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上，侠义情操已๐被酱成了“管闲事”，对之没有一丝敬意，更没有一丝爱意，而只有讥嘲和忌猜。或尊之为ฦ“傻子”，或尊之ใ为“好事之徒”，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来最大的殷鉴。年轻人血气方刚，可能ม考虑不到เ这些，即令考虑到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柏杨先生早ຉ已老奸巨เ猾，我岂能惹这种无聊的麻烦？这正是我老人家聪明之ใ处，世人不可不知。盖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聪明过度，中国社会正是由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这不能怪谁，同情心一丰ถ富，就聪明不起来。中ณ国人同情心的贫乏，使狄仁华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团沸腾的灵性被酱成一条麻木的酱缸蛆，要它活泼起来，恐怕非一时之ใ工所可收效。第一是保护自己
在中国社会上，侠义แ情操已被酱成了“管闲事”，对之没有一丝敬意，更没有一丝爱意，而只有讥嘲和忌猜。或尊之ใ为“傻子”，或尊之为“好事之ใ徒”，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来最大的殷鉴。年轻人血气方刚ธ，可能考虑不到这些，即令考虑到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柏杨先生早已๐老奸巨猾，我岂能惹这种无聊的麻烦？这正是我老人家聪明之处，世人不可不知。盖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聪明过度，中国社会正是由á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这不能怪谁，同情心一丰富，就聪明不起来。中国人同情心的贫乏，使狄仁华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团沸腾的灵性被酱成一条麻木的酱缸蛆，要它活泼起来，恐怕非一时之工所可收效。第一是保护自己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ภ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ฦ什么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ม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ม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ฦ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ม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ฐ思想家！所以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á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致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เ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ว，我们也有民主ว，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ๆ，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要想改变我们中ณ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á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ม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ฑ，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ม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买下，假画出笼，真画ฑ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ม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ณ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é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能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中国人与酱缸1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ว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แ。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不到เ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ม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ณ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ใ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以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ฐ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于这个ฐ酱缸深不可测，以致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เ。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á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要想改变我们中ณ国人的丑陋形象，只有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想办法把自己้培养成鉴赏家。