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伯用药很慎重，屡屡劝诚我们要深知药性，不得冒昧。对于哎咀古以咀嚼代切药之法，先伯从另一角度说；临症则自为哎咀配合，故万无一失。对一般感冒咳嗽属风火者，他从不应用酸收的五味子之类，他说古方小青龙治寒嗽ณ，五味与姜并用，一散一收，互相配合，岂可用于风火之嗽。他常以《得效方》中用药如用刑，一有所误，人命系焉的话教导我们谨慎用药的重要。
先伯用药很慎重，屡屡劝诚我们要深知药性，不得冒昧。对于哎咀古以咀嚼代切药之法，先伯从另一角度说；临症则自为ฦ哎咀配合，故万无一失。对一般感冒咳嗽属风火者，他从不应用酸收的五味子之类，他说古方小青龙治寒嗽，五味与姜并用，一散一收，互相配合，岂可用于风火之嗽。他常以《得效方》中用药如用刑，一有所误，人命系焉的话教导我们谨慎用药的重要。
五诊：因劳累็阴dao流血又稍多，脉寸尺弱，关弦虚，舌淡无苔。因失血过久，冲任不固，小有操劳，血即失御。治宜强肝肾，固冲任；热地黄、炒白术、鹿角霜、阿胶珠、炒杜仲、川续断、山萸肉、肉苁蓉、炮干姜ä。
五诊：因劳累阴dao流血又稍多，脉ำ寸尺弱，关弦虚，舌淡无苔。因失血过久，冲任不固，小有操劳，血即失御。治宜强肝肾，固冲任；热地黄、炒白术、鹿角霜、阿胶珠、炒杜仲、川续断、山萸肉、肉苁蓉、炮干姜。
汪逢春，生于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清·光绪十年甲申五月初ม五日，故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
汪逢春，生于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清·光绪十年甲â申五月初五日，故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
作者简介叶桶泉189๗6～，浙江吴兴人。幼年从师学医，早年在苏州ะ从事中医中药教学工ื作，同时开业行医并致力予本草学的研究。解放后历任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所长、江苏省中医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江苏分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江苏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南京药学院副院长等职。着有《现代实用中ณ药》、《近世内科中医处方集》、《近世妇科中医处方集》、《古方แ临床运用》、《中ณ医直觉诊断学》、《本革推陈》、《食物中药与处方》等。
严师教诲刻苦学习
我的学历是一穷二白的，学习路子是迂回曲折的。自己้出生于农村，仅读了数年乡塾，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还读了四书五经，只知高呼迭唱，背诵不懈า，囫囵吞枣，苦读死记，不求甚解。而且农忙、蚕忙，在家参加劳动，学殖荒芜，根底薄弱。十七岁拜师学中医。业师张克明先生是一位三代祖传名医，学宗仲景，擅长经方แ，临证处方，药简效宏，往往一、二剂立起沉疴，里人无不称颂。他对于贫苦病人，不计报酬，常常施诊赠药，但对城市富人，远道慕名延诊者，则非重金不就，时人称之为医而侠者。老师对我要求甚严，而且十分关怀，谆谆教导说：学业要靠自己的努力，命我多读书多写字。当时乡里缺乏医书，老师把家藏医籍借给我抄写，并说；抄书一遍，胜于读书十遍。还要我把伤寒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熟读背诵。我遵循师教，每日除随师临证录方外，还起早带晚抄录了《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医方，本草等大批医书。尤其密切注意老师的临证经验。老师临证，目光炯炯，胆大心细，根据望、闻、问、切，熟练地捕捉主证，立即施用其经验处方大都用的是经方แ。我把老师得心应手常用的验方，一一记录下来，这对自己很有裨助。
结合实际加强认识
