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王国维又与介绍人邹安经过多次协商后，终于正式进入哈同花园。不过，王国维在经一番斟酌后并采纳了邹้安之计，与学校订立了三条“君子协定”：一、拒绝担任仓圣明智大学教务长；二、不到哈同花园内居住和办公；三、由他全权负责筹办《学术丛编》，学校不得干涉其刊登内容。随后，仓圣明智大学一次性就创办了三份杂志：一是王国维任主编的《学术丛编》，主要刊登经史小学方面的论述；二是邹安主ว编的《艺术丛编》，主要表金石与甲骨文方面的著述；三是况夔笙主编的《仓圣大学杂志》，主要登载罗诗俪穗和姬觉弥等人在教育及宗教方面的主ว张。对于这样一种结果，王国维很高兴地将情况向罗振玉进行了通报，并认为因为ฦ自己回国而停办的《国学丛刊》是“虽停而不停了”。确实，《学术丛编》虽由哈同花园方面出资创น办，但表著述的决定权则由王国维一人掌握，这比在日本时由罗振玉到处筹资支撑《国学丛刊》更为ฦ便利ำ。于是，罗振玉后来撰写的一些著述都是通过《学术丛编》表的，诸如《仓颉篇残简考释》、《唐折冲府考补》、《殷墟书契后编》、《殷墟古器物图录》、《殷文存》、《金泥石屑》、《古器物范图》和《古明器图录》等等。至于王国维的学术著述，据统计在其主笔《学术丛编》四年间，该杂志共出版行24期表著述5๓2种，而王国维一人就有24种著述刊登其上，数量几乎达到一半。由此可见，《学术丛编》成为王国维和罗振玉在几年间表著述的主要阵地，而王国维也成为ฦ《学术丛编》名副其实的“主笔”。当然，也正是因为有了王国维和罗振玉这样的大学者频频“赐稿”，才使《学术丛编》杂志名扬海内外，这让哈同夫妇和姬ภ觉弥等人也赢得了他们极为ฦ看重的隆盛名誉。
既然如此，王国维又与介绍人邹้安经过多次协商后，终于正式进入哈同花园。不过，王国维在经一番斟酌后并采纳了邹安之ใ计，与学校订立了三条“君子协定”：一、拒绝担任仓圣明智大学教务长；二、不到哈同花园内居住和办公；三、由他全权负责筹办《学术丛编》，学校不得干涉其刊登内容。随后，仓圣明智大学一次性就创办了三份杂志：一是王国维任主编的《学术丛编》，主要刊登经史小学方面的论述；二是邹安主编的《艺术丛编》，主要表金石与甲骨文方面的著述；三是况夔笙主编的《仓圣大学杂志》，主要登载罗诗俪穗和姬ภ觉弥等人在教育及宗教方面的主张。对于这样一种结果，王国维很高兴地将情况向罗振玉进行了通报，并认为ฦ因为自己้回国而停办的《国学丛刊》是“虽停而不停了”。确实，《学术丛编》虽由哈同花园方面出资创办，但表著述的决定权则由王国维一人掌握，这比在日本时由罗振玉到处筹资支撑《国学丛刊》更为便利。于是，罗振玉后来撰写的一些著述都是通过《学术丛编》表的，诸如《仓颉篇残简考释》、《唐折冲府考补》、《殷墟书契后编》、《殷墟古器物图录》、《殷文存》、《金泥石屑》、《古器物范图》和《古明器图录》等等。至于王国维的学术著述，据统计在其主笔《学术丛编》四年间，该杂志共出版行24期表著述52种，而王国维一人就有24种著述刊登其上，数量几乎达到一半。由此可见，《学术丛编》成为王国维和罗振玉在几年间表著述的主要阵地，而王国维也成为ฦ《学术丛编》名副其实的“主笔”。当然，也正是因为有了王国维和罗振玉这样的大学者频๗频“赐稿”，才使《学术丛编》杂志名扬海ร内外，这让哈同夫妇和姬觉弥等人也赢得了他们极为看重的隆盛名誉。
在这里，王国维通过考释以往三种对戏剧中角色或错误或偏颇或缺失之说，阐明自己之所以要对“唐宋迄今剧中之脚色”进行考释的原因，并把这次考释作为“他日之研究”的资料准备。确实，王国维在这里不仅考释角色渊源展，而且通过对角色的考释进一步推释中国古典戏剧的展脉络，这为他随后撰写《宋元戏曲考》再一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里，王国维通过考释以往三种对戏剧中角色或错误或偏颇或缺失之ใ说，阐明自己้之所以要对“唐宋迄今剧中ณ之脚๐色”进行考释的原因，并把这次考释作为“他日之ใ研究”的资料准备。确实，王国维在这里不仅考释角色渊源展，而且通过对角色的考释进一步推释中ณ国古典戏剧的展脉络，这为他随后撰写《宋元戏曲考》再一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王国维当初为什么会舍弃京师大学堂之聘而就任地处偏僻的通州ะ师范学堂之职呢？关于王国维的这一选择，大约有三个原因：一是江苏通州ะ师范学堂距离浙江海宁较近，便于王国维照料é家小；二是据担任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助手的赵万里所整理的《王国维年谱》中记述，王国维之所以就任通州师范学堂一职，是因为ฦ罗振玉应两广总督岑春煊邀请在前往广东途中，经过南通时与正在创น办该校的张謇相见而举荐之故；三是王国维感佩状元张謇竟能够放弃虚名并冲破重重阻力自筹资金办学这一“壮举”而应聘。如此，我们在这里就不能不对张謇予以介绍。
那么，王国维当初为什么เ会舍弃京师大学堂之聘而就任地处偏僻的通州ะ师范学堂之职呢？关于王国维的这一选择，大约有三个ฐ原因：一是江苏通州师范学堂距离浙江海宁较近，便于王国维照ั料家小；二是据担任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助手的赵万里所整理的《王国维年谱》中记述，王国维之所以就任通州师范学堂一职，是因为罗振玉应两广总督岑春煊邀请在前往广东途中，经过南通时与正在创办该校的张謇相见而举荐之故；三是王国维感佩状元张謇竟能够放弃虚名并冲破重重阻力自筹资金办学这一“壮举”而应聘。如此，我们在这里就不能不对张謇予以介绍。
