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上，侠义แ情操已被酱成了“管闲事”，对之没有一丝敬意，更没有一丝爱意，而只有讥嘲和忌猜。或尊之为“傻子”，或尊之为“好事之徒”，成为ฦ千古以来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来最大的殷鉴。年轻人血气方刚，可能考虑不到这些，即令考虑到เ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柏杨先生早ຉ已老奸巨เ猾，我岂能惹这种无聊的麻烦？这正是我老人家聪明之处，世人不可不知。盖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聪明过度，中国社会正是由á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这不能ม怪谁，同情心一丰ถ富，就聪明不起来。中国人同情心的贫乏，使狄仁华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团沸腾的灵性被酱成一条麻木的酱缸蛆，要它活泼起来，恐怕非一时之ใ工所可收效。第一是保护自己้
在中ณ国社会上，侠义แ情操已被酱成了“管闲事”，对之没有一丝敬意，更没有一丝爱意，而只有讥嘲和忌猜。或尊之为“傻子”，或尊之为ฦ“好事之徒”，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来最大的殷鉴。年轻人血气方แ刚，可能考虑不到这些，即令考虑到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柏杨先生早已老奸巨เ猾，我岂能ม惹这种无聊的麻烦？这正是我老人家聪明之ใ处，世人不可不知。盖中ณ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聪明过度，中国社会正是由á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这不能怪谁，同情心一丰富，就聪明不起来。中国人同情心的贫乏，使狄仁华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团沸腾的灵性被酱成一条麻木的酱缸蛆，要它活泼起来，恐怕非一时之工ื所可收效。第一是保护自己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ว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ฐ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ม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ฦ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ณ国到今天这个ฐ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以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ฦ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ฐ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á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致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ว，我们也有民主ว，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要想改变我们中ณ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民主ว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自由、权利ำ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ฑ，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ใ下，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买下，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ณ颠倒了，主ว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ฐ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能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中国人与酱缸1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么เ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ม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这个ฐ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ฐ思想家！所以认识字的人，都在那ว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致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ณ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ว，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你有斑á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要想改变我们中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ฦ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เ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买下，假画ฑ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ฑ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ฐ人请来了一个ฐ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能ม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中ณ国人与酱缸1
