歌星的名字来，那我喝的肯定是不止二两啦。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下了海，引起了王先生很大的忧虑。其实下了海就不是知识分子了，还说人家干什么。我觉得知识分子就该是喜欢弄点学问的人，为此不得不受点穷；而非特意的喜欢熬穷。假如说安于清贫、安于住筒子楼、安于营养不良是好品格，恐怕是有点逼antaທi。所谓身体肤，受之ใ父母，和自己้过不去，就是和爹娘过不去。再说，咱们还有妻子儿女。王先生文章里提到的人物主要是作家，我举这些例子净是科学家，或许显得有点文不对题。作家也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的事业透明度更大：字人人识，话人人懂ฦ虽然意思未必懂，所以格外倒霉。我认为，在知识分子大家庭里，他们最值得同情，也最需要大家帮助。我听说有位老先生对贾平凹先生的《废都有如下评价：“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不管贾先生这本书如何，老先生言重了。真正的妖孽是康生、姚文元之辈，只不过他们猖狂时来头甚大，谁也惹不起。将来咱们国家再出妖孽我希望不要再出了，大概还是那种人物。像这样的话我们该攒着，见到那种人再说。科学家维纳认为，人在做两种不同性质的事，一类如棋手，成败由他的最坏状态决定，也就是说，一局里只要犯了错误就全完了。还有一类如明家，只要有一天状态好，做成了明，就成功了，在此之ใ前犯多少次糊涂都可以。贾先生从事的是后一类工作，就算《废都》没写好，将来还可以写出好书。这样看问题，才是知识分子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玉先生说，知识分子会腐化社会，我认为是对的，姚文元也算个知识分子，却喜欢咬别ี的知识分子，带动了大家互相咬，弄得大家都像野狗。他就是这样腐化了社ุ会。
四、知识分子的真实罪孽
如果让我来说中国知识分子的罪状，我也能举出一堆：同类相残文人相轻，内心压抑，口是心非……不过这样说话是不对的。先，不该对别人滥做价值判断。其次，说话要有凭据。所以，我不能ม说这样的话。我认为ฦ中国的知识分子只在一个方แ面有欠缺：他们的工作缺少成绩，尤其是缺少一流的成果。以人口比例来算，现代一切科学文化的成果，就该有四分之ใ一出在中ณ国。实际上远达不到这个比例。学术界就是这样的局面，所以我们劝年轻人从事学术时总要说：要耐得住寂寞！好像劝寡妇守空房一样。除了家徒四壁，还有头脑里空空如也，这让人怎么เ个熬法嘛。在文学方面，我同意王先生所说的，中国作家已经痞掉了；从语言到思想，不比大众高明。但说大家的人品有问题，我认为是不对的。没有杜拉斯，没有昆德拉，只有王朔的调侃。顺便说一句，我认为ฦ王朔的挺好看，但要说那就是“摸derncນlassic”，则是我万难接受、万难领会的。痞是不好的，但其根源不在道德上。真正的原因是贫乏。没有感性的天才，就不会有杜拉斯《情人》那样的杰作；没有犀利的解析，也就没有昆德拉。作家想要写出不同流俗之ใ作，自己的头脑แ就要在感性和理性两ä方面再丰富些，而不是故作清高就能解决问题的。我国的作家朋友只要提高文学修养，还大有机会。就算遇到了挫折，还可以从头开始嘛ใ。
五、知识分子该干什么？
王先生的文章里，我最不能同意的就是结尾的一段。他说，中国社会的精神结构已经千疮百孔，知识分子应司重建之责。这个ฐ结构是指道德体系吧。我还真没看见疮在哪里、孔在哪里。有些知识分子下了海ร，不过是挣几个ฐ小钱而已，还没创建“王安”、“苹果”那ว样的大公司呢，王先生就说我们“投机逐利”。文章没怎么写，就“厚颜无耻”。还有丧失人格、渴望堕落、出卖原则、亵读神圣这句话最怪，不知王先生信什么教、藐视理想。倘若这些罪名一齐成立，也别等红卫兵、褐衫队来动手，大伙就一齐吊死了罢，别ี活着现眼。但是我相信，王先生只是顺嘴说说，并没把咱们看得那么เ坏。最后说说知识分子该干什么。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可以干两件事：其一，创造精神财富；其二，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中国的知识分子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我倒希望大伙在前一样上也较出色。“重建精神结构”是好事，可别建出个大笼子把大家关进去；再造出些大棍子，把大家揍一顿。我们这个国家最敬重读书人，可是读书人总是不见太平。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想想原因。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论战与道德