我们虽然不会演戏，却要会看戏，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会看戏的看门道。鉴赏家本身就是一个ฐ了不起的成就。我记得刚到台湾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收集了很多贝多芬的唱片，有七八套，我请求他送一套或卖一套给我，他当场拒绝，因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挥和乐队演奏，并不一样。我听了很惭愧，他就是一个鉴赏家。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ฑ画，假使我柏杨画ฑ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เ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买下，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能ม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中ณ国人与酱缸1
司神父对中国古籍了解之深，令我惊讶。“纪元前五世纪苏格拉底时代，希腊ຘ人自称是‘理乐之邦’，”司神父用笔写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于“礼”字，“他们非常重视音乐，认为ฦ音乐่是理的完美表现，理如果脱离音乐，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腊人的人生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kaທlosk'aທgathos，前面一个字kalos，是‘美’，后面一个字agathos，是‘善’，中ณ间一个ฐk'是kai的简写，是‘和’的意思。希腊人认为ฦ，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达到kaທlosk'aທgaທthos，美与善合一。善，存在于理中ณ，美，表现在音乐里，所以，希腊人自称‘理乐่之邦’，和中国人自称‘礼义之邦ะ’，是很有趣的东西文化对照。”我静静地听着。“不过，”司神父说，“中国人讲‘礼’，却只是虚礼———面子，‘理’则受到เ压抑，不能伸张。且音乐的艺术功能，在整个中国文化展中，一直受不到เ重视，连带和文学结合的戏曲，也展得很迟。直到เ十三世纪元朝，蒙古的统治者，还不懂向中国民间艺术伸出政治高压的巨เ掌，中国戏曲才开始得到萌芽。”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话像一记春雷。“另外和音乐相关的诗歌，中国也和希腊诗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说，“中国人没有史诗epic，没有像荷马那样壮阔的史诗。中ณ国人的诗，常常只写一己、一时、一地的感受。诗意image虽美，但只注重个ฐ人，不着重对大自然的观察和描写。即使写，也只是用来烘托个人的感受，更不要说对整个民族观照的史诗。还有一点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汉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诗。”“这个原因是什么？”我问。“我还不是很清楚地知道，只是现这个现象。也许你可以告诉我，中国人为ฦ什么轻视这些？”听到司神父的问题，然而，我的思维却仍环绕在他前面讲的“中国人的礼，就是面子”那句话上久久ื不去。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装潢十分高雅考究，取个洋名叫royal，中译作“老爷”的餐厅，三楼的明宫厅供应中ณ国菜。我们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会儿，终于等到一张刚空出来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定后，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摊酱油污渍的白桌布上，加铺一小块橘红方แ巾，立刻๑摆上我们的碗筷。她的动作，娴熟而自然。司神父等女侍走开后，指着露出酱油污渍的白桌布，说：“你看，这就是面子！加上一块小红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么，肮不肮脏，就不需要计较了。”平时，常听到เ有人说：“这是太不给面子了……”“不给面子，就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嘛ใ！”“赏脸的话，请……”“这样做，真是够有面子……”这类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ณ，岂不比比皆是！在这一张张“面子”之ใ下，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忽略๓了“里子”？我们的生活中ณ，类似“老爷餐厅”高贵的金碧辉煌之下，掩盖着多少酱油污渍，又有多少人注意到？神游到这里，才想起我无法回答司神父的问话，于是我问：“你是语言学家，从语言上，中ณ国人的思考方แ式和西方人有什么เ不同？”“中国人的语言，和其他国家的语言，并没有不同，”司神父简洁地说，“中国人常常喜欢自负地说，中国语言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态度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的态度一样，其实，这是肤浅、幼稚的说法。”“中国语言动词没有时态变化，”我说，“名词没有单数、多数之分，不是和西方语言不同吗？”“那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并不是语言系统、思考逻辑上的不同。例如：中国人用‘过’、‘了’表示时态，用‘两个’、‘三个’表示数量，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时态或数量观念。中国人可以用语言，把思想表达得非常精确。问题关键在，中国人想不想表达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达清楚，他就可以表达得很模糊。”“请进一步说明，好吗？”我请求。“中国语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词，英文却绝对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讲不清楚，也可以用语言使别人误会，”司神父说，“中国人在语言上，并不特殊，我认为真正特殊的是中国的文学，那里面有中ณ国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现在研究自己文学的中国人，偏偏拿中国的文学来和西方แ文学并论，用西方人研究文学的方法来做‘比较文学’，用这个方法研究中国文学，是行不通的。”