说“前四史”与“时文绳墨”不搭界ศ，仅举一例以说明。前四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四部ຖ书，“时文绳墨”自然是前文解说过的“八股文”之类，两者之间很显然不属于同类文体。比如说《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以后始称《史记》，是西汉太史令司马迁费时数年所编撰，也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130่篇，即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该书记载了自黄帝至汉武帝ຓ时期共约三千年的中华历史。该书取材颇富，作者曾广泛查阅并实地调查了大量史料和史事，而且文笔优美生动，结构严谨，被奉为ฦ封建时代历史著作的典范，在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有着极为ฦ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作者所开创的纪传体例，成为历代著作正史者所必须遵循和取法的一种写法。这种文体自然与“八股文”相去甚远，与王国维等年轻人的阅读兴趣则极为ฦ契合。
说“前四史”与“时文绳墨”不搭界，仅举ะ一例以说明。前四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四部书，“时文绳墨”自然是前文解说过的“八股文”之类，两者之间很显然不属于同类文体。比如说《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以后始称《史记》，是西汉太史令司马迁费时数年所编撰，也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13๑0篇，即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该书记载了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共约三千年的中华历史。该书取材颇富，作者曾广泛查阅并实地调查了大量史料é和史事，而且文笔优美生动，结构严谨，被奉为封建时代历史著作的典范，在中ณ国史学和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作者所开创的纪传体例，成为历代著作正史者所必须遵循和取法的一种写法。这种文体自然与“八股文”相去甚远，与王国维等年轻人的阅读兴趣则极为契合。
王国维不是真正的遗老，但他交往的人员中则多是以遗老自居的“铁杆”遗老，诸如沈曾植、升允和罗振玉等。王国维之所以始终与遗老们为ฦ伍，那完全是以学问为ฦ纽带而形成的，因为这些遗老们多是国学根底深厚的学者。不过，客观点说，由于王国维与这些遗老们经常接触且交谊深厚，时间长了他自然会产生一种遗老情结。而促使王国维这种遗老情结更进一步的，或者说将他直接推入到เ遗老行列的，那当属与王国维心意相投且相知很深的“神交”之友罗振玉了。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春末，流寓异域日本近十年的罗振玉，终于回到เ了中ณ国上海。旋即，罗振玉将三女罗孝纯嫁与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之后，便携全家人前往距离京都最近的大都市天津定居。
作为中国北方商贸、金融和经济中心的天津，在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期间曾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角色。重要的是，先有末代皇帝ຓ溥仪和他小朝廷的遗老遗少们迁居其中，后有民国五任总统的命运与天津这座城市休戚相关；独特的是，作为ฦ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租界区，居住在天津的洋人和中国近代名人之多，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比拟的。而这些拥有豪华别ี墅、雇佣诸多仆役、享受着锦衣玉食的前清遗老遗少、金碧眼洋人、豪绅巨贾、下野政客、落拓军阀和投机商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都将天津作为ฦ他们尽情享受、休闲娱乐和“疗伤”的福地。当然，对于前清遗老遗少们来说，他们在天津“疗伤”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重返皇宫紫禁城的想，这其中就有王国维的亲家罗振玉。罗振玉定居天津的时候，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小朝廷还没有被冯玉祥驱逐出宫，这就给那些“供职”在紫禁城里或散布在天津等地的遗老遗少们一种希望，他们中的许多人始终没有放弃复辟的念想。于是，当罗振玉定居天津与升允等“铁杆”遗老们的交往日益密切之后，不仅他自己加入到เ了这个行列之ใ中，而且还借机“提携”了远在上海ร的亲家王国维。
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中国和世界ศ诸多国家一样都是多事之秋，而王国维的家事也不少。诸如，3月30日为亦师亦友的沈曾植祝贺70岁寿诞；诸如，4月份老友罗振玉从日本回国；诸如，5月份长子王潜明与罗振玉之三女罗孝纯结婚；诸如，9月初王国维脚气病作，后至天津治疗时结识了升允；诸如，10่月份长子王潜明考取海ร关职员；诸如，11月份三子王贞明调往江苏镇江下属火车站学习，同月六子王登明出生，同月次子王高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在这诸多家事中，王国维于1้0月分应罗振玉之邀前往天津治疗脚气病，并因此结识满清朝廷高官升允是值得详细记述的一件大事。民国八年公元1919๗年10月12๐日，王国维抵达天津并入住罗振玉于英租界内暂租的寓所内，在这前后罗振玉曾专程前往河北易县拜谒清德宗光绪皇帝的陵寝，由此可见罗振玉应该属于十足的满清遗老。因此，当王国维来到天津治疗脚气病时，罗振玉特意将他向升允作了引见。