知识分子搞学问，除了闭门造车之ใ外，与人讨论问题也常常是免不了得。在讨论是应该取何种态度，是个蛮有意义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有些见闻，虽然还不够广博，但已足够有趣。先父是位逻辑学家，在五十年代曾参加过“逻辑问题大讨论”，所以我虽然对逻辑所知不多，也把当年德论文集找出来细读了一番๘。对于当年德论争各方谁对谁错，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对论战的态度却很有看法。众所周知，逻辑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只要能争出个对错即可；可实际情况却不是那样，论战的双方都在努力证明对方แ是“资产阶级”，持有“唯心主ว义”或“形而上学”得思想方法。相形之下，自己้是无产阶级，持有辩证唯物主ว义的思想方法。在我看来，逻辑问题是对错真伪的问题，扯上这么多，实属多余；而且在五十年代被判定位一名资产阶级分子之后，一个人的生活肯定不是很愉快的，此种论战的方แ式有恫吓、威แ胁之意。一般认为，五十年代的逻辑大讨论还算是一次比较平和的讨论，论战各方แ都没有因为论点前往北大荒；这是必须ี肯定的。但要说大家表现了多少君子风度，恐怕就说不上了。
我们这个ฐ社会里的论战大多要从平等等讨论转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批判，这是因讨论的方式决定的；根据我的观察，这些讨论里不是争谁对谁错，而是争谁好谁坏。一旦争出了结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แ是坏蛋就昭然若揭；好人方แ对坏蛋放当然还有些话要说，不但要批判，还要揭。根据文献，反右斗争后期，主要是研究右派分子在旧社会的作为，女右派结交男ç朋友的方式，男ç右派toukui女浴室的问题。当然，这个阶段生的事已经不属于讨论的范畴，但还属论战的延续。再以后就是组织处理等等，更不属于讨论的范围；但是它和讨论有异常显著的因果关系。
“文化革命”里，我是个ฐ小孩子，我住的地方有两派，他们中间的争论不管有没有意义，毕竟是一种争论。我记得有一阵子两派的广播都在朗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将革命进行到底》。倘若你因为双方都在表示自己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那就错了。大家感兴趣的只是该文中毛主席痛斥反对派是毒蛇的那ว一段——化成美女的蛇和露出毒牙的蛇，它们虽然已经感到冬天的威胁，但还没有冻僵呢——朗诵这篇文章，当然是希望对方แ领会到自己้是条毒蛇这一事实，并且感到不寒而栗。据我所见，这个希望落空了。后来双方แ都朗诵另一篇光辉著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显然是把对方看成了反动派，准备接受他们的投降，但是对方又没有这种自觉性。最后灯结果当然是刀兵相见，打了起来。这以后的事虽然有趣，但已出了本文的范围。
“文化革命”里的两ä派之争，有一个阶段，虽不属论战，但也非常有趣，那就是两派都想证明对方成份不纯或者道德败坏；要么现对方庇护了大叛徒，走资派；要么逮住他们干了有亏德行的事。在后一个ฐ方แ面，只要有某派的一对青年男ç女呆在一个屋子里，对立面必派出一支精悍队伍埋伏在外面，觉得里面火候差不多了，就踹门进去。我住的地方知识分子成堆，而这些事又都是知识分子所为。从表面上看，双方แ都是斯文人，其实凶蛮得很。这使我感到，仅用言辞来证明自己比对方道德优越，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因此有时侯人们的确很难抑制自己的行动欲望。
现在，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认为，讨论问题的正当方式是把对方说成反动派，毒蛇，并且设法去捉他们的奸；然而，假如是有关谁好谁坏的争论，假如不是因外力而中ณ止，就会得到这种结果。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好的，对方แ式坏的；而对方持有相反的看法，每一句辩驳都会加深恶意。恶意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诉诸行动：假设你有权力，就给对方组织处理；有武力，就让对方头破血流；什么都没有的也会恫吓检举ะ。一般来说，真理是越辩越明，但以这种方式争论，总是越辩越不明，而且你在哪个领域争论，哪个ฐ领域就遭到เ损害。而且争论的结果既ຂ然是有人好，有人坏；那么好人该有好报，坏人该有坏下场，当然是不言自明。前苏联曾在遗传学方面展开了这种争论，给生物学和生物学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国在文化领域里有过好多次这种争论，得到了什么结果，也很容易看出来。