司神父对中国古籍了解之深，令我惊讶。“纪元前五世纪苏格拉底时代，希腊ຘ人自称是‘理乐่之邦ะ’，”司神父用笔写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于“礼”字，“他们非常重视音乐，认为音乐是理的完美表现，理如果脱离音乐，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腊人的人生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kalosk'agathos，前面一个ฐ字kalos，是‘美’，后面一个字agaທthos，是‘善’，中间一个ฐk'是kai的简写，是‘和’的意思。希腊人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达到เkalosk'ูagathos，美与善合一。善，存在于理中，美，表现在音乐里，所以，希腊人自称‘理乐่之邦’，和中国人自称‘礼义之ใ邦’，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我静静地听着。“不过，”司神父说，“中ณ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ท受到压抑，不能伸张。且音乐่的艺术功能，在整个中国文化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视，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也展得很迟。直到十三世纪元朝，蒙古的统治者，还不懂向中ณ国民间艺术伸出政治高压的巨掌，中国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中ณ国人的礼，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话像一记春雷。“另外和音乐相关的诗歌，中国也和希腊诗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说，“中国人没有史诗epicນ，没有像荷马那样壮阔的史诗。中ณ国人的诗，常常只写一己、一时、一地的感受。诗意image虽美，但只注重个人，不着重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描写。即使写，也只是用来烘托个ฐ人的感受，更不要说对整个民族观照的史诗。还有一点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汉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诗。”“这个原因是什么？”我问。“我还不是很清楚地知道，只是现这个现象。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中国人为ฦ什么เ轻视这些？”听到司神父的问题，然而，我的思维却仍环绕在他前面讲的“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那句话上久久不去。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装潢十分高雅考究，取个ฐ洋名叫royal，中译作“老爷”的餐厅，三楼ä的明宫厅供应中ณ国菜。我们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会儿，终于等到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定后，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摊酱油污渍的白桌布上，加铺一小块橘红方แ巾，立刻摆上我们的碗筷。她的动作，娴ຒ熟而自然。司神父等女侍走开后，指着露出酱油污渍的白桌布，说：“你看，这就是面子！加上一块小红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么，肮不肮脏ู，就不需要计较了。”平时，常听到有人说：“这是太不给面子了……”“不给面子，就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嘛！”“赏脸的话，请……”“这样做，真是够有面子……”这类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岂不比比皆是！在这一张张“面子”之下，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忽略๓了“里子”？我们的生活中，类似“老爷餐厅”高贵的金碧辉煌之下，掩盖着多少酱油污渍，又有多少人注意到เ？神游到这里，才想起我无法回答司神父的问话，于是我问：“你是语言学家，从语言上，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么不同？”“中国人的语言，和其他国家的语言，并没有不同，”司神父简洁地说，“中国人常常喜欢自负地说，中国语言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态度和世界ศ上许多国家的人的态度一样，其实，这是肤浅、幼稚的说法。”“中国语言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我说，“名词没有单数、多数之分，不是和西方语言不同吗？”“那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并不是语言系统、思考逻辑上的不同。例如：中国人用‘过’、‘了’表示时态，用‘两个’、‘三个’表示数量，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时态或数量观念。中国人可以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得非常精确。问题关键在，中国人想不想表达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达清楚，他就可以表达得很模糊。”“请进一步说明，好吗？”我请求。“中国语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词，英文却绝对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讲不清楚，也可以用语言使别ี人误会，”司神父说，“中ณ国人在语言上，并不特殊，我认为真正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学，那里面有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现在研究自己文学的中国人，偏偏拿中国的文学来和西方文学并论，用西方人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做‘比较文学’，用这个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是行不通的。”“你的意思是说，语言只是传达观念的工具，观念差ๆ异，言语就有差ๆ异，是吗？”我问。司神父同意地点点头。“你认为是什么样的观念，影响中ณ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接着问。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的主题，说：“我认为ฦ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ณ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ณ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ร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ณ做工的。西方แ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ษ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展。”你这样回答吗？3
