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这个时候，萧原进入了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可怕的故事，它始于一个求助电话。
就是在这个时候，萧原进入了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可怕的故事，它始于一个求助电话。
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积雪已经融化，土地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仍然有风，但风势也变得微弱而温和了。当我打开窗户开始感受清新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时，一个ฐ电话打进了值班室。
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积雪已经融化，土地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仍然有风，但风势也变得微弱而温和了。当我打开窗户开始感受清新า的空气和温暖的阳光时，一个电话打进了值班室。
我可不想因为ฦ这样一个问题挑起一场争吵，所以我犹豫了一下。不等我开口，萧原已经接着说：“我告诉你我的想法，我认为我应该帮他，所以我帮他。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没有帮助他，我担心将来我会后悔，为ฦ了不让自己将来后悔，所以我那样做了，只是没想到结局会是这样。”
我可不想因为这样一个问题挑起一场争吵，所以我犹豫了一下。不等我开口，萧原已经接着说：“我告诉你我的想法，我认为我应该帮他，所以我帮他。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没有帮助他，我担心将来我会后悔，为了不让自己将来后悔，所以我那样做了，只是没想到结局会是这样。”
“他们的工作跟那ว个存车处老头没什么区别。”
“他们的工作跟那个存车处老头没什么区别ี。”
崔哲还说，“服务台”版面承担的任务就是“收买人心”。所以，他对“群工组”记者的考核标准包括这样一条：看谁收到的感谢信或者表达感谢的锦旗多。
我不知道崔哲又在搞什么鬼，我只是不相信他所说的就是他所想的。但萧原并不这样看。他认为，也许是在肖彤被劫持的事件中，崔哲受到了某种刺激，体会了一次受助者的感受，所以把注意力投向了那些求助于本报的读者。
我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ທ，我认为它又一次表现了萧原天真的一面。但我不想争辩，所以我只是说：“等着瞧吧。”
说实话，在观察“服务台”这个版面一段时间之后，我认为ฦ它并不算成功。在“收买人心”的宗旨和锦旗的刺๐激下，“群工组”的记者们开始相互攀比。有时候，他们的举手之劳也会占据较大的版面，他们还学会了在报道中进行自我表彰。
比如，韩振东曾经撰写过这样一篇报道：一个裁缝制ๆ作了一条两ä边裤筒不一样长的裤ไ子但拒绝为顾ุ客修改，经过本报记者从中ณ调解，两条裤筒变得一样长了——这件事情见报了。报道共有6oo多字，主ว要描写本报记者经历了怎样的困难但最终还是说服了那名裁缝修改裤子的过程。在这篇报道的末尾，韩振东写道：“何先生（顾客）对这样的结果很满意。”
在我看来，这是一句废话。但那块版面上几乎每条稿子的末尾都会这样写。
再比如，李宏奎曾经写过这样一篇报道：一场大雨之后，住在城东平房区的一个居民打来了电话，希望记者帮忙解决他家的屋顶漏雨问题。李宏奎于是联系到了当地的房管所。后者很配合，很快就派出工作人员去把屋顶修好了。那户居民自然“对这样的结果非常满意”。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这篇报道的见报标题是《本报记者出马，修复房顶漏水》。根据我的理解，这个标题的真正意图是自我表彰。不过，我认为ฦ它有些出格了。从字面上理解，它似乎在炫耀以李宏奎为代表的本报记者掌握的另一门技术——除了采访和写作之外，他们还擅于修复漏雨的屋顶。我认为这样的炫耀会带来某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果然，它很快就惹来了麻烦。
第二天上午，更多被屋顶漏雨困扰的居民打来了电话，希望得到帮助。我在将近两个ฐ小时的时间里一直忙于接听这样的电话，几乎腾不出手来干别的。我告诉他们，应该直接去找房管所工作人员，因为ฦ这样的事情属于他们的职责范畴。我还努力对他们解释说记者人力有限，不可能全都用来帮助他们联系房管所。
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些居民听到我的解释之后，起初有些莫名其妙，然后都问我：“你们不就是专门管房顶漏雨的吗？”
这下轮到我莫名其妙了。接着他们告诉我，他们此前曾经找过房管所，那里的工ื作人员表示爱莫能助，但告诉他们一个电å话号码，说这是一个专管房顶漏雨的部门，只要打通电话就会有人帮他们修好屋顶ะ。
你一定猜得到，那个ฐ电话号码就是我们的新闻热线号码。我很快就明白了——这是房管所的恶作剧ຕ。
在当天晚上崔哲专门为此事进行的交涉แ中，房管所工作人员对他说：“报纸上不是说记者出马就能搞定吗？那就让你们的记者出马好了。”
这件事情的最后结局是：在崔哲的授意下，李宏奎到房管所采访了一整天。在那篇以表彰房管所工作人员如何敬业为主要内容的报道表之后，这场恶作剧也结束了。
我曾经问萧原：“你对‘服务台’满意吗？”
“不满意。”萧原的回答很干脆。
“你怎么把话说得这么轻松，好像它跟你没有一点关系？”