现在我已是个中ณ年人，我们社ุ会里新的轰轰烈烈的文化事件也很少生了，但我现人们的论战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还是要争谁好谁坏。很难听的话是不说了，骂人也可以不带脏字。现在最大规模的文化事件就是上演了一部ຖ新的电视剧或是电影，到底该为此表示悲哀，还是为ฦ之庆幸，我还拿不准；但是围绕着这种文化事件生的争论之中，还有让人大吃一惊的言论。举例来说，前不久上演了一部ຖ电视剧《唐明皇》，有一部ຖ分人说不好看，剧组的成员和一部分记者就开了个研讨会，会议纪要登在《中国电å视报》上。我记得制片人的言探讨了反对《唐》剧者的民族精神、国学修为、道德水准诸方面，甚至认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庆幸的是，还没有探讨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从此之ใ后，我再不敢去看任何一部ຖ国产电视剧，我怕我白苍苍的老母亲忽然知道自己生了个傻儿子而伤心——因为学习成绩好，我妈一直以为我很聪明。去看电å影，尤其是国产电影，也有类似的危险；这种危险表现在两个方面：看了好电影不觉得好，你就不够好；看了坏电影不觉得坏，你就成了坏蛋。有一些电影在国际上得了奖，我看了以后也觉得不坏，但有些评论者说，这些电影简直是在卖国，如此说来，我也有背叛祖国的情绪了——谁感拿自己的人品去冒这个风险？
我现在既ຂ不看国产电影，也不看国产电视剧，而且不看中国当代作家的。比方แ说，贾平凹先生的《废都》，我就坚决不看，生怕看了以后会喜欢－－－－虽然我在性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但我深知，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老婆那样了解我。事实上，你只要关心文化领域的事，就可能介入了论战的某一方，自身也不得清白，这种事最好还是避免。假如人人都像我这样，我国的文化事业前景堪虞，不过我也管不了这么เ多。不管影视也好，文学也罢，倘若属于艺术的范畴，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欣赏，至不济落个ฐ欣赏水平低的评价；一扯到道德问题，就让人裹足不前了。这种怯懦并不是因为我们不重视道德问题，而恰恰似因为我们很重视道德问题。假如我干了不道德的事，我乐于受到指责，并且负起责任；但这种不道德决不能是喜欢或不喜欢某个ฐ电影。
假如我不看电影，不看，还可以关心一下正经学问读点理论文章、学术论文。文科的文章往往要说，作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南，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为了什么什么等等。一篇文章我往往只敢看到这里，因为我害怕看完后不能同意作者的观点，就要冒反对马列主义的危险。诚然，我可以努力证明作者口称赞同马列主义แ，实质上在反对马列ต，但我又于心不忍，我和任何人都没有这么เ大的仇恨。
其实，不光是理论文章，就是电视剧ຕ、作者也会把自己的动机神圣化；然后把自己的作品神圣化，最后把自己也神圣化；这样一来，他就像天兄下凡时的杨秀清。我对这些人原本有一些敬意，直到เ去年秋天在北方一小城市里遇到了一批刷猴子的人。他们也用杨秀清的口吻说：为ฦ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等等，现在给大家耍场猴戏。我听了以后几乎要气死——猴戏我当然没看。我怕看到猴子翻跟头不喜欢，就背上了反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罪名；而且我也希望有人把这些顺ิ嘴就圣化自己้的人管一管——电å影、电视、、理论文章都可以强我喜欢只要你不强我去看，我可以喜欢，连猴戏也要强我喜欢，实在太过分了——我最讨厌的动物就是猴子，尤其是见不得它做鬼脸。
现在有很多文人下了海ร，不再从事文化事业。不管在商界、产业界还是科技界，人们以聪明才智、辛勤劳动来进行竞争。唯独在文化界，赌的是人品、爱国心、羞耻心。照我看来，这有点像赌命，甚至比赌命还严重。这种危险的游戏有何奖品？只是一点小小的文名。所以，你不要怪文人下海。