学然后知不足。我在老师指导下，读了许多中医经典，可是越读越感到自己知识的不足，问题越来越多。因老师诊务很忙，常常我自己翻检图书，或证之ใ于实践，以求得解答。有时向老师请教。老师说：中医古典医学是非常深奥的，有些问题我也讲不清楚。古人曾说『此事难知』。只能多读多记，还要多用，熟ງ能生巧，一旦豁然贯通。这不仅学中国医学，学中国古时的一般文学大都如此。我在老师处学了三年满师后，回到เ自己家乡独立开诊。按照老师的经验，处方用药，治疗效果还不差。后来诊治病人越多，越觉得自己所学的太少了，于是白天看病，晚上查对医书，对照一天看病处方แ的得失，温书补课，多方面吸取先辈的经验，联系实际。把读过的经书，加以思考，求得认识的深化，灵活地应用于具体的病例。一次出诊，一妇人与人争吵而投河，被救起后嚎哭辩踊，突然僵仆，挺卧如死者半日余。诊之四肢冰冷，牙关紧闭，脉ำ尚未绝，知为尸厥。此时药不能进，为之ใ束手。忽然想到扁鹊医虢太子，有砺针砭石，八减之汤，五分之熨之ใ说，因即用汤沐热熨其四肢，适见围观者一妇人手中持有扎鞋底之针ฤ，即藉以强刺涌泉穴，患者抽缩其脚๐，即哭叫而醒。病虽得救，其理何在，仍不得解。事后查阅医书，原来早有记载：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复返则生，不返则ท死。恍然予针ฤ刺热熨，殆促使其气血复返耳。犹忆老师曾经教我要多读、多记、多用，所谓熟能生巧ู，这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求得解答的一种认醒方法。
钻研中药保证疗效
中药是中ณ医治病的重要武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ำ其器。我国地大物博，中药品种繁多，经验极为丰ถ富。但由于同名异物，同物异名，名实混淆，妨碍用药的正确性。例如，《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紫参汤中ณ紫参这昧药阴错阳差地变成了蚤休、重楼，因而真正的蚤体七叶一枝花则不予收购，沦落民间。又如《伤寒论·辨阳明病》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之连轺，是金丝桃科的小连翘地耳草、田基黄。考诸本草学，原有大翘、小翘，狭叶、黄花，药用茎叶，连花实等记述。李时珍云；旱莲乃小翘，今用如椿实者，乃蜀中ณ来。意思是说今用的木樨科连翘，是后来新现的，而原来的大翘、小翘因而失传。其实，小连翘田基黄对早期肝硬化有效，麻黄连轺赤小豆汤明记用根，是金丝桃科连翘，今叫做红旱ທ莲。还有萝蘑科的杠柳，也是后来现的，叫做北五加，因而原来五加科的五加失传了。真正的五加皮是功似人参的一种珍贵强壮药。本草所载金玉满车，不如五加，是记其功用也。诸如此类，无疑ທ影响了中ณ医用药的正确性和疗效。所以，我感到中医需要研究中药本草，这是非常迫切的任务。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又重点投入了这方面的工作，写了《江苏中药名实考》、《现代实用中药》和本草推陈》等书。
破除门户拓宽思路
中医过去有所谓经方派、时方派以及所谓温补派、寒凉派、补阴派，攻下派等等的门户之见。百家争鸣是好事，但囿于门户成见，往往束缚了自己的思路，必须克服。我自幼接受业师传授，开始偏重于经方。平心而论，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的辨证处方แ，理法严谨，方药组织颇有规律，其备受历代各家所推崇者，不是偶然的。可是医药学术总是不断展的。后世各家，各有其心得与经验，药物亦在不断地展。旧ງ社会之宗经方แ者，强调仲景经方能治万病，而宗时方者则谓古方不能ม治今病，这些论调都是错误的，应该破除门户之见，学习各家之长，择善而从。例如，温热学家所展的清热解毒药，养阴学家创造的滋阴降火剂，温补学派所擅长的补中益气汤，泄火攻实学派的防风通圣散等，都是我国医药史上的新展，应当兼收并蓄，取精用宏，通过自已๐的再实践，加以总结提高。个人认为中ณ医中药以防病治病为唯一目标，不管经方、时方，哪家、哪派，只要行之有效，而能重复推广的，就是好的，就要学习和效法。
反复实践深化领ๆ会