“你的意思是说，语言只是传达观念的工具，观念差ๆ异，言语就有差异，是吗？”我问。司神父同意地点点头。“你认为是什么เ样的观念，影响中ณ国人生活形态最大？”我接着问。司神父直截了当针对我所盼望听到เ的主ว题，说：“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ณ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ร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ณ做工的。西方แ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ม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段，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展。”你这样回答吗？3
我承认这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特征。“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ฦ分家，严重地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他说：“其实，以上这个见解，是李先生说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见而已。”李济先生当年在河南安阳，亲自参与挖掘古物出土，结果被人误当做干活的粗人的经验，使他说了上面一段话。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带，做民俗、歌谣、语言的研究工ื作时，由á一位乞丐带着他深入民间，到处寻访。他曾经用一个制ๆ钱换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围绕在他四周的中国孩子，交换俚语。而当地的人，对他这种行径，视作怪诞，甚至把他当做一个ฐ疯子。所以，司神父觉得中ณ国人的学问，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架空。“另外，阻碍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观念，”司神父继续他的话，“中国的法律，从很早开始，有唐律、宋律、明律、清律，但，基本观念只有一种，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触犯了法律，应接受什么เ样的刑罚。而罗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让人民知道，天生下来自己有什么权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让人民知道，触犯了刑é案，得受什么เ处罚。这二者相辅相成，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所以，人民对法律产生重视和遵守的心理。反观中国，在西化之前，人民对自己的权利毫无概ฐ念，甚至连一己的性命，都认为ฦ是君王所赐，更遑论其他。传统中国社会中，权势假道德之名行使统治，领导阶层称为民之ใ父母，人民只知道服从权威，完全没有现代法治的观念，这是基本上很大的错误。在这种单轨法律统治之下，中国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规则。所以，对法律只有产生畏惧、逃避，甚至枉法、违法，基本上是因为ฦ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缘故。”司神父下了一句断ษ语：“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孔子那个时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论，完全没有立足余地。”停了一会，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继续说：“一个国家在上述那种单轨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两代就能改变，因为人民一下子还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民，这实在是历史文化累积的结果。譬如，今天的中国人仍然对民主毫无概念。”“我们已有选举和立法机构。”我说。“民主ว是现代化国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须ี知道怎么เ样做一个国民。受了苦要知道怎么样去奋斗、争取，不是只坐着等政府来改善。我最常听到เ中国人民对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没有办法！’对空气污染如此，对交通紊乱也如此，一切都‘没有办法’！”司神父感慨地说：“归根究底是，中ณ国人民并不真的想改善！”“请你再说说，”我说，“中国人受了那ว么多苦难，专制、腐败、战争、贫穷、外侮、内乱，层出不穷，是不是这些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且，世界上别的国家受难之后，很快能ม复兴，为什么中国不能？”司神父思如泉涌，情感澎湃，表现出他对中国观察之深，对中国人寄望之ใ殷。听到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口气提出了下面几个看法。他认为中国复兴得慢，起码有几个原因———第一，中国人只有家的观念，没有国的观念，中国人的美德、忠诚、爱心、保护力，都以家为目标，一切努力，到เ此为止。司神父说：“中国人的心目中，国家是一部收税的机器，也是一部剥削人民的机器。因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么过活，他本身是这部机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这部机器的被剥削者，他没有办法抗拒剥ຓ削，变成一种恶性循环viciouscircle。”“你会不会太悲观了一点？”我问：“你不觉得我们在进步？”“也许是有点悲观，但大致上说来，我觉得中国进步得太慢。至少，中国人对国家的观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变，”司神父心情沉重，说，“中ณ国有些在上层领导的人物，本身是个好人，可是，他们就是不懂别人是怎么活的。