我承认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特征。“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ฦ分家，严重地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他说：“其实，以上这个见解，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李济先生当年在河南安阳，亲自参与挖掘古物出土，结果被人误当做干活的粗人的经验，使他说了上面一段话。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带，做民俗、歌谣、语言的研究工ื作时，由á一位乞丐带着他深入民间，到处寻访。他曾经用一个制钱换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围绕在他四周的中国孩子，交换俚语。而当地的人，对他这种行径，视作怪诞，甚至把他当做一个疯子。所以，司神父觉得中国人的学问，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架空。“另外，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司神父继续他的话，“中ณ国的法律，从很早ຉ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เ样的刑é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é案，得受什么เ处罚。这二者相辅相成，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所以，人民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反观中国，在西化之前，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念，甚至连一己的性命，都认为是君王所赐，更遑论其他。传统中ณ国社会中，权势假道德之名行使统治，领导阶层称为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从权威，完全没有现代法治的观念，这是基本上很大的错误。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下，中国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规则ท。所以，对法律只有产生畏惧、逃避，甚至枉法、违法，基本上是因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缘故。”司神父下了一句断ษ语：“在现代化的社会中ณ，孔子那个时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论，完全没有立足余地。”停了一会，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继续说：“一个国家在上述那种单轨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两代就能改变，因为人民一下子还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民，这实在是历史文化累็积的结果。譬如，今天的中ณ国人仍然对民主毫无概念。”“我们已๐有选举和立法机构。”我说。“民主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须ี知道怎么เ样做一个国民。受了苦要知道怎么เ样去奋斗、争取，不是只坐着等政府来改善。我最常听到中国人民对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没有办法！’对空气污染如此，对交通紊乱也如此，一切都‘没有办法’！”司神父感慨地说：“归根究底是，中国人民并不真的想改善！”“请你再说说，”我说，“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难，专制、腐败、战争、贫穷、外侮、内乱，层出不穷，是不是这些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且，世界上别的国家受难之后，很快能ม复兴，为什么中ณ国不能？”司神父思如泉涌ไ，情感澎湃，表现出他对中国观察之ใ深，对中ณ国人寄望之殷。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口气提出了下面几个看法。他认为中国复兴得慢，起码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人只有家的观念，没有国的观念，中ณ国人的美德、忠诚、爱心、保护力，都以家为ฦ目标，一切努力，到เ此为止。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心目中，国家是一部收税的机器，也是一部剥削人民的机器。因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么เ过活，他本身是这部机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这部机器的被剥削者，他没有办法抗拒剥ຓ削，变成一种恶性循环viciouscircນle。”“你会不会太悲观了一点？”我问：“你不觉得我们在进步？”“也许是有点悲观，但大致上说来，我觉得中国进步得太慢。至少，中ณ国人对国家的观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变，”司神父心情沉重，说，“中国有些在上层领导的人物，本身是个好人，可是，他们就是不懂别人是怎么活的。这种上下层人物不能ม沟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从贫穷出身，但，一旦当权之后，不但不再设身处地，站在原来自己那ว个阶层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认为穷人是懒惰、活该。”司神父引用自身一个例证，说明中国人很怕面对自己的弱点。