解放前农村极端贫困，农民往往贫、病相连。记得有一年我去乡里出诊时，一病家邀我顺便一诊。患者是中年妇女，病由黄疸后变成黑疸，面目青褐ຈ色，胸满腹胀，大便顽ื固秘结，邻人悄悄说：黄病变成臌胀，怕是不治之症了吧!患者呻吟病床已年余，因长期负担医药费用，家中已典卖一空，寡妇孤儿，情殊堪怜，故给予免费诊治，并送了几服药，稍稍好转。乃教给她十多岁的儿子，自挖蒲公英当地农民叫奶汁草，每天大量90～120克或更多煮汤喝，喝了一个多月，不化分文，竟把这迁延了一年零七个ฐ月的慢性肝胆病治愈了。这对我触动很大。蒲公英过去我也常用，而这次鲜草大量单独用，未料竟有如此的威力，可见生草药单方对症使用，其力专，其效确。这就增加了我对中药的用法、剂量与疗效关系的新า认识。使用单味药，剂量应增加，而复方แ则不然。根据我的经验，复方成人每日一帖药的总重量，60～90่克已足够了。中药的定量问题希望有专人研究讨论之。关于生草药，曾以一味野菊花治愈重症口唇疔。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性，鼻旁生一小疖，一夜之ใ间，肿胀蔓延面颧，口唇坚硬紧ู张，疼痛高热，神志恍忽，人都知道这是疔疮将走黄。其时，我急命采取野菊花一大把约半斤煎汤，一天连喝数大碗，当夜即安静，翌日退热，痛大减，不过一星期而愈。还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性，患慢性肾盂炎、膀胱炎，带浊淋漓，痛苦不堪，半年多来，抗菌素用了不少，时轻时重，已失去了治疗信心。我介绍其自采新า鲜车前草十至二十棵煎æ水，多量饮服，很快见效。连服一个月，后未复。以上这些生动事例不是偶然的一次两ä次，而且是可以重复的。如野菊花还可用于湿疹的感染化脓，煎汤作洗剂，往往一扫而光。蒲公英亦可治乳痈，车前草并能治泻痢等等，还有很多，不能多举。这更使我深深感到：中ณ国医药学这一伟大宝库中，对人民有利的东西太多了。作为一个医生来说，不管经方、时方แ、单方、复方，内服、外用，只要效果可靠，就应该兼收并蓄，为人民保健服务。
知己้知彼取长补短
我在三十岁以后，从乡下迁到双林镇开业，兼双林救济院医生，每周两次为贫苦病人施诊。此时，常和双林教会医院的一位西医接触，并交了朋友。他喜欢中草药和单方แ、验方，要我给介绍。而我则感到实验室检查对恶性疟疾和伤寒等诊断的帮助很大，经常请他帮助化验标本，并向他学习。当时，中ณ西医之间不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且往往互相攻讦。我们在坦白交流中，认为ฦ各有其长处：西医的优点在于分析，中医的优点在于综合。事实上，理论的研究需要分析，而整体性的内科治疗，则需要综合，何况中医中药治疗的方法很多。在日本有一句名言，叫做理论之完备，莫如西医；疗法之周到，莫若中医。这也说明这一点。我对于中医的展，那ว时即已有了一些考虑；是否采用中医中药的整体性治病，以西医分析的科学方แ法说理。因而粗率地先后写了《近世内科国药处方แ集》和《近世妇科中药处方集》等。当时只是一个尝试，现在看来存在许多缺点，就是疏忽了方剂的辨证。后来看到日本汉方แ医家大壕敬节、矢数道明、清水藤太郎、木村长久四人合着的《漠方诊瘵0突降》中译本为《中ณ医诊疗要览》，一九五三年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又一九六三年朝鲜译本名为《实际汉方诊疗》，此书在日本，已几经修订增补，现改称为《漠方诊瘵医典》，其体例也以现代医学分类，如传染病，呼吸器病，循环器病，消化器病等，病名和病理说，而附以汉方แ处方แ。不过他们的处方แ，说明了该方之适应症，这是值得我学习的。我深深感到应做到老，学到老，改到老。我早ຉ就想把〈近世内科国药处方แ集》加以修订，可是琐事繁剧，而年老体衰，力不从心，这条道路是否走得通，有待今后青年一辈的努力探索ิ。
马永华整理
弥甘蔗境忆从前
上海中医研究所顾问，教授刘ถ树农
作者简介刘树农1895～，江苏省淮安县人，从事中ณ医事业六十余年。历任上海中医学院《金匮》、内科、各家学说教研组和中医文献资料é研究窒主ว任等职，现任上海ร中医研究所顾问。
我对中医事业很少贡献，实有愧于老。惟在学以致用的过程三事，爰略๓陈之。
启蒙与业师
废科举后，在风气闭塞的小城市里，多不愿孩子们去上洋学堂，仍留แ在私塾里念书，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的塾师是个晚清廪生，颇็知医，对《内经》等经典著作，有一定的研究。所以在教我读医书时，既ຂ讲文理，又讲医理，选择《素灵类纂约注》、《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和《本草从新》、《汤头歌诀》等书，要我熟读硬背。当时虽稍感重负，尔后却获益良多。七十余年前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我十七岁离开私挚后，既在堂伯父小儿科小泉公和业师大方脉家应金台老夫子两处诊所，轮流进行临床实习。