这种上下层人物不能沟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从贫穷出身，但，一旦当权之ใ后，不但不再设身处地，站在原来自己那ว个阶层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认为穷人是懒惰、活该。”司神父引用自身一个例证，说明中国人很怕面对自己的弱点。他从书架上拿出一叠资料é，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诗人杨君的诗，拿给我看。“我知道他，杨君是他写诗的笔名，他姓王，曾经在台大……”我的话未完。“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写给我的诗：《献给一位比利时汉学家》。因为，他当时需要一份教职，要我介绍他到华盛顿大学任教，本来他对我很尊敬，也很感激。但，有一回，他在课堂上讲授诗歌，他的学生对他的讲法有疑问，转来请教我，而我的讲法和他有所抵触，从此，他就不再理我了。这次在我来台湾之前，曾写信给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诗人杨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么，使我觉得他以前的献诗是一种伪造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说，一面摩挲着杨君写给他的诗，我接过来，看到诗句中说———你这样回答吗？4
你看到每棵树都在长大繁荣枯萎而且互相支持着护卫着我感觉得到เ，这位曾经受过司神父推荐的中国诗人杨君，已๐经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司神父忽然振作地说：“我们再来谈国家问题吧。”“第二，中国文明展到เ清初，达到了极点，自以为四海之内，惟我独尊，闭锁的心态使中国对外来的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去接受，老大与僵固，封锁了中国人向外学习的能力。第三，中国人被船坚炮利的事实说服，现必须向西方แ吸收科技时，中国在内政上矛盾与冲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学习科技的主张上，也缺乏一套统一的政策。和日本相比较，日本可就有计划ฐ得多。他们一旦认定这是生存之道，马上选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我亲眼看到那时被派到比利时的中ณ国留学生，”司神父说，“有些资质不好，通不过考试，被学校淘汰，却从此居留下来，中ณ国政府没有想办法更换。日本则不然，日本在选派人才时，十分严格甄选，一旦在外成绩不佳，马上另派人来替换，而且，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国建设。中国的留学教育，就缺乏这样一套有效的办法。”“第四，中ณ国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强悍，中ณ国人一切听天由á命惯了，以色列人则还击力fightback很强，遇到苦难，他们会挣扎，要对方付出代价。中国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话，一笔勾销。第五，中ณ国人不知道法治为何物，德国人则向来惟法是从，对纪律之ใ重视，举世无匹。所以，希特勒只是因缘际会，在优秀的日耳曼人身上，建立自己的功勋，并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ม耐，而是人民训练有素า。正因此，二次战败后的德国，很快就找到自己复兴的轨道。中国人的‘没有办法’，与德国人的‘守法’，正好相反。从以上五点来看，中ณ国人之所以复兴得慢，实在是有以致之。”司神父结束了纵横的议论，久久无语。“你知道吗？”在沉默了一阵之后，司神父说，“我是一九三七年到เ中国来的。在我来中国之前，很早就对中国好感与好奇。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读到เ利玛窦到เ中国的故事，种下了我日后到中ณ国的种子。另外有件事，使我对中国人困惑不解，更促成了我亲自到เ中国来的动机。”司神父曾经读到一篇报道《赛珍珠pearlsydenstrickerBuck在纽约》，应中国留แ学生邀宴的文章。赛珍珠在筵席间当场宣布，她准备把中国古典《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学时，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顿时提出异议，这些留学生认为把中ณ国下层社会的黑暗面，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吃人肉等残酷的暴行，介绍到外国去，无疑是一件丢中国人脸的事，他们希望赛珍珠翻译一本描写中国人纯洁无邪ิ的书。司神父对这些留学生的意见，感到异常震惊，他说：“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持这样的看法，认为《水浒传》是中国人的耻辱，难道不知道世界ศ上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情欲，都有人性的黑暗面？有谁会因莎士比亚写邪ิ恶的人物、阴荡的女子，就会轻视英国的文化？因此，这些中国留学生给我的印象是，他们自欺得厉害。这种‘自欺’色lf-ๅdelusion，实在是中国人的好面子，喜欢蒙骗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有没有优点？”我想从另一个ฐ角度，看看这位外国人对中ณ国人的评价。“当然有，”司神父先举ะ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ณ国人相处，开始时他们很多疑，但一处久ื了之后，他们对人非常忠心。”“什么叫‘忠心’？”我问。“譬如，他们会竭尽所能来帮助你，为你服务，保护你。中国人当他们一旦和你成为ฦ真正的朋友时———虽然，那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愿意无条件为你做许多事，且不求回报。其次，中国人很富于外交能ม力。中国人天生就富口才，个ฐ个是外交家。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都有很强的说服力，他都有令人难以拒绝的本领，使你为了说一个‘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那算是优点吗？”我问。“起码，那ว是一种性格的特质quality，”司神父说，“中ณ国人的忍耐力是惊人的，是巨大无比的。”