出生于咸丰ถ八年公元1้858年的升允，字吉甫，号素庵，又号素存，蒙古镶蓝旗人，这位蒙古贵族不仅曾历任山西按察使、陕西巡ำ抚、闽浙总督和陕甘总督等显职，而且还是一位学养深厚的金石学家。所以，当罗振玉将学术盛名播扬海内外的亲家王国维引荐给升允时，这位有“素帅”美誉的满清贵族对王国维极为欣赏，而王国维也因为罗振玉对升允有“器识果断，当推素公为第一”的评价，同样对他很是敬重。而这位“素帅”升允，民国以前因为是满清朝廷的达官显贵，所以在溥仪退位后始终积极地谋求复辟。早在民国二年公元19๗13年，升允就曾潜往日本谋求外援以图复辟，这使他在整个遗老遗少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而这时，正在日本避风的罗振玉闻知升允也在日本的信息后，遂专门前往升允在京都的“中野别墅”拜望，就此两人一见如故，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辫帅”张勋在北京实施复辟时，这位“素า帅”升允被溥仪委任为大学士，由“素帅”升格为“素相”。再后来，张勋复辟闹剧瞬间破灭，升允随即也潜往天津租界寓居，但复辟之心并不曾泯灭。而今，王国维因为罗振玉的引见结识了这位满怀复辟之心的前满清遗老领ๆ袖，随后他被溥仪小朝廷一纸“谕旨”宣入紫禁城，也就实在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
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4月16日，逊帝溥仪在紫禁城里降下了这样一道“谕旨”：“杨钟羲、景方昶、温肃、王国维，均著在南书房行走。”南书房，位于紫ใ禁城乾清门西南，原是清朝皇帝ຓ读书的地方；行走，作为清朝的一种官阶职称，相当于前朝的文学侍从，其主ว要职责无非就是帮助皇帝处理点文字事务。不过，满清王朝时能ม充任南书房行走一职的，虽然没有一定人数和官阶品秩之规定，但起码也要是进士、翰林出身。而在溥仪这道“谕旨ຈ”中所指定的四位南书房行走中，除了王国维之外其他三位都是进士出身，故当王国维得知自己以一名“诸生”的身份入选其中时，自然备感荣幸和激动。对此，在王国维随后写给友人的一些信件中不难看出，这从《王国维全集·书信》中ณ可得证明，在此不赘。关于这一点，许多人都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出于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和人品的敬重，而有所讳言或根本就不予承认。其实，对于这种心态我们今天在理解的同时，似乎还应该有勇气正视它，否则偏袒之责难以避免。对于王国维欢欣应诏的心理动因，笔者比较认可钱剑平先生的举ะ例和剖析，故引摘如下：
诚然，作为知识分子在中国那个ฐ年代能得到เ皇帝，尽管是被废的皇帝的重视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像胡适这样高举ะ反封建大旗的新人，在电话里听到废帝溥仪要他进宫召见的消息后，也有莫名的情感，赶紧ู坐车前往不敢懈怠。关于胡适进宫一事，笔者曾在拙作《守望紫ใ禁城》中ณ有过细致的描述。胡适在1้922年5月30日应溥仪之请，入宫拜见“皇上”，引起国人的嘲笑；后来19๗24年11月冯玉祥倒戈回师，推翻曹锟，赶走吴佩孚，改组内阁并驱逐废帝溥仪出宫。对此，胡适致信外长王正廷，抗议冯玉祥驱逐废帝；后来胡适又作为“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参加段祺ຘ瑞政府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胡适的这些举动，并非像有的人所讲的是他一只脚๐踏学术文化，一只脚踏政治的投机文人。而应该理解为ฦ是他作为ฦ一个学者，对清朝统治者的一种情结，一种思想文化上的情结。因为那个ฐ年代，人们很容易把溥仪的皇宫看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或者说是封建文化的象征。中ณ国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悠久ื而深远，顽固而不化。一次匆匆忙忙的辛亥革命，显然是不可能“埋葬”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封建文化。其间，更不要说文化作为ฦ人类社会共同的财富，它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继承性。
所以，当王国维被逊帝溥仪“降诏”“著在南书房行走”时，既ຂ表明溥仪对王国维学识的认可与看重，又无疑是浓结了王国维的一种封建文化情结。无论如何，关于王国维欣然就任南书房行走一事，在那个时代实在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人们似乎不应该以今天的标准和眼光予以挑剔。