他从书架上拿出一叠资料，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诗人杨君的诗，拿给我看。“我知道他，杨君是他写诗的笔名，他姓王，曾经在台大……”我的话未完。“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写给我的诗：《献给一位比利时汉学家》。因为，他当时需要一份教职，要我介绍他到华盛顿大学任教，本来他对我很尊敬，也很感激。但，有一回，他在课堂上讲授诗歌，他的学生对他的讲法有疑问，转来请教我，而我的讲法和他有所抵触，从此，他就不再理我了。这次在我来台湾之前，曾写信给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诗人杨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么，使我觉得他以前的献诗是一种伪造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说，一面摩挲着杨君写给他的诗，我接过来，看到เ诗句中说———你这样回答吗？4
你看到每棵树都在长大繁荣枯萎而且互相支持着护卫着我感觉得到เ，这位曾经受过司神父推荐的中ณ国诗人杨君，已๐经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司神父忽然振作地说：“我们再来谈国家问题吧。”“第二，中国文明展到清初，达到了极点，自以为四海之ใ内，惟我独尊，闭锁的心态使中国对外来的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去接受，老大与僵固，封锁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能力。第三，中国人被船坚炮利ำ的事实说服，现必须向西方吸收科技时，中国在内政上矛盾与冲突百出，在派人到เ西方แ学习科技的主张上，也缺乏็一套统一的政策。和日本相比较，日本可就有计划ฐ得多。他们一旦认定这是生存之道，马上选派最好的人才，到เ西方แ去深造。”“我亲眼看到เ那时被派到比利时的中ณ国留学生，”司神父说，“有些资质不好，通不过考试，被学校淘汰，却从此居留下来，中国政府没有想办法更换。日本则不然，日本在选派人才时，十分严格甄选，一旦在外成绩不佳，马上另派人来替换，而且，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建设。中国的留学教育，就缺乏这样一套有效的办法。”“第四，中国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强悍，中ณ国人一切听天由á命惯了，以色列ต人则还击力fightbaທcນk很强，遇到เ苦难，他们会挣扎，要对方付出代价。中ณ国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话，一笔勾销。第五，中国人不知道法治为何物，德国人则向来惟法是从，对纪律之重视，举ะ世无匹。所以，希特勒只是因缘际会，在优秀的日耳曼人身上，建立自己的功勋，并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ม耐，而是人民训练有素。正因此，二次战败后的德国，很快就找到自己้复兴的轨道。中国人的‘没有办法’，与德国人的‘守法’，正好相反。从以上五点来看，中国人之所以复兴得慢，实在是有以致之。”司神父结束了纵横的议论，久久ื无语。“你知道吗？”在沉默了一阵之ใ后，司神父说，“我是一九三七年到เ中国来的。在我来中国之前，很早就对中ณ国好感与好奇。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读到利玛窦到เ中国的故事，种下了我日后到中ณ国的种子。另外有件事，使我对中国人困惑不解，更促成了我亲自到中ณ国来的动机。”司神父曾经读到一篇报道《赛珍珠pearlsydenstrickerBuck在纽约》，应中国留แ学生邀宴的文章。赛珍珠在筵席间当场宣布，她准备把中国古典《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学时，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顿时提出异议，这些留学生认为把中国下层社会的黑暗面，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吃人肉等残酷的暴行，介绍到外国去，无疑是一件丢中国人脸的事，他们希望赛珍珠翻译一本描写中国人纯洁无邪ิ的书。司神父对这些留学生的意见，感到异常震惊，他说：“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持这样的看法，认为《水浒传》是中国人的耻辱，难道不知道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情欲，都有人性的黑暗面？有谁会因莎士比亚写邪恶的人物、阴荡的女子，就会轻视英国的文化？因此，这些中国留แ学生给我的印象是，他们自欺得厉害。这种‘自欺’色lf-ๅdelusion，实在是中国人的好面子，喜欢蒙骗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有没有优点？”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当然有，”司神父先举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国人相处，开始时他们很多疑，但一处久ื了之后，他们对人非常忠心。”“什么叫‘忠心’？”我问。“譬如，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帮助你，为你服务，保护你。中国人当他们一旦ຆ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时———虽然，那ว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愿意无条件为你做许多事，且不求回报。其次，中国人很富于外交能ม力。中国人天生就富口才，个ฐ个是外交家。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他都有令人难以拒绝的本领，使你为了说一个‘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那算是优点吗？”我问。“起码，那是一种性格的特质quality，”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是巨大无比的。”看过中国农村贫苦生活的面目，体验过中国人近代纷乱迭起的变迁，司神父说，“我没有看过比中国更能吃苦的民族。”“另外一点，”司神父继续说，“中ณ国人对知识学问充满了崇仰，学习被看做很重要的事。”“柏杨说，中国人喜欢上学，却不喜欢读书，”我提出质疑，“你以为ฦ如何？”“中国人的确喜欢上学，对学习甚至崇敬般感动，但，他们的动机我还不清楚。”在语言学和甲骨文中ณ钻研数十年，跻身于中国学术界最高阶层──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说，“在中国，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和中ณ下阶层的中国人相处，偶然才和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打交道。我现上流人士中，有许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项不变的事实是，这些上流人士对中国传统社会体制ๆ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目前仍持续保持。虽然，他们有时慈悲为怀，但，身为ฦ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这种不公应负责任，应采取变革，竟毫无概念。从头到尾，他们一贯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变。”你这样回答吗？5