尽管他们诊务很忙，对徒弟们却严格要求，并毫无保留地传授他们的宝贵经验。由于我有了一些理论知识，在他们耳提面命之下，接受尚比较容易。记得堂伯父曾教导我们：小儿为稚阴稚阳之ใ体，一旦罹病，即应战决，不能ม以疲药误事。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如他对于当时流行的天花，在初期每重用透托和清解，并善于使用大黄，以撤在里之热毒。继则从事补益气血，分别兼温或兼清，重与托里排脓，治愈很多的险症。至于应老夫子则聪慧过人，学识渊博，尤精于湿温病的治疗。他坚持气化则湿邪自化的原则，以《温病条辩》中的三仁汤为基本方，随症加减，既善于守，也善于变。记得他曾治一湿温病人，在服用三仁汤加减四五天之ใ后，病势不但不减，胸ถ痞反而加剧，但不拒按，且伴有不得卧、不知饥、不欲饮等症。苔厚腻浮ด灰而滑，脉沉细而数。他毅然改用瓜萎薤自桂枝汤加干姜、细辛，直通胸中之ใ阳，而横扫阴霾。药下咽后，胸ถ痞顿开，诸症递减，身热亦得周身汗出而解。老夫子辨证之准确，应变之ใ敏捷，使我受到很好的教育，给我的印象亦最深。
失败与成功
我开业后不久，两业师即相继谢世。而我在他们余荫之下，业务却很可观。一年初秋，里中曾生具有热、有汗、咳嗽、鼻血等症状的一种流行病，蔓延颇็广。当时医者多从新感引伏暑论治，但未能愈病。我在碰到这种病人时，据其数脉且右大于左的脉象，认为是《温病条辨·上焦篇》所说的秋燥病，分别予以桑杏汤或沙参麦冬汤等方แ加减，辄应手取效。越二年的夏秋之ใ交又流行一种上吐下泻证，甚至肢冷转筋、躁扰不宁。我在辨证上，确认其为ฦ热霍乱。用王孟英《霍乱论》和姚训恭《霍乱ກ新论》两ä书中所载的连萸解毒汤、驾轻汤和蚕矢汤等方แ，治好了很多的因误服热药而至危重的病人。由是而声誉日隆，求诊者日众，且委之以疑难重病而不复置疑。于是，就遇到一些在我知识范围以外不能ม识别的病人，竟死于我之误治。如急慢性阑尾炎、急性胰腺炎、宫外孕、尿毒症等等。及今思之，犹有余恸！然而，这些失败的例子，犹可诿之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使我最感痛心给我教训最深刻的，莫过于误治一病儿的经过：约一九二九年夏季，有一十来岁男孩，一得病即壮热、烦躁、神昏、抽搐，认为是暑痫，用清营汤加减。开始进药，烦躁，抽搐即停止。续进苦寒撤热而壮热如故，屡投芳香开窍而神昏依然。旬日后，病儿于昏蒙中用右手频掐阴器，去其手、手复至，问其故，不能答。我亦莫知所措，过三四天，即死于内闭外脱。究其致死之由，久久不能得。等到เ一九三九年来上海ร后，得见日人源元凯所著《温病之研究》，系疏证《温疫论》之作。该书上卷之末，有掐阴一节，述一染疫病儿，至六七日，烦躁谵语，神昏不宁，频掐阴。诊其少腹，按至横骨旁，有蹙额痛苦难堪状，而所掐便止，放手复掐，与加减真武汤，至八九日而热解，神少苏，所掐亦渐止。经诘问，乃ี知其所以掐，是少腹连阴筋剧痛不可忍。因确认其为脏ู结证。我阅竟，不禁骇然而起，绕室傍徨，回忆前所遇病儿之死，并非死于病，而是死于药。病一开始，即误于寒凉遏抑，逼其内陷，转化为阴证，继而又末能及时用温药挽救。谁实为之，愧悔交加!ำ在汲取教训以后，每遇小儿暑痫，均治以风引汤，不妄事增损，二三日叩痊愈。
一九三六年，经同乡人介绍，刊南京诊治某巨公四十八岁头晕病，症状为头晕而沉重，起立则ท觉天旋地转，时吐涎水，旋吐旋生，食少神疲，静卧懒言，如是者近一年，经中西医治疗无效。我诊其脉抗弦而缓，视其舌淡苔灰滑，知其为在上之清阳不足，浊阴之邪ิ上泛，已成阴乘阳位之局。但屡进苓、姜、术、桂、参、茸之品，仅得稍稍改善，而效不显著。患者有休息痢史，每月必，经西药治疗，三五日即止。我结合这一点，遵张子和。寒湿固冷，可泄而出之ใ之说，按《千金方แ》治下腹中痰游的紫圆方，照方配制，先服如梧子大者三粒，得微下。隔一日用十粒分两次服，下水液杂脓血数次，越二日头晕即大减，灰腻滑润之苔亦渐化，食纳加，精神爽。续进调补脾肾两阳之荆，康复如初，休息痢亦不复作。年逾八十，以他疾终。
在受到《温病之研究》的启以后，深感日人治学之精与识见之广。又揣摩了汤本求真所著的《皇汉医学》，觉得这部ຖ书的好处，是教人从腹诊上以识别ี阴证与阳证。我在临床上曾根据确诊所得，用该书所赞赏的桂枝加苓术附汤，治愈了几个沪地所谓湿温伤寒属于阴征类型的病人。
环境更新略有长进
我于一九五六年夏走上中ณ医教学岗位。如枯木之ใ逢春，亲承雨露；庆晚年之幸福，自为郎。既ຂ受教于良朋益友，又饱览夫玉轴牙签。既能从今以验古，亦可温故而知新。尽管学而不力，却也略有所得。