假设文化领域里的一切论争都是道德之ใ争、神圣之ใ争，那么争论的结果就该是出人命，重大的论争就该有重大的结果，但这实在令人伤心——一些人不道德、没廉耻，还那么正常地活着，正如孟子所说：无耻无耻，无耻矣！我实在不敢相信，文化界还有这么多二皮脸之ใ人。除了这两ä种结果，还有第三种结果，那就是大家急赤白脸的争论道德、廉耻，争完了就忘了；这就是说，从起头上就没有把廉耻当廉耻，道德当道德。像这样的道德标准，绝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接受的。
我认为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我们热爱艺术、热爱科学，认为它们是崇高的事业，但是不希望这些领域里的事同我为人处事的态度、我对别人的责任、我的爱憎感情生关系，更不愿因此触犯社会的禁忌。这是因为，这两ä个方แ面不在一个论域里，而且后一个论域比前者要严重。打个比方，我像本世纪初年的一个爪哇土著人，此种人生来勇敢、不畏惧战争；但是更重视清洁。换言之，生死和清洁两个领ๆ域里，他们更看重后者；因为这个原故，他们敢于面对枪林弹雨猛冲，却不敢朝着秽物冲杀。荷兰殖民军和他们作战时，就把屎撅子劈面掷去，使他们望风而逃。当我和别人讨论文化问题时，我以为自己的审美情趣、文化修养在经受挑战，这方面的反对意见就如飞来的子弹，不能使我惧怕；而道德方面的非难就如飞来的粪便那ว样使我胆寒。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现在文化的领域是个ฐ屎撅纷飞的场所，臭气熏天——决不是的；我只是说，它还有让我胆寒的气味。所以，假如有人以这种态度论争，我要做得第一件事，就是逃到เ安全距离之外，然后在好言相劝：算了罢，何必呢？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道德保守主义及其他
为《东方》的社会伦理漫谈专栏写文章时，我怀有一种特殊的责任感，期待自己的工作能为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做出一点贡献。然而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随时保持内省的状态是我们的传统，不能丢掉。
我记得在我之前写这个专栏的何怀宏先生，写过一篇讨论全社ุ会的道德水平能否随经济展提高的文章，得出了“可以存疑”的结论。对于某些人来说，何先生的结论不能令人满意。结论似乎应当是可以提高而且必须提高。如果是这样，那篇文章就和大多数文章一样，得到一种号召积极行动的结论。
号召积极行动的结论虽好，但不一定合理。再说，一篇文章还没有读，结论就已知道，也不大有趣。我认为，目前文化界存在着一种“道德保守主义”，其表现之一就是多数文章都会得到这种结论。
在道德这个论域，假如不持保守的立场，就不会一味地鼓吹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举例言之，假如你持宋儒的观点，就会认为，全社会没有了再醮的寡妇，所有的女孩子都躲在家里等待“父母之命、媒妁之ใ言”，道德水平就是很高的，应该马上朝这个ฐ方向努力；而假设你是“五四”之后的文化人，就会认为这种做法道德水平有多高是有问题的，也就不急于朝那个方面努力。这个例子想要说明的是，当你急于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时，也许已经忽略了社会伦理方面生的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往往受到了别的因素的影响，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因为我们国家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方แ式正在改变，这种变革也正在生，所以如何去提高道德水平是个最复杂的问题；而当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时，也就丧ç失了提高道德水平的急迫感。
前年夏天，我到外地开一个会——在此声明，我很少去开会，这个会议的伙食标准也不高——看到一位男会友穿了一件文化衫，上面用龙飞凤舞的笔迹写着一串英文：ok，let’spee!总的来说，这个口号让人振奋，因为它带有积极、振奋的语调，这正是我们都想听到的。但是这个pee是什么意思不大明白，我觉得这个字念起来不大对头。回来一查，果不出我所料，是尿尿的意思。搞明白了全句的意思，我就觉得这话不那ว么激动人心了。众所周知，我们已๐过了要人催尿的年龄，在小便这件事上无须别ี人的鼓励。