看过中ณ国农村贫苦生活的面目，体验过中国人近代纷乱迭起的变迁，司神父说，“我没有看过比中国更能吃苦的民族。”“另外一点，”司神父继续说，“中ณ国人对知识学问充满了崇仰，学习被看做很重要的事。”“柏杨说，中国人喜欢上学，却不喜欢读书，”我提出质疑，“你以为ฦ如何？”“中ณ国人的确喜欢上学，对学习甚至崇敬般感动，但，他们的动机我还不清楚。”在语言学和甲骨文中钻研数十年，跻身于中国学术界ศ最高阶层──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说，“在中国，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和中ณ下阶层的中国人相处，偶然才和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打交道。我现上流人士中，有许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项ำ不变的事实是，这些上流人士对中国传统社会体制中产生的严重不公，毫无知觉──这种社会体制目前仍持续保持。虽然，他们有时慈悲为怀，但，身为ฦ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这种不公应负责任，应采取变革，竟毫无概ฐ念。从头到尾，他们一贯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变。”你这样回答吗？5
我想起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正是这样一个典型。“保持既有，不求改变，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见我坠入沉思，继续高昂地说，“中下阶层的小市民当然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中，并不是完全清白无辜，但，他们那种对苦难的承担，和无休无止做苦力的精神，与生俱来的谦卑和殷勤，实在是令我心折，尽管他们语言粗鲁，但，在我的面前，他们从不失敏感和纤细。”从客观立场来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司神父，在他表了那么เ丰富的言论之后，我想听听他再谈谈儒家。“你对儒家是全盘否定？”我问。“应该这么说，”司神父又补充说，“对儒家负面影响的看法，我曾经遭受过很强烈的反对。我必须承认，这个问题的看法，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但，总括来说，后来的儒家学派，对中国社会是一点助益也没有。虽然，在早ຉ期儒家著述中，‘对有革命权利’的思想，偶然也曾灵光一闪，但，却后继无人，即使有，也不曾生过影响力！”“我提出了中国人那么เ多的缺点，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会因此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忧虑，他认为一个外国人要批评中国人是一件危险的事，因为忠言毕竟逆耳，“不过，我这些‘丑话’，一点也没有‘丑化’中国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东西时，我会开玩笑地向旁边的人说：‘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来帮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觉得我的话惊世骇俗，把我当做一个ฐ行为ฦ不检的神父来看待，你说糟不糟！”“我听得懂你的话，”我告诉司神父，我说，“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为，我也常常找不到东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适时出现”的柏杨1
朱洪海ร中国大陆的八十年代，往往又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生并贯穿于这个年代的一系列变革，让人们震惊、兴奋和渴望，在今天，八十年代常常和怀旧ງ联系在一起。一九七七年开始，大陆恢复了高考制度，直到八十年代结束，大约有六百万的青年学生先后走进校园，他们当中，年龄小的刚刚成年，也有三十几岁的大龄学生。他们一般出生于五六十年代，当他们与八十年代狭路相逢时，正是他们人生意识的成长时期，因而一方面他们续传了“五四”精神的薪火，同时更有“文革”的沉痛反思。所以，他们思考的深度远他们的师长，又远非后来人可比。这一代人，本文所称“八十年代人”这个ฐ概念并非时下流行的“八十年代生人”。之所以选择“八十年代人”来研究柏杨的意义，是因为八十年代“五四”精神在对传统的大反思中表现出了一定的缺失，它依旧ງ停留แ在“科学”与“民主”的认定上，没有在现实生存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视，更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แ案。恰恰是柏杨先生鲜明的现实批判，为ฦ“八十年代人”的人文启蒙，给予了完整的、重要的弥补。一、适时出现的柏杨几乎所有能够持续生长的事物，都必须有着它的缘分。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现好望角早了若干年，但是他没有缘分，于是中ณ国错过了可以依托海洋让世界ศ认识中国的机会。后来的乾ດ嘉盛世，不过是历史中ณ国最后的繁荣，《南京条约》于是成为必然。大陆的“文革”年代，以地下方式极为流行一部手抄本《归来》即《第二次握手》，可惜张扬也是没有缘分。他的“错误”在于这部创作得太早，所以在当时他只好成为“fangeming”，坐牢四年，几乎被枪决。但是后来的张扬依旧没有缘分。若干年后，这本的总印量达到了四百三十万册，然而张扬拿到เ的全部稿费只有两ä千五百元人民币。在大陆的八十年代初期，还没有后来比较完善的稿费制度，张扬的缘分可谓糟糕至极。缘分有时看起来只是和某一个人有关，但就是这个人往往是在意味着一个时代。柏杨来到大陆的时候，恰好也刚刚是他应该来，也正是大陆需要他来的时候。有关中ณ国大陆八十年代的研究，近几年开始陆续有了一些总结性的文章，内容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但是，显然这些文章基本就停留在了总结性的基础上，我们好像还不清楚曾经走过的这个年代，对于我们的未来有多么重要。八十年代，我们没有给予它应有的位置。八十年代是我们出的地方，今天的中国，那些能ม够让我们振奋的，几乎都是从那里开始起飞的；我们出的原动力，归根结底是来自八十年代的文化酝酿。这就是八十年代对于我们的意义：这是一个新时代的起点。在八十年代产生这种文化酝酿，来自于众所周知的文化反思，从一诗、一篇、一部电影开始，从反思文学开始，反思的波澜汇集成河最终波及到思想界。