王国维是何时接到เ溥仪“谕旨”的，手边没有资料é可以确证，但可以得知罗振玉是在溥仪“降诏”的第二天，便急忙写信告诉王国维并催促他尽快北上就职了。在这封信中，罗振玉不仅简单地介绍了杨钟羲、景方昶和温肃等三人的有关情况，还兴奋地写道：“此四君子皆一时之ใ选，比年来第一快事。幸早日北来，以付同志之望，此不仅为公贺者也。月俸亦不薄，足供旅用。”而这时，王国维因为岳母潘太夫人于同年4月1้0日病故，正在家乡海宁办理丧礼事宜，等到他返回上海时竟收到เ了罗振玉多达五六封催促北上的信件。不仅如此，罗振玉似乎比王国维对“行走”南书房一事还要上心，因为ฦ他早ຉ早地就为王国维治好了两方印章，一方是姓为阳文名为阴文之印，另一方则是“文学侍从”之印。在这里，如果将罗振玉如此热衷王国维就任南书房行走一事，与先前他将王国维引荐给升允相联系起来考虑的话，却给人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那就是升允最初为ฦ什么没有举ะ荐罗振玉而是王国维“著在南书房行走”呢？当然，后来罗振玉终于和王国维一样“行走”在南书房，但其间毕竟生了诸多变化。这是后话。
在罗振玉“一日三电å”的催促下，王国维终于在溥仪降下“谕旨”40่天后从上海起程了。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而有趣的事。试想，中国古代不仅有“朝奉诏夕至死矣”的严格“法律规定”，而且王国维在“接诏”之ใ初也曾表现得极为ฦ兴奋和激动，而如今他却为何迟迟不“奉诏”进京呢？如果按照ั王国维回复罗振玉信中ณ的说法是因为有诸多私事要处理的话，那ว面对“谕旨”王国维岂能如罗振玉所说“私意未敢谓然”？而如果不是因为诸多私事羁绊的话，那么王国维又为何一再拖延“奉诏”进京的时间呢？如果这是一部《王国维评传》的话，笔者也许会单独列出一章予以重点解析，而在此只能提出并留下这一悬疑了，因为等待王国维进京的还有诸多烦心事呢。
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5月25๓日，王国维与男仆冯友两人乘坐“新铭”号轮船由水路起程，经过三天海ร上航行后于日到达天津港。王国维到เ达天津后，住在亲家罗振玉于法租界ศ乐嘉里新建的别墅内，随后由罗振玉陪同拜谢了举荐他进入小朝廷南书房的两位“恩人”，这也是罗振玉在此前信中所提醒的。例如，罗振玉在5月1้0่日催促王国维北上进京的信中ณ写道：“此次南斋添人之举，出于素า相及奉新之疏，谓两人所期者甚富。过津时须谒二公，可接洽一切。弟可陪往。”在这里，虽然限于手边资料é还未查知“奉新”是何许人也，但很显然是这位“奉新า”和“素า相”升允两ä人举荐了王国维。于是，王国维在天津拜谒这两位“恩人”之ใ后，于5月3๑1日抵达北京，并暂住在满清小朝廷“内务府总管”金梁的寓所内。四天后，王国维穿戴好从好友蒋汝藻处借来的朝服，进入紫禁城“晋见”逊帝ຓ溥仪，从此开始了他“行走”南书房的短暂岁月。
王国维自民国十二年公元192๐3年6月就任“南书房行走”到民国十三年公元192๐4年11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前后不过一年半的时间，而每六天入值一次南书房后并没有什么事务，真正成为ฦ一名“行走”者而已。不过，王国维在这期间除了学问上事之外，还是有几件事情应该记述的。
一、逊帝溥仪“降旨”为ฦ王国维“定级”“加恩”。民国十二年公元19๗2๐3๑年6月4日，王国维次“晋见”逊帝ຓ溥仪正式就任“南书房行走”后，溥仪又于同年7月1้4日“降旨”王国维“著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据陈瑞云女士在《清帝列传·宣统帝》中ณ记述，当时充任溥仪师傅的俸禄中单是养廉银最少也有60่0两ä之多。而作为ฦ“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这时至少也不该低于400่两，这样的月薪很显然属于待遇非常优厚的高薪阶层。既然经济条件有了极大的改观，王国维不仅于同年9月18๖日将眷属从浙江海ร宁老家接到了北京，租住在位于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的一处宽敞四合院内，而且因为ฦ六天才当值一次而得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用于经常访求家藏珍本善籍奇书的老友新朋上，这不仅使其学识等方面从而有所增益，而且也对他的学术研究方向有所转变，例如此后他注重于金石学和西北历史地理等领域的研究。
这种有点优游味道的日子，我们不知道潜心治学的学人王国维有何感受，但这一点也不妨碍逊帝溥仪对他的“恩宠”。例如，民国十三年公元192๐4年1月7日，溥仪鉴于王国维等工作卓有成效而再降“谕旨”予以褒奖：“杨钟羲、景方昶、王国维等均著在紫禁城内骑马。”关于溥仪赏给紫ใ禁城内骑马的待遇，王国维很是看重，认为这是满清一朝“特之ใ又特”的高规格恩遇，这从他写给罗振玉的信中可以看出：
维于初二日即公元1924年1้月7日与杨钟羲、景方昶同拜朝马之赏。此事在康熙间乃时有之，《竹垞集》中有恩赐禁中骑马诗可证也。然此后内廷虽至二品，亦有不得者，辛亥以后，此恩稍滥。若以承平时制度言之，在杨、景已๐为特恩，若维则特之又特矣。
王国维在这里提到的《竹垞集》，是指满清康熙年间因博学鸿词而被征为翰林院检讨的朱彝尊的著作，其中有一诗就是记述其被“恩赐禁中骑马”一事的。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于明崇祯三年亦满清天命十三年公元1629年出生在浙江秀水今嘉兴，因为擅长于诗词而于康熙ກ十八年公元167๕9年被征入朝，后得恩宠而受赏紫禁城内骑马，其传世著作有《曝书亭集》即《竹垞集》。在朱彝尊的这部著作中，关于记述其被“恩赐禁中骑马”一事之ใ诗如下：
鱼鑰千门启，楼龙一道通。