我想起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正是这样一个典型。“保持既有，不求改变，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见我坠入沉思，继续高昂地说，“中下阶层的小市民当然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中，并不是完全清白无辜，但，他们那ว种对苦难的承担，和无休无止做苦力的精神，与生俱来的谦卑和殷勤，实在是令我心折，尽管他们语言粗鲁，但，在我的面前，他们从不失敏感和纤细。”从客观立场来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司神父，在他表了那么เ丰富的言论之ใ后，我想听听他再谈谈儒家。“你对儒家是全盘否定？”我问。“应该这么เ说，”司神父又补充说，“对儒家负面影响的看法，我曾经遭受过很强烈的反对。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但，总括来说，后来的儒家学派，对中国社会是一点助益也没有。虽然，在早期儒家著述中ณ，‘对有革命权利’的思想，偶然也曾灵光一闪，但，却后继无人，即使有，也不曾生过影响力！”“我提出了中国人那ว么เ多的缺点，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会因此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忧虑，他认为ฦ一个外国人要批评中国人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忠言毕竟逆耳，“不过，我这些‘丑话’，一点也没有‘丑化’中国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东西时，我会开玩笑地向旁边的人说：‘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来帮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觉得我的话惊世骇俗，把我当做一个行为ฦ不检的神父来看待，你说糟不糟！”“我听得懂ฦ你的话，”我告诉司神父，我说，“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为，我也常常找不到เ东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适时出现”的柏杨1
朱洪海中ณ国大陆的八十年代，往往又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生并贯穿于这个年代的一系列变革，让人们震惊、兴奋和渴望，在今天，八十年代常常和怀旧ງ联系在一起。一九七七年开始，大陆恢复了高考制度，直到八十年代结束，大约有六百万的青年学生先后走进校园，他们当中，年龄小的刚刚ธ成年，也有三十几岁的大龄学生。他们一般出生于五六十年代，当他们与八十年代狭路相逢时，正是他们人生意识的成长时期，因而一方面他们续传了“五四”精神的薪火，同时更有“文革”的沉痛反思。所以，他们思考的深度远他们的师长，又远非后来人可比。这一代人，本文所称“八十年代人”这个概念并非时下流行的“八十年代生人”。之所以选择“八十年代人”来研究柏杨的意义，是因为ฦ八十年代“五四”精神在对传统的大反思中表现出了一定的缺失，它依旧停留在“科学”与“民主”的认定上，没有在现实生存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视，更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แ案。恰恰是柏杨先生鲜明的现实批判，为ฦ“八十年代人”的人文启蒙，给予了完整的、重要的弥补。一、适时出现的柏杨几乎所有能ม够持续生长的事物，都必须有着它的缘分。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现好望角早了若干年，但是他没有缘分，于是中国错过了可以依托海洋让世界认识中国的机会。后来的乾ດ嘉盛世，不过是历史中国最后的繁荣，《南京条约》于是成为必然。大陆的“文革”年代，以地下方式极为流行一部手抄本《归来》即《第二次握手》，可惜张扬也是没有缘分。他的“错误”在于这部创作得太早，所以在当时他只好成为“fangeming”，坐牢四年，几乎被枪决。但是后来的张扬依旧ງ没有缘分。若干年后，这本的总印量达到了四百三十万册，然而张扬拿到的全部ຖ稿费只有两千五百元人民币。在大陆的八十年代初期，还没有后来比较完善的稿费制度，张扬的缘分可谓糟糕至极。缘分有时看起来只是和某一个人有关，但就是这个人往往是在意味着一个时代。柏杨来到大陆的时候，恰好也刚刚是他应该来，也正是大陆需要他来的时候。有关中国大陆八十年代的研究，近几年开始陆续有了一些总结性的文章，内容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但是，显然这些文章基本就停留在了总结性的基础上，我们好像还不清楚曾经走过的这个ฐ年代，对于我们的未来有多么重要。八十年代，我们没有给予它应有的位置。八十年代是我们出的地方แ，今天的中国，那些能够让我们振奋的，几乎都是从那里开始起飞的；我们出的原动力，归根结底是来自八十年代的文化酝酿。这就是八十年代对于我们的意义：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在八十年代产生这种文化酝酿，来自于众所周知的文化反思，从一诗、一篇、一部电影开始，从反思文学开始，反思的波澜汇集成河最终波及到思想界。内部的异化也为外来的声音了良好的土壤，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各种学说、流派与思想喧嚣而来，八十年代的思想界ศ，犹如一个开放的花园热闹非凡。在这熙攘的人群中，应该有四个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尼采和萨特在八十年代初来到中国的时候，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几乎ๆ达到了震撼的程度；紧随其后的是弗洛伊德，“八十年代人”不能忘记他，是因为ฦ他第一次给予了中国人完整的性观念。第四个到来的是柏杨。