内部的异化也为ฦ外来的声音了良好的土壤，从八十年代初ม开始，各种学说、流派与思想喧嚣而来，八十年代的思想界，犹如一个开放的花园热闹非凡。在这熙ກ攘的人群中，应该有四个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尼采和萨特在八十年代初来到中国的时候，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几乎ๆ达到了震撼的程度；紧随其后的是弗洛伊德，“八十年代人”不能忘记他，是因为ฦ他第一次给予了中国人完整的性观念。第四个ฐ到来的是柏杨。“酱缸文化”来到大陆的时候，是八十年代中期，正是大陆思想界的破冰之ใ旅如火如荼的时期。一九八四年的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表了他著名的演讲，其轰动效应之烈以致立即波及到เ大陆。“酱缸文化”的基本精神“国民性批判ศ”刚好呼应了大陆正推向gao潮的文化反思运动，于是，整个八十年代的近六百万学子，即“八十年代人”几乎没有人没有议论过柏杨和《丑陋的中国人》，导致的直接反应就是柏杨热！在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阶层，柏杨是若干核心词汇当中的一个ฐ。爱荷华演讲的第二年，《丑陋的中ณ国人》就被大陆出版社介绍给了大陆读者，有人估计，当时的行量高达几百万册，柏杨先生震撼性的声音，让学子们争相阅读。当时富有影响力的文化核心媒体，几乎都重点推出过有关柏杨的讨论。迄今为止，柏杨先生两千万字的文学、史学著作多数都在大陆出版过，有的甚至由多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但是柏杨带给大陆的核心影响则是“酱缸文化”。“酱缸文化”的到来加了破冰之旅๓的进程。从文化界开始的反思在整个社会引了全面碰撞，人们都感受到社会在生变化，但是变化又步履维艰，明显的特征是进两步退一步，新时期的改革萌芽在严重的争议中艰难生长。八十年代前期的反思显然不够彻底，因为反思的出点都是站在了传统的基础上。对于传统，中国人是抱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的，但是问题在于何谓精华？怎么เ知道不会由于眼神不好、大脑迟钝，紧抱不放的精华实际却是糟粕？并且由于时间的转换、地点的不同，糟粕与精华之间也会互相转换的。“适时出现”的柏杨2
这时的“八十年代人”的局限是，他们还没有能ม力认知这一点。于是，当“酱缸文化”带着“国民性批判”到来的时候，连一向激进的青年学子们都惊异得变了脸，柏杨先生把传统给连根拔了。争议之大不必细说，即使在大陆以外的华人圈，柏杨两ä个字也可以成为一场争论的开端。在大陆校园的学生宿舍里，几乎每个房间都为柏杨召开过专门的“卧谈会”。大陆的文化界在八十年代的后半期开始思考的是：我们的传统是什么？八十年代，从打碎传统文化开始，也打碎了人们心中的价值体系，柏杨先生在这个打碎的过程当中，是助了一臂之力的。之ใ所以说，柏杨的到เ来是“适时出现”，就是因为他参与并加了这个打碎的进程。而假如柏杨迟到的话，相信对于彼此，那样的错过，是无法用“遗憾”这个词汇可以表达的。旧的东西被打碎了，新า的文化、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蓦然处于浮游状态，面对着骤然开阔的世界，进入到九十年代的“八十年代人”，开始为自己的反思付出代价，不知向何处去。二、八十年代，“五四”精神的重拾与延续还是要强调这句话，迄今为止对于八十年代的认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ฐ十年，对于现在及未来的中国有多么เ的重要。这个十年，对于中ณ国人来说，高度浓缩着心灵的痛苦与挣扎，既是空前，可能也是绝后的，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从没有面对过如此猛烈的撕裂与阵痛。将柏杨先生纳入到八十年代来研究柏杨的意义，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必需的，离开了这个年代，在中ณ国大陆，柏杨将不再是柏杨。因为八十年代的本质，是“五四”精神的秉承和延续。关注中国问题的学者们注意的就是，“五四”精神所提出的任务，不仅八十年代没有能够完成，其实我们至今也仍未完成；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将要肩负这个沉重的使命，而且看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延续。这个ฐ延续实际上从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末开始，曾经被长时间地中断ษ过，能够重拾“五四精神”，就是在这个八十年代，并且一度达到เ过gao潮。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学术命题，若干年来，却被学术界如此长久地忽略๓着。与“五四”时代相比，八十年代与其共同之处，就是逐步开始秉承其科学与民主的基本精神；其不同之处就是八十年代没有能够出现鲁迅那样的领ๆ袖级人物，仅仅出现了号角式的人物，柏杨就是其中之ใ一。但是，柏杨却是整个八十年代惟一能ม够与“五四”时代的鲁迅遥遥相对的人物。与鲁迅相比，继其“染缸文化”之后，柏杨提出了“酱缸文化”；鲁迅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柏杨的观点更直截了当：丑陋的中国人！不同的时代，两ä位人文大师，思考的是同一个问题：中国人，你怎么了？“八十年代人”在接受鲁迅的思想时是毫无障碍的，他们认为鲁迅笔下的中国人是和他们毫无关系的，那是旧的中国人。刚刚从“文革”荒漠中ณ走过来的他们没有能力在更深程度上理解鲁迅作品的文化内涵。但是柏杨的到来，在“八十年代人”当中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柏杨的指责，不仅直接指向了当代国人，显然也指向了他们。如此犀利、直接、全面、一语道破中国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柏杨是第一人。“八十年代人”这时的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不等，普遍接受着三到เ四年的高等教育。进入大学在当时是年轻人惟一的光明之路，因而他们当中ณ集中ณ了当时最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全部是从文化的荒漠中走来，对文化的渴望，表现得如饥似渴。他们喜欢一切新า的东西，而且很容易接纳。在社会大环境全面反思的影响下，他们一反过去的盲从，逐步开始进行独立的思考，他们会全面地接纳尼采，而后又分析地看尼采。