趋翔人不易，行步马偏工。
鞭拂宫鸦影，衣香苑柳风。
薄游思贱日，足茧万山中。
王国维在这里之所以提起其同乡朱彝尊的这一恩遇，还因为他与这位浙江同乡都是由布衣而得此“恩赐”的，所以实在是“特之又特”了。
二、王国维上“论政学疏ຕ”。关于王国维这篇“论政学疏ຕ”出炉的背景，虽然完全是由于当时逊帝溥仪在洋老师庄士敦的“教唆”下向往西学而一心想出洋留学所作，但其中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剖析，却体现了王国维对当时中国政治、文化和思想状况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堪称是一篇见解深邃而文采飞扬的历史文献，故此全文录下：
奏为敬陈管见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念臣以疏ຕ贱迂拙，蒙皇上知遇，置之ใ侍从之列，糜太官之厚禄，荷前席之殊荣，中夜彷徨，罔知报称。重以时事阽危，灾异又告，正皇上焦思之日，亦臣子效力之时，敬将微臣管见所及有关宗庙大计及圣躬者，不敢缄默，敬为皇上陈之：
臣窃观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ณ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ณ国之ใ政治学术几全为ฦ新า说所统一矣。然国之老成，民之多数，尚笃守旧说，新旧之争更数十年而未有已。国是淆混，无所适从。臣愚以为ฦ：新า旧不足论，论事之是非而已。是非之标准安在？曰在利害。利害之标准安在？曰在其大小。新旧ງ之利害虽未可遽决，然其大概可得言焉。原西说之ใ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工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而中国此十二年中，纪纲扫地，争夺相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臣尝求其故，盖有二焉：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ฦ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ฦ能事，是故挟其奇技淫巧以示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餍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ใ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此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中国立说，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西人之ใ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全者也。试以最浅显者言之，国以民为本，中外一也。先王知民之ใ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ใ；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ๆ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立宪焉，有共和焉。然试问：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少数党魁之ใ意乎？民之ใ不能自治，无中外一也，所异者以党魁代君主，且多一贿赂奔走之弊而已矣。孔子言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古之ใ为政，未有不以均平为务者，然其道不外重农抑末、禁止兼并而已。井田之ใ法，口分之ใ制，皆屡试而不能ม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ว义焉，有共产主义แ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ใ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ๆ？均产之ใ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ใ乎？由前自说，则ท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ท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ๆ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臣不敢谓西人之智大率类此，然此其章章者矣。臣观西人处事，皆欲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ใ灵，及人类所构成之ใ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แ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二也。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而自然科学之应用，又不胜其弊。西人兼并之烈与工资之争，皆由á科学而为之羽翼。其无流弊如史地诸学者，亦犹富人之ใ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แ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ใ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แ，在彼尤为对症之ใ新药。是西人固已๐憬然于彼政学之流弊，而思所以变计矣。皇上潜离未曜，高拱无为，虽在渊默之时，宜端出治之本，国是先定，则ท圣养有功，此于宗社万世之ใ计、人民亿兆之福，所关甚大。此臣所欲言者一也。