我提到เ这件事，不是要讨论如何小便的问题，而是想指出，在做一件事之前，先要弄明白是在干什么，然后再决定是不是需要积极和振奋。
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当然，有些人在这类事情上一向以为，无论干的是什么，积极和振奋总是好的。假如倒回几年，到了“文化革命”里，连我也是这样的人。当年我坚信，一切方向问题都已解决，只剩ທ下一件事，“毛主ว席挥手我前进”，所以在回忆年轻时代的所作所为之ใ时，唯一可以感到自豪的事就是：那段时间我一直积极而振奋，其他的事都只能令我伤心。
我个人认为ฦ，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取决于两ä个方面，一是价值取向，二是在这些取向上取得的成就；很显然，第一个ฐ方面是根本。倘若取向都变了，成就也就说不上，而且还会适得其反。因此，要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就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弄清哪一种价值取向比较可取；二、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来推进它。坦白地说，我只关心第一个问题。换言之ใ，我最关心pee是要干什么，在搞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之ใ前，对ok，let’s中包含的强烈语气无动于衷。我知道自己是个ฐ挺极端的例子；另一种极端的例子是对干什么เ毫不关心，只关心积极进取，狂热推动。我觉得自己所处的这个极端比较符合知识分子的身份，并为处于另一极端的朋友捏一把冷汗。假如他们凑巧持一种有益无害的价值取向，行为ฦ就会很好；假如不那么凑巧ู，就要成为一种很大的祸ຖ害。因为这个原故，他们的一生是否能ม于社ุ会有益、于人类有益，就不再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机遇。正因为ฦ有这样的人存在，思考何种社会伦理可取的人的责任就更重大了。
我本人关心社会伦理问题，是从研究同性恋始。我做社会学研究，但是这样一个ฐ研究题目当然和社会伦理问题有关系。现在有人说，同性恋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我反对这种说法，但不想在此详加讨论——我的看法是，同性恋是指一些人和他们的生活，说人家是种社会现象很不郑重。我要是说女人是种社会现象，大家以为如何？——我只想转述一位万事通先生在澡堂里对这个问题表的宏论，他说：“同性恋那是外国的高级玩艺儿，我们这里有些人就会赶时髦……这艾滋病也不是谁想得就配得的！”在他说这些话时，我的一位调查对象就在一边坐着。后者告诉我说，他的同性恋倾向是与生俱来的。他既不是想赶时髦，也不是想得艾滋病。他还认为ฦ，生为一个同性恋者，是世间最沉重的事。我想，假如这位万事通先生知道这一切，也不会对同性恋做出轻浮、赶时髦这样的价值评判，除非他对自己้说出的话是对是错也不关心。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伦理道德的论域也和其他论域一样，你也需要先明白有关事实才能下结论，而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只要你是个好人，或者说，站对了立场，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不管你学物理也好，学数学也罢，都得想破了脑袋，才能得到一点成绩；假设有一个领ๆ域，你在其中想都不用想就能得到大批的成绩，那倒是很开心的事。不过，假如我有了这样的感觉，一定要先去看看心理医生。
在本文开始的时候，提出了“道德保守主义”这样一种说法。我以为“道德保守主义”和不问价值取向是否合理、只求积极进取的倾向，在现象上是一回事，虽然它们在逻辑上没有什么联系。这主要是因为假如你不考虑价值取向这样一个主要问题换言之，你以为ฦ旧有的价值取向都是对的，无须为ฦ之动脑子，就会节省大量的精力，干起呼吁、提倡这类事情时，当然精力充沛，无人能比。
举例来说，有关传统道德里让寡妇守节，我们知道，有人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又有人说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些先生没有仔细考虑过让寡妇守节是否合理，此种伦理是否有必要变革，所以才能如此轻松地得出要丧偶女士饿死这样一个可怕的结论。