“酱缸文化”来到大陆的时候，是八十年代中期，正是大陆思想界ศ的破冰之旅如火如荼的时期。一九八四年的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表了他著名的演讲，其轰动效应之烈以致立即波及到大陆。“酱缸文化”的基本精神“国民性批判ศ”刚好呼应了大陆正推向gao潮的文化反思运动，于是，整个八十年代的近六百万学子，即“八十年代人”几乎没有人没有议论过柏杨和《丑陋的中国人》，导致的直接反应就是柏杨热！在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阶层，柏杨是若干核心词汇当中ณ的一个ฐ。爱荷华演讲的第二年，《丑陋的中国人》就被大陆出版社介绍给了大陆读者，有人估计，当时的行量高达几百万册，柏杨先生震撼性的声音，让学子们争相阅读。当时富有影响力的文化核心媒体，几乎都重点推出过有关柏杨的讨论。迄今为止，柏杨先生两千万字的文学、史学著作多数都在大陆出版过，有的甚至由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但是柏杨带给大陆的核心影响则ท是“酱缸文化”。“酱缸文化”的到เ来加了破冰之旅๓的进程。从文化界开始的反思在整个社会引了全面碰撞，人们都感受到社会在生变化，但是变化又步履维艰，明显的特征是进两步退一步，新时期的改革萌芽在严重的争议中艰难生长。八十年代前期的反思显然不够彻底，因为反思的出点都是站在了传统的基础上。对于传统，中国人是抱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的，但是问题在于何谓精华？怎么知道不会由á于眼神不好、大脑迟钝，紧抱不放的精华实际却是糟粕？并且由á于时间的转换、地点的不同，糟粕与精华之ใ间也会互相转换的。“适时出现”的柏杨2๐
这时的“八十年代人”的局限是，他们还没有能力认知这一点。于是，当“酱缸文化”带着“国民性批判”到来的时候，连一向激进的青年学子们都惊异得变了脸，柏杨先生把传统给连根拔了。争议之大不必细说，即使在大陆以外的华人圈，柏杨两个字也可以成为一场争论的开端。在大陆校园的学生宿舍里，几乎每个房间都为ฦ柏杨召开过专门的“卧谈会”。大陆的文化界在八十年代的后半期开始思考的是：我们的传统是什么？八十年代，从打碎传统文化开始，也打碎了人们心中ณ的价值体系，柏杨先生在这个打碎的过程当中，是助了一臂之力的。之ใ所以说，柏杨的到来是“适时出现”，就是因为他参与并加了这个打碎的进程。而假如柏杨迟到的话，相信对于彼此，那ว样的错过，是无法用“遗憾ย”这个词汇可以表达的。旧ງ的东西被打碎了，新的文化、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蓦然处于浮游状态，面对着骤然开阔的世界，进入到九十年代的“八十年代人”，开始为自己้的反思付出代价，不知向何处去。二、八十年代，“五四”精神的重拾与延续还是要强调这句话，迄今为止对于八十年代的认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十年，对于现在及未来的中国有多么的重要。这个十年，对于中ณ国人来说，高度浓缩着心灵的痛苦与挣扎，既是空前，可能也是绝后的，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从没有面对过如此猛烈的撕裂ฐ与阵痛。将柏杨先生纳入到八十年代来研究柏杨的意义，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必需的，离开了这个年代，在中国大陆，柏杨将不再是柏杨。因为ฦ八十年代的本质，是“五四”精神的秉承和延续。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们注意的就是，“五四”精神所提出的任务，不仅八十年代没有能够完成，其实我们至今也仍未完成；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将要肩负这个沉重的使命，而且看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延续。这个延续实际上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末开始，曾经被长时间地中断ษ过，能够重拾“五四精神”，就是在这个八十年代，并且一度达到过gao潮。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学术命题，若干年来，却被学术界如此长久地忽略着。与“五四”时代相比，八十年代与其共同之处，就是逐步开始秉承其科学与民主的基本精神；其不同之处就是八十年代没有能够出现鲁迅那ว样的领ๆ袖级人物，仅仅出现了号角式的人物，柏杨就是其中之ใ一。但是，柏杨却是整个八十年代惟一能够与“五四”时代的鲁迅遥遥相对的人物。与鲁迅相比，继其“染缸文化”之后，柏杨提出了“酱缸文化”；鲁迅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柏杨的观点更直截了当：丑陋的中ณ国人！不同的时代，两位人文大师，思考的是同一个问题：中国人，你怎么了？“八十年代人”在接受鲁迅的思想时是毫无障碍的，他们认为ฦ鲁迅笔下的中国人是和他们毫无关系的，那是旧的中国人。刚刚从“文革”荒漠中走过来的他们没有能力在更深程度上理解鲁迅作品的文化内涵。但是柏杨的到来，在“八十年代人”当中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柏杨的指责，不仅直接指向了当代国人，显然也指向了他们。如此犀利、直接、全面、一语道破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柏杨是第一人。“八十年代人”这时的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不等，普遍接受着三到เ四年的高等教育。进入大学在当时是年轻人惟一的光明之路，因而他们当中集中ณ了当时最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全部是从文化的荒漠中走来，对文化的渴望，表现得如饥似渴。他们喜欢一切新的东西，而且很容易接纳。在社会大环境全面反思的影响下，他们一反过去的盲从，逐步开始进行独立的思考，他们会全面地接纳尼采，而后又分析地看尼采。这样的几年大学教育之后，他们开始迥异于上一代人，同时又大大不同于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同代人。准确地说，高等教育给予他们的不仅仅是一门学科的技能ม，或者说他们主要不是来学习技能，他们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素养，这不是可以从书本上得到เ的，而是校园文化所赋予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很容易地，把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一群年轻人当中分离出来的原因。柏杨到来的时候，他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刚刚离开校园，但是依旧ງ保持着校园时代的敏锐和渴望！柏杨的到来确实让他们振聋聩，他们所曾经津津乐道的，他们所曾经引以为荣的，他们所曾经坚定不移的，在柏杨这里，仅仅因为一本薄书，一切就都动摇了。《丑陋的中国人》的确在这个重拾“五四”精神的重要年代里加了一把干柴。“八十年代人”在学习近代史时无不哀伤愤懑，他们也会思考近代中国人遭遇耻辱的原因，然而主ว流观点将之归结为清政府腐败这一表层结论，挡住了他们继续思考的去路。以他们当时的认知能ม力，他们可以把民族衰败和船不坚炮不利相联系，可以和一个政府的无能相联系，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难以置信：一个ฐ民族的文化水准也会和这个ฐ民族的兴衰有关系。“适时出现”的柏杨3