一关于理论初步学习了一些哲学著作以后，懂得了；1中医理论的形成，是由于我们祖先在积累长期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经验中，认识到医学部门所有事物的矛盾法则，其变化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事物内部所包含的对立势力的相互作用和斗争。因而在矛盾普遍性原理指导下，运用具有哲理的矛盾分析法的阴阳学说，来阐医学部门本身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中医书籍中的阴阳二字，虽然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含义，但运动本身即是矛盾。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因此，阴阳两者的本身，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而祖国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阴阳学说，则ท是揭示医学特殊矛盾的说理工具，因而阴阳并不等同于普遍的矛盾。至于脏象、经络、血气、精津、营卫、病因等学说，无论其关系到生理活动或病理变化，都离不开矛盾运动的物质，也就离不开阴阳。所以《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王冰注：一，谓离合也。所谓离合，即意味着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基于此，也就加强了我一向主张以阴阳学说为中医理论体系核心的信念。2天人相应说的精神实质，符合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所认为生命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า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新陈代谢的观点。毫无疑问，新陈代谢是生命生存的基本条件。如《素问·阴阳应像大论》所说；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固然只是粗略地描绘机体新陈代谢的概况，而同书《六微旨大论》：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之说，则是对自然界ศ一切不断ษ的新陈代谢的概括。中医病学的特点，不仅在于认识副疾病内部存在着邪正斗争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在内外因统一的认识基础上，把机体的正气内因放在要的地位，邪气外因能否致人于病，决定于机体正气的适应能力。这就吻合于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科学论断。至于陈无择只片面地看到เ致病之因，看不到受病之体的三因说和王清任本不弱而生病之说，都违悖了祖国医学固有的朴素的辩证法的两点论，而是形而上学一点论的纯外因论或被动论。惟有许叔微独具只眼，能够辩证地对待疾病生、展的问题。他在《本事方แ》中曾重复地于经文邪之ใ所凑，其气必虚的下面，接着说留而不去，其病则实。这和现代医学所认为因致病因子的刺激，机体生理性的防御装置起而抗争的观点，如出一辙。其实，这也就是疾病本身的辩证法。
在编写第一届西学中研究班中医内科杂病教材工作中，认识到最重要的一条，是尽量把祖国医学文化遗产中最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写进去，藉以加强西医师们学习中医的信心。例如写虚劳篇讲义แ时，鉴于过去关手虚劳病的论述，多数认为是积虚成损，积损成劳，只强调正虚而不及邪实，并把现代医学所指的结核病也纳入其中。其实，我们祖先对任何疾病的形成，都认为是邪ิ正两方面的事。《内经》和《伤寒》、《金匮》均有大量的记载，细按即得。因此，把虚劳分为虚损与劳瘵两类。前者因另开《金匮》课，只筒略地叙述汉以后关于虚损方แ面比较切合实际的理法方药，后者则重点突出《外台秘要·骨蒸门》所引用的苏游论。尽管在它以前已๐有人认识到这是一种传染病，但它却明确指出患者是因毒气内传，周遍五脏而死。所谓毒气，自是指六淫以外的外来之ใ邪，这是非常可贵的。又如在肿胀篇中特别提出《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血不利ำ则为水，名日血分的观点。虽然它是指的妇人经水不通，不免带有局限性，但它已估计到血与水的关系。这些都是祖国医学理论中的精华部ຖ分，理应晓之后人。可是，我在担任这项工ื作很短的时间以后，即病支气管扩张，大量咯血，反复作，体力不支，而另让贤能。