喜欢萧伯纳的朋友一定记得，在《巴巴๒拉少校》一剧里，安德谢夫先生见到เ了平时很少见到的儿子斯泰芬。老先生要考较一下儿子，就问他能干点什么。他答道：干什么都不行，我的特长在于明辨是非。假如我理解得对，斯泰芬先生是说他在伦理道德方面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安德谢夫把斯泰芬狠狠损了一顿，说道：你说的那件事，其实是世界上最难的事。
当然，这位老爷子不是在玩深沉，他的意思是说，你要明辨是非，就要把与此有关的一切事都搞清。这是最高的智慧，绝不是最低的一种。这件事绝不轻松，是与非并不是不言自明的。
在伦理道德的论域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ฦ，只有详细地考虑有关证据，经过痛苦的思索ิ过程，才能搞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就是这样考虑伦理问题的；另一种认为ฦ，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根本无须考虑，只剩下了如何行动的问题——我嫉妒这种立论的方式，这实在太省心。假设有位女子风华绝代，那么เ她可以认为ฦ，每个男人都会爱上她，而且这么想是有理由的。但我很难想象，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相信自己้一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就是对的；现在能想出的唯一例子就是圣灵充满的耶稣基督。我这辈子也不会自大到这种程度。还有一种东西可以拯救我们，那就是相信有一种东西绝对是对的，比如一个传统，一本小红书，你和它融为一体时，也就达到了圣灵充满的境界。
在这种状态下，你会感到一切价值取向上的是与非都一目了然，你会看到那些没有被“充满”的人都是那么堕落，因而充满了道德上的紧迫感。也许有一天，我会向这种诱惑屈服，但现在还不肯。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我看文化热
我们已๐经有了好几次文化热：第一次好像是在八五年，我正在海外留แ学，有朋友告诉我说，国内正在热着。到八八年我回国时，又赶上了第二次热。这两ä年又来了一次文化批评热，又名“人文精神的讨论”。看来文化热这种现象，和流行性感冒有某种近似之处。前两次热还有点正经，起码介绍了些国外社ุ会科学的成果，最近这次很不行，主要是在些牢骚：说社ุ会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态度不端正，知识分子自己也不端正；夫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们要向君子看齐——可能还说了些别ี的。但我以为，以上所述，就是文化批评热中多数议论的要点。在文化批评热里王朔被人臭骂，正如《水浒传》里郓城县都头插翅虎雷横在勾栏里遭人奚落：你这厮若识得子弟门庭时，狗头上生角！文化就是这种子弟门庭，决不容痞子插足。如此看来，文化是一种以自我为中ณ心的价值观，还有点党同伐异的意思；但我不愿把别人想得太坏，所以就说，这次热的文化，乃是一种操守，要求大家洁身自好，不要受物欲的玷污。我们文化人就如唐僧，俗世的物欲就如一个母蝎子精，我们可不要受她的勾引，和那ว个ฐ妖女睡觉，丧ç了元阳，走了真精，此后不再是童男子，不配前往西天礼佛——这样胡扯下去，别ี人就会不承认我是文化人，取消我讨论文化问题的权利ำ。我想要说的是，像这样热下去，我就要不知道文化是什么了。
我知道一种文化的定义是这样的：文化是一个社会里精神财富的积累็，通过物质媒介书籍、艺术品等等传诸后世或向周围传播。根据这种观点，文化是创造性劳动的成果。现在正热着的观点却说，文化是种操守，是端正的态度，属伦理学范畴。我也不便说哪种观点更对。但就现在人们呼吁的“人文精神的回归”，我倒知道一个例子：文艺复兴。这虽是个ฐ历史时期，但现在还看得见、摸得着。为此我们可以前往佛罗伦萨，那里满街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这种建筑是种人文的成果。佛罗伦萨还有无数的画廊、博物馆，走进去就可以看见当时的作品——精妙绝伦，前无古人。由á于这些人文的成果，才可以说有人文精神。倘若没有这些成果，佛罗伦萨的人空口说白话道：“我们这里有过一种人文精神”，别人不但不信，还要说他们是骗子。总而言之，所谓人文精神，应当是对某个时期全部人文成果的概括。