同样，他们也很难体会到鲁迅的“染缸文化”所指，比如鲁迅说日本人在砍中国人的人头的时候，周围的中国看客却在笑着看热闹。“八十年代人”在思考“染缸文化”的时候，他们也在笑，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染缸和自己有什么关系，那是别人的事。不知不觉间，他们也成了那些看客。但是，“酱缸文化”却让他们笑不出来了，柏杨一针ฤ见血地指出了他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比如，错误与指责都是送给别人的，自己永远是对的，很干脆地告诉他们，中国人的丑陋，就存在于他们身上。这一次，他们笑不出来了。柏杨给了年轻一代新的思考角度，他们开始比较彻底地思考着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文化。就这样，在他们最重要的成长年代，他们遭遇了柏杨，记住了他的警告。他们从心底，感谢柏杨！在整个的八十年代，这一代人还没有言权，始终是时代的脚๐步影响着他们，他们只是一批一批地离开校园，走向世界的各个ฐ角落。然而他们以变化宣告了他们的存在，终究有一天，他们的变化，会反过来影响时代的脚步。他们最大的幸运在于，他们是生长在八十年代，一个ฐ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年代！一个ฐ充满着“五四”精神的年代！三、以尊严为ฦ核心，中国人文精神的建立“丑陋的中国人”该怎样走出自己的局限？在八十年代，即使是柏杨自己，也没有能ม够给出答案。关于这一点，柏杨先生本人也承认。当时有读者问，既然中国人丑陋，那么应该怎么办？柏杨也不知道。柏杨得到这个ฐ答案，是在近乎二十年后，这就是他的新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在二○○三年的中国大陆，这本书被称做《丑陋的中国人》的姊妹篇。而历经了九十年代迷惘的大陆，在历经了十年的阵痛后，在“打碎”的二十年后，尊严å，也逐渐地成为媒体上见报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一个ฐ有意思的命题就是，假如柏杨当年能够给出答案的话，那么会怎样？而另一个非常现实的事实则ท是，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的确还不知尊严为何物。当时听说美国人到别人家里做客前，一定要先打电å话预约，大多数人不能够理解。那时也不存在隐私意识，公开询问对方的收入是很常见的，不告诉才是不正常的。在这样一种文化水准的土壤上，如果在八十年代柏杨先生带着他的尊严来，很有可能会被看做怪物。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被奉为万物之灵，但是在现实生存中，个人的精神自由与独立追求却往往被群体精神所压抑。因为ฦ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核心不是个ฐ人，而是群体。个人权利的空间仅仅局限于独善其身。但是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却在“八十年代人”身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旧ງ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碎后，他们开始寻求个性的解放与人格的独立，然而八十年代没有能力给出答案。进入到九十年代后，面对蓬ศ勃展的经济大潮，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所取得的自信和激情，在九十年代的物欲中遭遇到เ全面阻击，普遍感到了茫然和失落。九十年代的中ณ国文化是比较迷惘的，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十年以上。“物欲”似乎是这个ฐ年代的核心词汇。受西方“后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西方现代文明的“物化”或“异化”，对中ณ国人文精神的考量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拜金主义แ盛行！关于这种考量，我们会在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ณ看到他对黄金的诅咒。关于中ณ国文化的思考在这个时候变得严峻起来，所有的疑问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中国文化究竟能ม给现代人怎样的精神家园？这是一个ฐ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了当代国人的价值重构。中国人的价值观不能ม在八十年代的“打碎”之后，过于长久地在空中行走了。这个时候，“八十年代人”陆续开始在各个层面崭露头角。比起八十年代，他们渐渐可以出自己้的声音，虽然有些微弱，但是他们广泛地存在着，由此所汇集的声音渐渐显示出了新的力量并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阶层：“精英阶层”。柏杨的名字在这个时期由á于特殊原因逐渐淡出他们的视野，但是柏杨关于国民性的思考，对这时的“精英阶层”留下的深刻๑影响还在，这种思考在九十年代后半期渐渐上升为ฦ主流，并达成了共识性的声音：文化的根本问题在于人的问题！同当时的中ณ国经济软着陆相似，中ณ国人文精神也在同一时期尝试着自己的软着陆。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是，这一次似乎没有出现号角似的人物，而是整个“精英阶层”在推动着这个ฐ变化。“精英阶层”的共识是：文化的主体是人，人既是社ุ会主体，又是自身存在的价值主ว体。不同的主体范畴直接导致了人要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一方แ面人要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角色。对人自身问题的忽视将会导致人的物化，从而形成全社ุ会性的物欲，人的存在、价值和尊严也将被遗忘。由此，“尊严”这个ฐ一向被国人保留在字典里的词汇，开始浮出水面并屡屡见诸报端。如果没有八十年代由柏杨引起的那场关于中国人的大讨论，很难想像会有如此广泛的人群，在九十年代共同参与了价值重建的过程。“适时出现”的柏杨4