在目前大量论著中，有不少论及了中医五行学说内孕育着内稳定器模型、系统论和控制论的萌芽，在这些论文的启示ิ下，我进一步认识到古老的祖国医学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并从而认为ฦ《金匮今释》五行可废、阴阳不可废之说，是毫无根据的。朱熹《太极图说·注》中曾指出。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盖五行之变，至于不可穷，然无适而非阴用之道。于此，可知五行之中固莫不具有阴阳，而中医五行学说以五行联系机体内外环境的整体统一和相互资生，相互制约、自动调节的一系列活动，又莫不包含着阴阳两者的矛盾运动。陆氏未见及此，宜其有废此存彼的错觉。若夫中医惯用的有关五行方面术语中的克字与制字，则ท应有所区别，不能混淆不分。因为它关系到生理与病理，即正与邪两ä个方面，而各异其含义แ。如《医经潮洄集》在解释亢害承制时说；承，犹随也。不亢则随之ใ而已，既亢，则起而制ๆ之，承斯ั见矣。这和《类经附翼》无制则亢而为害说中的所谓制，都属于生理性的自动调节。施制与受制ๆ的双方，都属于正的方面。当然，制的作用，也可施之ใ于邪的一方，如培土以制水，滋水以制火，其所制ๆ者，自属于邪。不过，这所谓制ๆ，是来自予体外的输入。假如是阳明大实，煎熬肾阴，则为ฦ邪土克正水；水湿上凌，蒙闭心阳，则为ฦ邪水克正火。总之，壳我者为邪气之ใ贼害，被克者为正气之受戕。正如《素า问·至真要大论》所说：清气大来，燥之胜也，风木受邪，肝病生焉，热气大来，火之胜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因此，为了使概念明确，对克字与制字的使用，有严格区分的必要。
=关于临床在接触临床的带教工作中，在目前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要求下，感到เ临床上单靠中ณ医的辨证，显得十分不够，是毋庸讳言的。然而有些病例，在现代诊断的客观指标提示下，却闪烁着中医理论的光辉。例如，慢性肾炎病人的早期，尿检中有蛋白、管型、红白细胞等等，至晚期血检中非蛋白氮等升高而死于尿毒症。这就充分证明了清代邹้澍在《本经疏证》山药条下肾气者，周当留其精而泻其粗也之说，是天才的现。在彼时的历史条件下，当然不可能ม清楚地认识到精与粗的实质，但这一论点，确是对肾脏生理功能认识上的突破。尤其是在目前，有足够的资料使人理解到：慢性肾炎病人，始而留精功能不足，亦肾气之衰颓，继而去粗功能有亏，知邪毒之ใ潴留แ。从而为指导治疗了有益的论据，有力地纠正了过去仅据尿毒症出现的惊厥、昏迷症状，认为是病久延虚、虚风内动，治以三甲复脉ำ汤等方的偏差。不仅于此，现在还能根据肾脏ู早有器质性病变的认识，及早地适当地佐用活血化瘀、消肿生肌的药物以提高疗效而推迟恶化，乃至完全治愈。当然，也不能因此而忽视中ณ医的整体观点。如在治疗经过现代医学确诊为冠心病范围内的某些心脏ู疾患时，根据传统的四诊所得，参用补肾阴或温肾阳的方法，往往取得比较满意的疗效，这又说明了中医心肾相交、坎离既济等理论并没有过时。与此相反，我在运用肤浅的现代医学知识从事临床实践中，又常常感到เ某些中ณ医理论的不够完善，甚至变更了原来整套的理法方แ药。如众所周知，现代医学对其所谓炎症，每指出其病所有充血、水肿等病变。我曾遇到一个失音五年、别无所苦、久ื治不愈的病人，即根据五官科对声带诊断ษ的结论，用通窍活血汤合真人活命饮加减，不过数剂即得音开而逐渐响亮如初。这就免去了是金实不呜还是金破不鸣不必要的顾虑。还有，我曾用活血消肿、渗湿清热、专理肠间的方法，治愈多例慢性腹泻，以及在治疗迁延性肝炎、慢性肝炎和早ຉ期肝硬化的过程中，总是尽先解决血气有亏与邪毒和瘀血留滞这一对虚与实的主ว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多能ม完全治愈或获得缓解。这又使我感到李士材治泻九法和王旭高治肝三十法，都不免限于历史条件而不尽切合实际。