现在可以回过头去看看，为ฦ什么在中ณ国，一说到文化，人们就往伦理道德方面去理解。我以为这是种历史的误会。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乃ี是孔孟开创的伦理学、道德哲学。这当然是种了不得的大成果，如其不然，别人也不会承认有我们这种文化。很不幸的是，这又造成了一种误会，以为ฦ文化即伦理道德，根本就忘了文化应该是多方แ面的成果——这是个很大的错误。不管怎么说，只有这么一种成果，文化显得单薄乏味。打个比方来说，文化好比是蔬菜，伦理道德是胡萝卜。说胡萝卜是蔬菜没错，说蔬菜是胡萝卜就有点不对头——这次文化热正说到这个地步，下一次就要说蔬菜是胡萝卜缨子，让我们彻底没菜吃。所以，我希望别再热了。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
文化之争
罗素先生在《权力论》一书里，提到有一种僧侣的权力，过去掌握在教士们手里。他还说，在西方，知识分子是教士的后裔。另外，罗素又说，中国的儒学也拥有僧侣的权力。这就使人想到เ，中国知识分子是儒士的后裔。教士和儒士拥有的知识来自一些圣书，《圣经》或者《论语》之ใ类。而近代知识分子，即便不是全部，起码也是一部分人，手里并没有圣书。他们令人信服，全凭知识；这种知识本身就可以取信于人。奇怪的是，这后一种知识并不能带来权力。
把儒学和宗教并列，肯定会招来一些反对。儒学没有凭借神的名义，更没有用天堂和地狱来吓唬人。但它也编造了一个神话，就是假如你把它排除在外，任何人都无法统治，天下就会乱ກ作一团，什么เ秩序、伦理、道德都不会有。这个ฐ神话唬住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直到现在还有人相信。罗素า说，对学者的尊敬从来就不是出于真知，而是因为想象中他具有的魔力。我认为，儒学的魔力就是统治神话的魔力。当然，就所论及的内容来说，儒学是一种哲学，但是圣人说的那些话都是些断语，既ຂ没有什么เ证据，也没有什么เ逻辑。假如不把统治的魔力估计在内，很难相信大家会坚信不移。
罗素า所说的“真知”是指科学。这种知识，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只要肯花工夫，就能学会。众所周知，科学不能ม解决一切问题，特别是在价值的领域。因此有人说它浅薄。不过，假如你真的花了些时间去学，就会现，它和儒学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知道，儒士的基本功是要背书，把圣人说过的每一句话都牢牢地记住。我相信，假如孔子或者孟子死而复生，看到后世的儒生总在重复他们说过的只言片语，一定会感到诧异。当然，也不能ม说这些儒生只是些留声机。因为他们在圣人之ใ言前面都加上了前缀“夫子曰”。此种怪诞的情形提示了儒学的精神：让儒士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按我的理解，这种复制是通过背诵来完成的。从另一个方แ面来说，背诵对儒士也是有利可图的。我们知道，有些人用背诵《韦氏大字典》的方式来学习英文。与过去背圣人书可以得到的利益相比，学会英文的利益实在太小。假设你真的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就掌握了统治的魔力，可以学而优则ท仕，当个官老爷；而会背诵字典的人只能去当翻译，拿千字20่元的稿酬。这两种背诵真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我们来看看科学。如果不提它的复杂性，它是一些你知道了就会同意的东西。它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和“天人合一”也不同。这后两句话我知道了很多年，至今还没有同意。更重要的是，科学并不提倡学者成为某种精神的复制ๆ品，也不自称有某种魔力。因为ฦ西方知识分子搞出了这种东西，所以不再受人尊重。假如我们相信罗素先生的说法，西方แ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拆了自己的台。可恨的是，他们不但拆了自己的台，还要来拆中国知识分子的台。更可恨的是，有些中国知识分子也要来拆自己的台——晚生正是其中的一人。