新的价值体系在新世纪初开始呈现出了它的雏形，这就是以尊严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建立，树立个人的人格尊严、生存尊严、道德尊严，做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人。这就要求在讲究自身尊严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尊严，这种尊重，实质上就是对他人价值存在的一种认同。“诚信”也开始成为新的流行词汇。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从打碎到重建的完整呼应，回顾这二十余年的时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五四”精神的延续之路。能够完成这样一个阶段性任务，要归结于几方面的因素，即外部世界ศ的影响、与世界接轨、自我反思下全民素า养的逐步提高、面对成长的烦恼付出代价后所取得的经验。“八十年代人”，如今年龄大约在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精英阶层”，在这条延续之路上表现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成为推动今天的当代中国的中坚力量。在他们走过的路上，始终充满着八十年代的声音。那声音里面，有八十年代的激情和理想，也有八十年代的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和柏杨。四、新的中国与新的中国人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国大陆的尊严核心逐步确立的时候，柏杨再度带着他的新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å》来到了大陆，并且一度成为二○○三年大众解读尊严的普及本。从“丑陋的中ณ国人”出，柏杨和他的“八十年代人”，在二十年后，双方几乎ๆ同时会师在尊严å这个坐标点上。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时，会现存在于大陆与柏杨，或者说两岸之间的一些惊人的巧ู合：八十年代，当走出“文革”阴影的大陆在阵痛中反思时，在台湾则同样在反思着的柏杨，其思想不仅震动台湾，并且风靡大陆；随后，在大陆出现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现象，与此同时，在柏杨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就这一现象挖掘国民劣根性的文章：而当新า世纪初大陆开始倡导尊严的时候，柏杨的尊严也刚ธ好来到了大陆。同为中国人，两ä岸在经济展，甚至一定的意识形态上有着极大的差别，然而双方在同一个阶段，所反思、所面临的却经常是共同的命题。同文同种的文化挥出的功力，我们无法看到和触摸，但它却如此的强大！在今天的大陆，尊严不仅仅是一个流行的词汇，以其为轴心的变化几乎ๆ同样是可以触摸的。从八十年代走出的“精英阶层”，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主导力量，他们同样也在以积极的姿ู态展示着这种力量。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广州一收容所错误收容并非法致大学生孙志刚死亡一案，引的对公民生存权的全国大讨论。大讨论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已经实行了二十一年的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收容站转制为救助站。这样的结果，大大出乎大讨论的起者和参与者们的预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ณ国大陆第一次依靠网络言论的力量，影响了一个案件的展，其结果是十一人被判刑，一人被判ศ死刑。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就是，由于“非典”的爆和蔓延，“公众知情权”成为今年最流行的词汇之ใ一。几乎全国的媒体都参与过这场讨论，今天如果用google搜索“非典知情权”，将会查找到一万六千条以上的资讯。最新า的变化则是，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实施ๅ，条例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原来登记时需男女双方单位出具的介绍信，同时可自愿参加身体健康状况检查。上述的案例、上述的变化，能够传递出的信息就是，当代的中国人已๐经懂得理解尊严的内涵，并且在生存中开始活出了自信。一九九九年柏杨先生去香港，有记者问，他曾经批评中国人丑陋，现在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中ณ国人进步了吗？柏杨笑说：“要进步很难，这是文化导致的。不过，如果倡导诚实文化，以诚实做基础，提倡尊严、尊重、包容、理性，远离传统的‘谎言文化’就是一个进步的开始。”就是这个开始，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人新的气象，看到เ了“精英阶层”的影子，听到了八十年代的余音。历经了十年打碎、十年彷徨之后的中国人文精神，或许从现在开始还要再经历十年的建构。或许本文的观点会被认为过于乐观，因为柏杨先生从丑陋到尊严，笔锋所指的国人病症并没有消失，甚至还像顽疾一样地存在着，甚至还可能迸出新的病症。孙志刚致死案不过才生半年，从媒体的披露可以看到，相似的案件还在生着；更多的知情权还停留在口头上；结婚登记不用介绍信刚刚是几天的事情，由á此便得出结论，是否等同于加减法一样简单化了？事实上，上述变化以及二十年来的变化，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重新建立的人文精神的雏形，这是从“五四”以来不断付出代价也不断ษ努力的结果。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是建立在国民精神基础上的，正是从鲁迅贯穿到柏杨作品中ณ的国民性。晚清政府曾经把自己的一败再败归结为船不坚炮不利，由此开始了洋务运动，然而船坚炮利后仍然逃脱不掉失败，事实上是晚清的国民精神已经完全腐烂了。九十年代的中ณ国大陆曾一度陷于物欲横流当中ณ，但物质的相对富有同样也无法挽救人文精神的缺失。相反，正是由于这种缺失，让我们目瞪口呆地看到了更多的丑陋中的丑陋。“适时出现”的柏杨5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人文精神的曙光，看到的是中国人进步的曙光，这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二十年以来，从“五四”运动开始近百年来中国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现在需要的是“五四”精神的延续，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