这样的几年大学教育之后，他们开始迥异于上一代人，同时又大大不同于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同代人。准确地说，高等教育给予他们的不仅仅是一门学科的技能ม，或者说他们主要不是来学习技能，他们最大的收获是得到เ了素养，这不是可以从书本上得到的，而是校园文化所赋予的。这也是为什么เ人们会很容易地，把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一群年轻人当中分离出来的原因。柏杨到来的时候，他们当中ณ只有一小部分刚刚离开校园，但是依旧保持着校园时代的敏锐和渴望！柏杨的到来确实让他们振聋聩，他们所曾经津津乐道的，他们所曾经引以为ฦ荣的，他们所曾经坚定不移的，在柏杨这里，仅仅因为ฦ一本薄书，一切就都动摇了。《丑陋的中国人》的确在这个重拾“五四”精神的重要年代里加了一把干柴。“八十年代人”在学习近代史时无不哀伤愤懑，他们也会思考近代中国人遭遇耻辱的原因，然而主流观点将之归结为清政府腐败这一表层结论，挡住了他们继续思考的去路。以他们当时的认知能力，他们可以把民族衰败和船不坚炮不利相联系，可以和一个政府的无能ม相联系，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难以置信：一个ฐ民族的文化水准也会和这个ฐ民族的兴衰有关系。“适时出现”的柏杨3
同样，他们也很难体会到เ鲁迅的“染缸文化”所指，比如鲁迅说日本人在砍中国人的人头的时候，周围的中国看客却在笑着看热闹。“八十年代人”在思考“染缸文化”的时候，他们也在笑，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染缸和自己有什么关系，那是别ี人的事。不知不觉间，他们也成了那ว些看客。但是，“酱缸文化”却让他们笑不出来了，柏杨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比如，错误与指责都是送给别人的，自己永远是对的，很干脆地告诉他们，中国人的丑陋，就存在于他们身上。这一次，他们笑不出来了。柏杨给了年轻一代新า的思考角度，他们开始比较彻底地思考着中国人和中国人的文化。就这样，在他们最重要的成长年代，他们遭遇了柏杨，记住了他的警告。他们从心底，感谢柏杨！在整个的八十年代，这一代人还没有言权，始终是时代的脚步影响着他们，他们只是一批一批地离开校园，走向世界的各个ฐ角落。然而他们以变化宣告了他们的存在，终究有一天，他们的变化，会反过来影响时代的脚步。他们最大的幸运在于，他们是生长在八十年代，一个ฐ充满激情和理想的年代！一个充满着“五四”精神的年代！三、以尊严为核心，中ณ国人文精神的建立“丑陋的中国人”该怎样走出自己的局限？在八十年代，即使是柏杨自己，也没有能ม够给出答案。关于这一点，柏杨先生本人也承认。当时有读者问，既然中国人丑陋，那么เ应该怎么办？柏杨也不知道。柏杨得到这个答案，是在近乎二十年后，这就是他的新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在二○○三年的中国大陆，这本书被称做《丑陋的中ณ国人》的姊妹篇。而历经了九十年代迷惘的大陆，在历经了十年的阵痛后，在“打碎”的二十年后，尊严å，也逐渐地成为媒体上见报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一个有意思的命题就是，假如柏杨当年能够给出答案的话，那么会怎样？而另一个非常现实的事实则是，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的确还不知尊严为何物。当时听说美国人到เ别人家里做客前，一定要先打电å话预约，大多数人不能ม够理解。那时也不存在隐私意识，公开询问对方的收入是很常见的，不告诉才是不正常的。在这样一种文化水准的土壤上，如果在八十年代柏杨先生带着他的尊严来，很有可能会被看做怪物。中国的传统文化中ณ，人被奉为万物之灵，但是在现实生存中，个人的精神自由与独立追求却往往被群体精神所压抑。因为中国文化所强调的核心不是个ฐ人，而是群体。个人权利的空间仅仅局限于独善其身。但是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想，却在“八十年代人”身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旧有的价值体系被打碎后，他们开始寻求个性的解放与人格的独立，然而八十年代没有能力给出答案。进入到九十年代后，面对蓬勃展的经济大潮，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所取得的自信和激情，在九十年代的物欲中遭遇到เ全面阻击，普遍感到了茫然和失落。九十年代的中ณ国文化是比较迷惘的，这个ฐ过程，整整持续了十年以上。“物欲”似乎是这个ฐ年代的核心词汇。受西方“后现代化”思潮的影响，西方现代文明的“物化”或“异化”，对中国人文精神的考量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拜金主ว义盛行！关于这种考量，我们会在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ณ看到他对黄金的诅咒。关于中ณ国文化的思考在这个时候变得严峻起来，所有的疑问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中国文化究竟能给现代人怎样的精神家园？这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了当代国人的价值重构。中ณ国人的价值观不能ม在八十年代的“打碎”之后，过于长久地在空中行走了。这个时候，“八十年代人”陆续开始在各个ฐ层面崭露头角。比起八十年代，他们渐渐可以出自己的声音，虽然有些微弱，但是他们广泛地存在着，由此所汇集的声音渐渐显示出了新า的力量并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阶层：“精英阶层”。柏杨的名字在这个ฐ时期由于特殊原因逐渐淡出他们的视野，但是柏杨关于国民性的思考，对这时的“精英阶层”留แ下的深刻影响还在，这种思考在九十年代后半期渐渐上升为ฦ主流，并达成了共识性的声音：文化的根本问题在于人的问题！同当时的中国经济软着陆相似，中国人文精神也在同一时期尝试着自己的软着陆。不同于八十年代的是，这一次似乎没有出现号角似的人物，而是整个“精英阶层”在推动着这个ฐ变化。“精英阶层”的共识是：文化的主ว体是人，人既是社ุ会主体，又是自身存在的价值主体。不同的主体范畴直接导致了人要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一方面人要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角色。对人自身问题的忽视将会导致人的物化，从而形成全社ุ会性的物欲，人的存在、价值和尊严也将被遗忘。由此，“尊严å”这个一向被国人保留在字典里的词汇，开始浮出水面并屡屡见诸报端。如果没有八十年代由柏杨引起的那场关于中国人的大讨论，很难想像会有如此广泛的人群，在九十年代共同参与了价值重建的过程。“适时出现”的柏杨4