“你认为它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你是‘群工组’组长。”我说。
“没有人在乎这个ฐ头衔，我也不在乎。”萧原说，“它只是崔哲用来感谢我的一件东西，对我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
“但你毕竟是组长，‘服务台’也是你提议创น办的。”
“我希望‘服务台’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但崔哲对我要做的那些事情不感兴趣。”萧原给了我一个ฐ无奈的笑容，接着说，“你知道，‘服务台’一直在他的控制之ใ下，那些选题也都是崔哲直接派出去的。”
“我们没有接到过那ว些读者的求助电话，那些选题从哪里来的？”我问道。
“我也觉得奇怪。我正准备调查那些线索的来源，不过，我要等待一个机会。”萧原说。
“什么机会？”
“我也不知道。”萧原说，“当机会来了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机会”很快就到来了。那一天，“服务台”版上登出了一篇报道，标题是《市民苦寻爱犬》。
这篇报道并不长，我把它原文照抄如下：
“本报讯（记者韩振东）截至昨天，陈女士仍然没有找到她的爱犬‘贝贝’。她说，‘贝贝’的失踪令她茶饭不思。
‘贝贝’是一条一岁半的吉娃娃。它是在半个月前突然离家出走的，此后再没有回来。
陈女士说，它非常善解人意，每次她回到เ家时，它都会扑到她怀里，用尾巴扫过她的脖子。‘贝贝’失踪后，让她感到生活中少了许多乐่趣。她虽然四处寻找过，但没能找到。
如果有人现‘贝贝’，可以与本报新闻热线联系。陈女士说，她将给予送还者5ooo元酬谢……”
这篇报道一共2oo多字，它被安排在版面头条的位置，并且占据了那ว个版面的将近四分之一地盘。在这篇报道的边上，编辑还特意配了一张“贝贝”的照片。照片放得很大，足够看清那只吉娃ใ娃的鼻子上有一个ฐ火柴头大小的黑斑。
你大概已经看出来了，这篇报道其实是一则“寻狗启事”。我曾经对此感到迷惑：报社为什么要帮助一个人寻找她的狗？
在这个城市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休闲方式。有的人喜欢逛街，有的人喜欢养宠物，有的人既喜欢逛街又喜欢养宠物。这并不奇怪，人类的某种情感有时候会投射到某种休闲方式上。我有一个朋友养了5条京巴，每天下了班都要急急忙忙地回家去喂养他的那些宝贝。他认为狗有一种忠诚的品质，而他喜欢那种被一群狗忠诚地跟随的感觉。
那段时间里，关于宠物的报道频繁出现在报纸的社会新闻版上，狗成为其中的主角。有时候它们表现得很强势，比如，有个小孩在小区里玩时被一条比他个头还高的狗咬伤了脖子；有时候它们又表现得很弱势，比如，有人将一些喂过毒的骨头投在小区的各个角落里，导致许多宠物狗被毒死……
后来，电å视台曾组织市民、专家和政府官员坐在一起讨论宠物扰民问题。有一名政府官员当场表达了他个人对宠物的厌恶，并且表示ิ要对此问题“重拳出击”。接着就频繁生城管队员强行闯入市民家中打狗的事情。在此期间，电å视台还播放了一段城管队员早晨起来集体苦练“打狗棒法”的录像。这样的举动激怒了许多人。数千名宠物爱好者在一夜之间团结起来，他们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聚集到เ了一起，然后兵分几路坐到了市内的几条主干道上，致使那几条道路严重堵车，进而导致当天本市交通瘫痪。这场闹剧最后以那个ฐ市政府官员在压力之下责令有关部门收回“打狗令”而告终。
我充分尊重狗以及其他宠物的“生存权利”，但这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想说的是，萧原对“服务台”版面起的“炮轰”就是从这篇《市民苦寻爱犬》开始的。
这篇报道见报的当天下午，报社17楼的公告栏里就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它的作者是萧原。
我想简单向你介绍一下报社里的“大字报”。在报社ุ里，如果某个ฐ编辑或记者对表在报纸上的某篇报道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可以写出来并且把它张贴在公告栏。我们一般把那些张贴出来的文章叫做“大字报”。除非是进行人身攻击，每个ฐ编辑记者都拥有在“大字报”中对某篇报道进行批评的权利。
在创刊初期，“大字报”曾经是一种很流行的表达业务意见的方แ式，但随着报社气氛的改变，它几乎已经在报社里绝迹了。这一次，拾起这种老习惯的人是萧原。他在公告栏里贴出的“大字报”标题是《先做“人”，再做“新闻”》。文章大约有2ooo多字，我摘引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毫无疑问，这篇报道的意图是在帮助一个人寻找她的狗。我不懂，我们为ฦ什么宁可放弃那些可以帮助一个或更多人的新闻线索，却选择把时间和注意力投入到一条狗走失的事情上。对于那ว些因为亲人走失而求助于本报却被拒之门外的人们来说，如果看到เ了这条帮助一个女人寻狗的报道，他们的心情会怎样？如果你是他们，你的心情又会怎样？当那些因为ฦ亲属走失而求助于本报的人们来到报社时，我们被要求告诉他们，寻人这种事情并没有多少新闻价值，所以报纸无法报道，并且告诉他们最直接的途径是去找广告部ຖ，花几百块钱在报纸上登一条寻人启事就好了。但是对于这条走失的吉娃娃，我们为什么没有让它的主人去找广告部，而是把它当成新闻来报道？我们应该怎样解释它的新闻价值？如果一条狗走失有足够的新闻价值，那ว么一个人走失为什么就没有足够的新闻价值？
我认为，这篇寻狗的报道会向读者传达这样一种价值观：狗的重要性＞人的重要性。我想问的是：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