方今邦ะ域分崩，人民涂炭，四海之望，属在圣躬。皇上冲龄践阼，以亲贤之ใ调护，师保之教训，其于祖宗之ใ制、圣贤之书，固已熟ງ习而饫闻之矣。聪睿之资闻于海ร内，节俭之德行于宫中ณ，亦既问望焯然矣。顾皇上春秋鼎盛，闲暇多方，欲勤政而无政之可施，虽忧民而无民之可理，焦劳则无益于事，而有损于圣躬；逸豫则不安于心，而亦亏于至德。皇上典学之余，将何以遣此岁月乎？亦曰：游艺而已。臣窃观我朝列ต祖列ต宗，皆博极群书，兼工艺事，宸翰奎章，横被海内。圣祖仁皇帝于历算、律吕、音韵诸学，无不究其精微，以至西域声母、腊丁文字，亦皆贯通，当时钦定诸书，若《数理精蕴》，若《历象考成》，若《律吕正义》，若《音韵阐微》，皆圣祖亲自指授，而修书诸臣若梅瑴成、王兰生辈，实圣祖学养也。高宗纯皇帝ຓ御制ๆ诗集之富，冠绝百王，于内府所藏金石书画、远人所进方物，无不各有吟咏，或加题跋，赏鉴之精，考证之密，度越千古。原祖宗所以若此者，固非以末艺妨万几之政，亦岂与儒生争一日之长？只以朝野清明，海宇无事，欲心有所寄，身有所立，使惰慢之气无自而生，骄矜之萌无由á而作。是故于祖宗之ใ朝，内无声色之ใ好，外无流连之游，小之无高台深池奇丽之观，大之无女子小人煽处之祸ຖ，用能享国长久，政治太平。虽今者皇上蒙难艰贞之时，非列ต朝全盛无事之日，其为闲暇正复相同。臣以为皇上典学之余，亦宜上法二祖，于文学艺术心之ใ所好者，不妨泛览，或有所专习，此于涵泳圣德、颐养圣躬，均有关系。此臣所欲言者二也。
皇上俯临ภ天下十五年矣。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孝定景皇后以不忍生民争战之故，让政权于民国，然宫禁未移，位号如故，此位号宫禁者，亦祖宗之位号宫禁也。乃近日外报论说有谓皇上脱屣大位、自侪平民，为去危就安之一法者。臣愚以为天下之至危无过于此。夫自辛亥以后，皇室无自卫之力久矣，zheng逼aທn岁遘，屡濒于危，然皆危而复安者，则以天命未改、民心未去、祖宗之ใ功德在人、皇上之福禄正无涯量故也。且民国将帅，孰非大清之ใ臣子？其士卒，孰非皇上之ใ编民？臣愚以为，皇上端居禁中，则ท虽有乱人，决无敢称兵向阕者。何则？以下逼上，则为不顺ิ，以众陵寡，则为不祥。列ต邦ะ之耳目具在，万姓之ใ是非未昧，虽病狂失心，岂敢为此！若如报纸之说，则名分不存、防卫又撤，虽匹夫之ใ力足以为难。尔时欲如平民之自由，不可得矣。至报纸之以出洋游历劝皇上者，亦殊类此。夫民国所以不敢侵入宫禁者，以皇上在内也。如皇上朝出国门，则宫禁旦夕不能保，皇上异日将安归乎？且欧洲激党，中国乱民，何地蔑有？而行幸所至，无周庐设卒之ใ防，无出警入跸之制，岂皇上不赀之躬所宜冒此？且游历之ใ事，意在增益见闻，而动止不得自如，与今日处宫中何异？报纸之论，乃均未计及此。皇上受祖宗之付托，虑亿兆之安危，有视民如伤之ใ仁，有沉几先物之智，岂不能洞兹利害、察彼是非？臣之鳃鳃，诚为ฦ过虑，然可使微臣多此一言，不可使圣虑千有一失。此臣所欲言者三也。
臣职在禁近，本欲伺清燕之间有所陈奏，虑言词謇拙，无以达臣区区之意，故敢具摺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不过，王国维这篇体现其赤诚“忠君”之ใ心的“论政学疏”，当时由á于其仅仅是“内廷”五品文学侍从的身份，并没能及时上奏到逊帝溥仪的“御案”前，直到后来升允在秘密呈送溥仪的上奏中提及此上疏ຕ时，才应溥仪之“索ิ观”而得以“御览”，但究竟溥仪对这篇“上疏”是何态度，在文献中则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几乎所有的王国维研究者都认为这篇“论政学疏ຕ”的出炉与罗振玉关系密切，而这也正是由于两人在政治立场上的不同导致他们关系渐渐产生裂ฐ隙的根本原因。
三、王国维与罗振玉这对亲家在思想观点上渐生分歧，为ฦ后来爆的“罗王之裂”之端倪。如果把王国维“行走”南书房当作是罗振玉和升允等人图谋复辟邀宠而刻๑意安排的一颗棋子的话，也许有许多人在心里表示ิ认同但表面上则不愿说得这么เ难听，但这并不妨碍事实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当然更不是王国维自己的过错。由á此，我们不妨替视人格尊严和学术自由为生命的王国维想一想，因为ฦ有这一层关系搀杂其中，导致他们关系最终走向决裂则是必然之事，只是时间迟早而已。在“行走”南书房期间，表露出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产生分歧的，应该是有两件事值得一说。