也有一些慢性腹痛，其病机正如《临证指南医案》便血医案中所说脏ู阴有寒，腑阳有热的相反状况，治疗上自应兼筹并顾。叶氏之说，自是从《金匮》黄土汤方แ义领会而来。实际上，有很多胃肠和其它方面疾病的病机，同时存在着脏寒腑热，亟需仔细分析，这就是辩证法在病理上的体现，也是辨证论治的精华所在。闲尝忆及《医学入门》有人皆知百病生于气也，而不知百病生于血也之ใ说。我则认为，百病未必皆生于血，但百病都或多或少地与血有关。这从活血化瘀法在临床上用途之广，取效之捷，可见一斑。吾生有涯而知无涯。纵皓穷经，犹未窥堂奥。然涉猎既ຂ久，也不免有一知半解。但一念及先贤顾亭林凡著书立说，必为前人所未言，而为后人所必需之ใ言，则又不敢率尔操觚。荏苒至今，徒伤老大。
最后，我不辞衰朽，谨向同道们贡一得之愚：就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宝贵医学，是研究和解决医学部门特殊矛盾运动的学问。要学好这一宝贵医学，就要学习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中曾指出：科学历史告诉我们，每一种科学都是研究世界ศ的某一方面的过程的矛盾运动的学问，科学家只要一旦离开了矛盾分析的研究，把它研究的对象看作是没有矛盾的东西，就要使科学的进步遇到障碍。因此，我愿在有生之年，和同道们一起，一面加强辩证法的学习，一面呼吁多学科的协助，进一步探索祖国医学理论的精髓，为中医学术的展共同努力。
郭无玲整理
涉医征途回眸
北京中医医院到เ院长、教授关幼波
作者简介关幼波1้913～，北京市人。医承家学，广撷博采。临床四十多年，对于肝病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有关同志协助下，创制关幼波肝病辨证施ๅ治电子计算器程序，获得成功。着有《关幼波临床经验选》等。现兼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内科分会理事、北京中ณ医分会副理事长、北京市科协理事等职。像
我从事中医工作已四十多年，途中小憩á回眸，展望中医现代化的美好前景，欣喜之余，乐่于总结一下自己的学习经过和体会。
严字开的头
一严父即严å师我幼承家学，六岁读私塾，在老师与家父的严格管教下，熟读四书五经并嗜书法，九岁时曾在街头当众挥毫书写春联，路人得之以求吉利ำ。十六岁与家兄随父学医侍诊左右。我的父亲关月波是北京地区名医，擅长内、妇、儿科，对于时令病、妇女病更有独到เ之处。他的学术观点受滋阴派朱丹溪的影响，倾向于阳有余、阴不足。他体会：天花、麻疹、猩红热等属于温疫范围，病毒由口鼻而入，在气分不病，在血分才病，所以在治疗时一定要加用凉血活血的药物，如丹皮、赤芍、白茅根、元参。麦冬、生地等，自始至终注意养阴为佐，亦即解毒养阴、凉血透表之法。由于当时温疫流行，他曾将自己的经验方做成温疫灵丹加引吞服，简便廉验，深受劳苦大众欢迎。对于妇科病，他以四物汤治血为ฦ法，因病而异，灵活化裁，每收殊效。内科方แ面善治脾胃病，侧重于调理气血。总起来看虽然方แ药平平，但是辨证精当，疗效卓著，名人墨客祝贺称颂者不绝于户。其中胡某重病获愈，感激不尽，进金匾一幅，匾中八个ฐ大字两行排列：髂翌罄。横竖可读，回环成诵，意思是：儒乃达儒、医是明医，儒达乃儒、医明是医，儒医乃是达明儒医，儒医达明乃是儒医。此段回文诗我一直保留到เ解放前夕，并以此鼓励自己。
父亲既是严å父，又是严师，对我兄弟二人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吾兄误将橘红写成菊红，父亲当着病人狠狠地给了他一嘴巴๒!并辞退了这个徒弟。我也曾挨过父亲的戒尺，因好学善问，得以继续留在身边学习。但随诊多年，从不轻易放手独诊。在父亲抱病期问，他曾连续抽查了我的三个脉案，经过认真复核，考试合格，最后满意地说：你可以治病救人了。』不久，他便与世长辞了。
二根基立坚实父亲以品端术正为座右铭，并一再告诫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ฦ不知对于同道主要是学，不要评头品足，妄加批评，治病救人重于义แ气、轻于财气……这些朴实而略带封建色彩的哲理，作为医德教育，在当时来说，是无可非议的。