新的价值体系在新า世纪初开始呈现出了它的雏形，这就是以尊严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建立，树立个人的人格尊严、生存尊严、道德尊严，做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人。这就要求在讲究自身尊严å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尊严å，这种尊重，实质上就是对他人价值存在的一种认同。“诚信”也开始成为新的流行词汇。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从打碎到重建的完整呼应，回顾这二十余年的时间，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五四”精神的延续之ใ路。能够完成这样一个ฐ阶段性任务，要归结于几方แ面的因素，即外部世界ศ的影响、与世界接轨、自我反思下全民素养的逐步提高、面对成长的烦恼付出代价后所取得的经验。“八十年代人”，如今年龄大约在三十多岁到เ五十多岁的“精英阶层”，在这条延续之路上表现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成为推动今天的当代中ณ国的中坚力量。在他们走过的路上，始终充满着八十年代的声音。那ว声音里面，有八十年代的激情和理想，也有八十年代的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和柏杨。四、新的中国与新า的中国人有意思的是，就在中国大陆的尊严核心逐步确立的时候，柏杨再度带着他的新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来到了大陆，并且一度成为二○○三年大众解读尊严的普及本。从“丑陋的中国人”出，柏杨和他的“八十年代人”，在二十年后，双方几乎同时会师在尊严å这个ฐ坐标点上。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时，会现存在于大陆与柏杨，或者说两岸之ใ间的一些惊人的巧ู合：八十年代，当走出“文革”阴影的大陆在阵痛中反思时，在台湾则同样在反思着的柏杨，其思想不仅震动台湾，并且风靡大陆；随后，在大陆出现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现象，与此同时，在柏杨的作品中ณ，也出现了就这一现象挖掘国民劣根性的文章：而当新世纪初大陆开始倡导尊严的时候，柏杨的尊严å也刚好来到了大陆。同为中国人，两ä岸在经济展，甚至一定的意识形态上有着极大的差别，然而双方在同一个阶段，所反思、所面临的却经常是共同的命题。同文同种的文化挥出的功力，我们无法看到和触摸，但它却如此的强大！在今天的大陆，尊严不仅仅是一个流行的词汇，以其为轴心的变化几乎ๆ同样是可以触摸的。从八十年代走出的“精英阶层”，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主ว导力量，他们同样也在以积极的姿态展示ิ着这种力量。一个ฐ非常著名的案例就是，广州ะ一收容所错误收容并非法致大学生孙志刚ธ死亡一案，引的对公民生存权的全国大讨论。大讨论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已经实行了二十一年的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收容站转制为救助站。这样的结果，大大出乎大讨论的起者和参与者们的预料，值得注意的是，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次依靠网络言论的力量，影响了一个ฐ案件的展，其结果是十一人被判刑，一人被判死刑。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就是，由于“非典”的爆和蔓延，“公众知情权”成为今年最流行的词汇之ใ一。几乎全国的媒体都参与过这场讨论，今天如果用google搜索“非典知情权”，将会查找到一万六千条以上的资讯。最新的变化则是，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实施ๅ，条例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原来登记时需男女双方单位出具的介绍信，同时可自愿参加身体健康状况检查。上述的案例、上述的变化，能够传递出的信息就是，当代的中国人已经懂得理解尊严å的内涵，并且在生存中开始活出了自信。一九九九年柏杨先生去香港，有记者问，他曾经批评中国人丑陋，现在经过好长一段时间，中国人进步了吗？柏杨笑说：“要进步很难，这是文化导致的。不过，如果倡导诚实文化，以诚实做基础，提倡尊严、尊重、包容、理性，远离传统的‘谎言文化’就是一个进步的开始。”就是这个开始，让我们感受到了中ณ国人新的气象，看到了“精英阶层”的影子，听到了八十年代的余音。历经了十年打碎、十年彷徨之ใ后的中国人文精神，或许从现在开始还要再经历十年的建构。或许本文的观点会被认为过于乐观，因为柏杨先生从丑陋到尊严，笔锋所指的国人病症并没有消失，甚至还像顽ื疾一样地存在着，甚至还可能迸出新的病症。孙志刚致死案不过才生半年，从媒体的披露可以看到，相似的案件还在生着；更多的知情权还停留在口头上；结婚登记不用介绍信刚刚是几天的事情，由此便得出结论，是否等同于加减法一样简单化了？事实上，上述变化以及二十年来的变化，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重新建立的人文精神的雏形，这是从“五四”以来不断付出代价也不断ษ努力的结果。一个ฐ民族的人文精神，是建立在国民精神基础上的，正是从鲁迅贯穿到柏杨作品中ณ的国民性。晚清政府曾经把自己的一败再败归结为ฦ船不坚炮不利，由á此开始了洋务运动，然而船坚炮利后仍然逃脱不掉失败，事实上是晚清的国民精神已经完全腐烂了。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曾一度陷于物欲横流当中，但物质的相对富有同样也无法挽救人文精神的缺失。相反，正是由于这种缺失，让我们目瞪口呆地看到了更多的丑陋中的丑陋。“适时出现”的柏杨5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人文精神的曙光，看到的是中国人进步的曙光，这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二十年以来，从“五四”运动开始近百年来中国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现在需要的是“五四”精神的延续，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