一是王国维“进呈”《观堂集林》时，罗振玉希望他一并代呈其《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和《殷虚书契考释》等，王国维因为不愿陷入罗振玉与郑孝胥等其他遗老之间的纷争中而婉言推拒。关于《观堂集林》这部被郭沫若誉为“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建筑起来的“一座崔巍的楼阁”式的著作，是王国维自己้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选编的一部ຖ文集。在这部文集中，王国维将其体例分为ฦ“艺林”、“史林”和“缀林”三个部类，收录其自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到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近10年间的主要著述，堪称是王国维学术研究成果中ณ的精华。至于王国维这部文集因何取名为ฦ《观堂集林》，或者说他“观堂”之号的由来，这完全可以从他写给罗振玉的信中ณ找到答案，因为他在请罗振玉为这部ຖ文集题写书名时说：“公如作书时，祈为书‘永观堂’三字小额，以后拟自号‘观堂’。”这就是王国维“观堂”之号的由来。煌煌多达2๐0卷的《观堂集林》，不仅文稿由á王国维亲自精审编选，其编排体例也是极为严谨的，全书印行完全由密韵楼主ว人蒋汝藻出资，时间跨越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春夏至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12๐月近三年之久，由此可见这实在是一项宏大的出版工程。在这部文集前有两篇序言，分别ี由罗振玉和蒋汝藻两人署名，而事实上均是王国维自己้的手笔。以蒋汝藻名义所写的序言中，王国维不仅主要说明了《观堂集林》成书之ใ经过，还提出了后来明确概括为“二重证据法”之治学方法，其言语同样透露出王国维的不自谦：
君书才厚数寸，在近世诸家中著书不为多。然所得之多，未有如君书者也。君所得之多，固由于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学识，则亦无以理董之。盖君于乾ດ嘉诸儒之ใ学术方法无不通，于古书无不贯串，其术甚精，其识甚锐，故能以旧ງ史料é释新史料é，复以新史料é释旧史料，辗转相生，所得乃如是之伙也。
而在以罗振玉名义所写的序言中，王国维既追述了他与罗振玉多年之间的友情，又主ว要概述了他自己的治学历程：
丁巳公元1้91้7年，君撰《殷卜辞中ณ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据家之ใ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ใ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盖君之ใ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ๆ度、文物、学说无不疑ທ，独不肯自疑ທ其立说之根据。呜呼！味君此言，可以知君二十年中学问变化之故矣。君今年四十有七，百里之涂ิ行尚未半。自兹以往，固将揖伏生、申ã公而与之同游，非徒比肩程、吴而已๐。
既然王国维对《观堂集林》如此看重和自赏，所以当他刚ธ到南书房“行走”不久ื，就打算将正在上海装订的这部ຖ文集作为见面礼“进呈”给“皇上”溥仪，并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亲家罗振玉。不料，当罗振玉得知亲家王国维有向溥仪“进呈”这一特别礼物时，他也将自己关于甲骨文方面的著述选出几部ຖ专程邮寄到北京，请王国维帮助找一家好书店用黄绫包装后一并“进呈”。对于罗振玉的这一要求，知晓罗振玉与小朝廷内一些遗老有矛盾的王国维感到很为难，于是为了避免自己卷入其中纷争而告知说“数月以后”再办理此事。对于王国维的这一“托词”，脾气急躁的罗振玉不仅写信表示不必代呈其著述，而且还“请”将其著述让别ี人捎回天津。
二是罗振玉让王国维代奏其“上疏”时，王国维以同样缘由予以婉拒。王国维既然是罗振玉和升允安排进溥仪小朝廷的“棋子”，他们自然希望王国维始终与他们站在同一战壕中，不仅要起到“眼线”作用经常汇报宫廷内部动向，而且还要联手对付与他们“政见”不同的遗老，比如主要对手郑孝胥。出生于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的郑孝胥，字太夷，号苏戡、苏盦、海藏，福建闽侯人，以举人身份长期在满清政府驻日本使馆任职，对日本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这也是他后来千方แ百计“裹胁”溥仪潜逃东北投靠日本政府成立伪“满洲国”的根源。后来，郑孝胥回国担任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和湖南布政使等职务，辛亥革命后与罗振玉等人一样以遗老自居，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7月进入溥仪小朝廷，并以其夸夸其谈的口才和着力整顿“内务府”而大获溥仪“恩宠”。郑孝胥以“新进”而成为ฦ紫禁城内的红人，这使遗老资格很深的升允和罗振玉极为不满，遂准备设法向溥仪对他进行“弹劾”。于是，一次当王国维前往天津看望亲家罗振玉时，升允与罗振玉便和王国维谈起希望他们三人联名“弹劾”郑孝胥的计划。而当王国维回到北京后，他却从溥仪的岳父荣源口中得知其关于升允与罗振玉“结党营私”的不良议论，于是王国维便劝阻罗振玉和升允联名“上奏”，而建议改“上奏”为信函的方式。不过，王国维这一本是为亲家着想的建议，却引起罗振玉的强烈不满，遂写信表示ิ他不会放弃“弹劾”郑孝胥的“上奏”计划，但也不会强迫王国维参与联名。很显然，罗振玉信中所说即表示他们与郑孝胥之间虽是不可调和的斗ç争，但不会连累你这位“南书房行走”王国维的。由此可见，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也就此已๐经产生了难以调和的裂隙。