自从近代以来，就有一种关于传统文化的争论。我们知道，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แ式，它有很多方面。而此种争论总是集中ณ在如何对待传统哲学之上，所以叫做“文化之ใ争”多少有点名不副实。在争论之ใ中，总要提到เ中ณ外有别，中国有独特的国情。照我看，争论中ณ有一方总在暗示着传统学术统治的魔力，并且说，在中ณ国这个地方แ，离开了这种魔力是不行的。假如我理解得不错，说中国离开了传统学术独特的魔力就不行，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两个问题。其一是说，作为儒学传统嫡系子孙的那些人离开了这种魔力就不成。其二是说，整个中国的芸芸众生离开了这种魔力就不行。把这两件事伙在一起来说，显然是很不恰当。如果分开来说，第一个ฐ问题就很是明白。儒学的嫡系子孙们丧失了统治的魔力之后，就沦为ฦ雇员，就算当了教授、研究员，地位也不可与祖先相比。对于这种状况，罗素先生有个说明：“知识分子现他们的威信因自己的活动而丧失，就对当代世界ศ感到不满。”他说的是西方的情形。在中国，这句话应该改为ฦ：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现自己的权威แ因为西方知识分子的活动而丧失，所以仇恨西洋学术和外国人。至于第二个问题，却是越说越暧昧难明。我总是在怀疑，有些人心里想着第一个ฐ问题，嘴上说着第二个问题。凭良心说，我很希望自己้怀疑错。
我们知道，优秀的统帅总是选择于己有利ำ的战场来决战。军事家有谋略是件好事，学者有谋略好不好就值得怀疑。赞成传统文化的人现在有一种说法，以为任何民族都要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否则就没有前途。晚生以为ฦ，这种说法有选择战场的嫌疑。在传统这个战场上，儒士比别人有利ำ。不是儒士的人有理由拒绝这种挑战。前不久ื晚生参与了一种论战，在论战中，有些男士以为现在应当回到เ传统，让男主外女主ว内；有些女士则表示反对。很显然，在传统这个战场上，男ç人比女人有利。我虽是男人，却站到了女人一方；因为我讨厌这种阴谋诡计。
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罗素先生曾说，他赞成人人平等。但很遗憾的是，事实远不是这样。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与人有知识的差异。这就提示说，由á知识的差ๆ异可以产生权力。让我们假设世界上的人都很无知，唯有某个人全知全能ม，那么此人就可能ม掌握权力。中国古代的圣贤和现代的科学家相比，寻求知识的热情有过之ใ而无不及。在圣贤中，特别ี要提出朱熹，就我所知，他的求知热情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人。科学家和圣贤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但寻求知识，还寻求知识的证明。不幸的是，证明使知识人人可懂，他们就因此丧失了权力。相比之下，圣贤就要高明很多。因此，他们很快就达到了全知全觉的水平，换言之，达到了“内圣”的境界；只是这些知和觉可靠不可靠却大成问题。我们知道，内圣和外王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假如我们说，圣贤急于内圣，是为ฦ了外王，就犯了无凭据地猜度别人内心世界的错误。好在还有朱熹的话来作为佐证：他也承认，自己格物致知，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
现在，假如我说儒家的道德哲学和伦理学是全然错误的，也没有凭据。我甚至不能说这些东西是令人羞愧的知识。不过，这些知识里的确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为这种知识的追随者，的确用它攫取了僧侣的权力。至于这种知识的明人，我是指孔子、孟子，不包括朱熹，他们是无辜的。因为ฦ他们没有想获得、更没有享受到เ这种权力。倘若今日仍有人试图通过复兴这种知识来获得这种权力，就可以用孟子的话来说他们：“无耻之耻，无耻矣。”当然，有人会说，我要复兴国学，只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振兴民族的自尊心。这就等于说，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并且以天下为己任。我只能ม说，这样赤裸裸地宣扬自己过于直露，不是我的风格；同时感到เ，僧侣的权力又在叩门。僧侣的权力比赤裸裸的暴虐要好得多，这我是承认的。虚伪从来就比暴力好得多。但我又想，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我们有理由盼望好一点的东西。当然，对我这种盼望，又可以反驳说，身为ฦ一个中国人，你也配！——此后我除了向隅而泣，就想不到别的了。
□作者：王小波
沉默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