四、跟随“铁杆”遗老“护驾”溥仪出宫。民国十三年公元19๗24๒年10月23日，直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北京宣布脱离北洋政府，转身投向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革命党，并动了著名的“北京zheng逼an”。随后，冯玉祥将矛头直指逊帝溥仪“盘踞”的皇宫紫ใ禁城，派遣京师卫戍部队司令鹿钟麟和警察总监张璧两人具体执行割除民国政府“肿瘤”——溥仪小朝廷的任务。同年11月5日，鹿钟็麟和张璧两人带领ๆ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紫ใ禁城，宣布新า的“清室优待条件”，其中除了永远废除其皇帝尊号外，还告知溥仪人等在限定时间内迅撤出紫ใ禁城。面对这种“从未有过之奇变”，溥仪人等惊慌失措，不得不在士兵的监督下乘坐当局的五辆汽车撤出紫禁城，当时王国维等人也夹杂车驾之中。关于王国维扈从溥仪出宫时的情景，他在后来写给日本友人狩野直喜的信中这样记述道：
皇室奇变，辱赐慰问，不胜感激。一月以来，日在惊涛骇浪间，十月九日即公历1้1月5日之变，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比至潜邸่，守以兵卒。近段即段祺瑞、张即张作霖入都，始行撤去，而革命大憝指孙中山行且入都，冯氏军队尚居禁御，之ใ祸，旦夕不测。幸车驾已于前日指11月29๗日安抵贵国公使馆，蒙芳泽公使特遇殊等，保卫周密，臣工忧危，始得喘息。
溥仪等人潜往日本驻华使馆之后，王国维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๗24年1้2月3日在该使馆内再次“上疏”溥仪说：
窃自“狂贼”指冯玉祥军队犯顺，乘舆劫迁，狼子野心，旦夕不测。……今幸上天垂佑，皇上得安抵日使馆。日使处以正寝，礼绝国宾，非徒以皇上往日之余尊，亦视为中国将来之共主，凡在臣僚，孰不庆幸？……臣伏愿皇上入境问俗，入国问禁，起居言笑慎之ใ又慎。至驻跸之期，尚需时日，环堵之室，颇苦回旋。皇上每日须读书一二小时以颐养心神，运动三四刻以操练身体。又仆御之ใ数，惟在足供使令；引对之ใ臣，亦须ี选择贤否。凡诸举措，皆系观瞻，务令外人知帝王之自有真，天人之有攸属，则天下幸甚！前日车驾抵日馆后，陈宝琛对臣等诵《檀弓》之言曰：“亡国恒予斯，得国恒予斯ั。”味此十字，实为名言，愿皇上一日三复之ใ。又皇上出潜邸时，未及携带书籍，臣谨呈《后汉书》及唐陆贽《奏议》各一部ຖ，用备御览。
关于王国维的这一“上疏”，我们至今也不太清楚溥仪是如何“御批”的。不过，此后不久当溥仪等人潜往天津谋求复辟时，王国维则抽身而出结束了他的“行走”南书房之职，应清华学校之聘入住清华园，从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稳定舒适的短暂生涯。
第二十四章
清华岁月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๐5年2月，王国维正式接受清华学校之聘，担任该校正在筹建的国学研究所导师。两个ฐ月后，王国维携全家又从城内迁居西郊清华园，就此开始了他短暂的清华岁月。
关于王国维如何应聘清华学校一事，至今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遵照逊帝溥仪“谕旨”应聘，二是胡适鼎力举荐促成，三是因吴宓恭请而就任，四是综合以上三说。关于王国维是奉溥仪之“诏”应聘清华一说，袁英光和刘ถ寅生两先生在《王国维年谱长编》中说：“胡适之ใ前去敦请王国维时，先生婉谢之。胡适之乃去托溥仪请其代为劝驾，溥仪便命师傅们代写了一道诏书，王国维不好再谢绝，就答应了，所以先生到เ清华任教是奉诏去的。”这一说法，似乎ๆ是节录蓝文徵先生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始末》中的一段内容：
曹校长即曹云祥请胡氏即胡适主持研究院一切，胡氏辞以学问名望皆不足以领导群伦，乃推荐数位海内大师——梁任公、陈援庵、罗叔言、王静安四人也有说是梁启、王国维和章太炎三人的，曹校长皆同意，并敦请胡先生代为礼聘，胡先生往请静安先生，先生婉谢之ใ。胡先生大感失望，乃去托溥仪请其代为劝驾，溥仪答应了，胡先生请他写封信给静安，溥仪在天津关起门来做皇帝，便命师傅们代写了一道诏书，静安先生至是不好再谢绝，就答应，所以静安先生到เ清华任教是奉诏去的。
关于这一说法，世人虽然因为没有得见确凿史料而多不采信，但并不否认胡适在其中所起到เ的重要作用，这就引出了关于王国维应聘清华学校的第二种说法。
民国十三年公元19๗24๒年秋天，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亲自前往地安门内织染局10่号王国维的寓所聘请，被王国维婉言谢绝，于是曹云祥便找到他留学美国时的同学胡适帮忙。这时，胡适因为ฦ与王国维同对《水经注》有研究等学术原因已๐经结为好友，再兼其曾经历过北京大学当初聘请王国维及日前决裂之经验和教训，他没有贸然亲自登门邀请，而是明智地先致信王国维予以说明：“清华学校曹君即曹云祥已将聘约送来，今特转呈，以供参考。约中所谓‘授课拾时’，系指谈话式的研究，不必是讲演考试式的上课。”对于胡适的出面邀请，王国维没有像对待曹云祥那样婉言谢绝，但他表示需要“一星期考虑”的时间。既然王国维没有拒绝并表示可以“考虑”，行事精细的胡适随后又致信王国维，再次表明如果应聘清华学校的话，他在时间和行动上都是独立而自由的，且信中ณ话语处处体现出其对王国维以学术研究为生命理念的理解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