父亲医术高，并非开口《内》、《难》，闭口《金匮》、《伤寒》，而是重视医理与病理的结合，在基本功上严å格要求。诸如《雷公药性赋》、《汤头歌》、《濒湖脉学》等，都要求熟背，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则以实用为准选学精读，要求明其理、知其要、融会贯通。比较重视的是叶天士的《温热论》和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另外，也重视朱震亨的《丹溪心法》，李东垣的《脾胃论》，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唐宗川的《血证论》等。父亲常说：医者理也，认清医理才能ม治好病。所以，在学习经典医籍时绝不要求死记硬背，在临床应用时绝不要求生搬硬套，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在实践中加深记忆。
博字铺开路
一实践出真知父亲病故后，房东把房卖了，按照当时典三卖四的规矩，必须在四个月之内搬出去。那年我二十八岁，参加伪政府卫生局的考试应试者五百余人，合格者仅有四十多入，虽然获得了中医师合格证书，但仍不能正式开业，必须到汪逢春会长为举办的中医师学会讲习所学习一年，考试合格后才能ม正式挂牌。当时正值丧父就学之际，饱尝了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的苦酸辛辣。只好搬到前门外大席胡同广福客店，三世同居一小陋室，晚上搭铺就寝，白天拆铺攻读、看病、吃饭。所谓广福客店实际上是贫民窟的一角，住有五十多户人家，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故与我交往者尽贫苦之ใ辈。由于国腐民穷，瘟疫流行，应接不暇的门诊、出诊，锻炼了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中医。成功与失败、欣慰与焦虑，复杂的心情激励着我的进程。由á于广泛实践，把从父辈和医书上获得的知识变成了我的直接经验。例如，我出诊时进门一闻，便能ม鉴别出是麻疹还是猩红热，这种闻诊的敏感性，可以说是后天获得的特异功能ม。
由于当时的处境，使我有机会经常接触民众，加强了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例如有位洋车夫请我出诊，事后拿出一元钱酬谢，我一眼就看见月份牌上夹着一张当票，心中凄然，迅推回车夫的双手说；快拿去给孩子买药吧l这样的事是很多的，无数贫民难友虽然无钱送礼挂匾，但是心中的匾牌，情意更为深重。
二博采思路广北京解放了，我同时在几个药铺坐堂，如前门大街的永安堂、体干堂。，三里河大街的同和堂、保得堂等。当时我有幸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同一药铺坐堂，施为下午4～6๔点，我为下午6～8点。每天我都早去站柜台浏览施的脉案，并亲自询问服药后的变化，洞察其中奥妙，正是行家看门道，稍有所得便默记脑海，日久天长像孔伯华、肖龙友、汪逢春等名家脉案都成了我的活教材。另外，我还广交同道淡论医道，像前门地区名医康乃安、赵瑞麟等都是我的挚友。由á于我勤学好问，康在临死前把祖传秘方鹅口散传给我，经我推广使用对于口腔溃疡、白赛氏病等都有良效，现改名口腔溃疡散，由药材公司公开出售。一九五三年我参加了北京市第一中医门诊部，与已故妇科名老中医刘奉五对桌应诊。刘是国医学院科班出身，又曾在校任教，理论基础扎实，临ภ床疗效也好，我打破了文人相轻的旧习，主动与刘ถ探讨医术，并互相交换病例。我当时把所能接触到的前辈和同行，都当成了老师，履行了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遗训。
三勤学不耻下问我自幼曾受过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古训，又经历了做学问的艰辛。所以，我体会到：学问、学问，边学边问通过实践，才是自己真正的学问。平时我参加外院疑ທ难重症会诊较多，很多西医都乐意与我合作，我也把会诊作为向能者学习的好机会，并经常从抢救疑难病例中，汲取现代的医学知识。
钻研持以恒
一由博返约，深钻肝病辨治调入市中医医院后，由á于科研需要，我进了肝病组，组内成员虽几经调整，我可以说是开国元勋之一，也是耐力持久的主力队员。从制定科研计划到实际临ภ床观察，我都亲身参加，及时总结经验，多次在杂志上表文章。我很注意某些新的苗头和新的线索。例如在五十年代初ม期治疗肝炎除清热利涅ื法则ท外，还流行清热解毒之说。我曾现南方某肝病专家善用芳香化浊之品，对于改善症状和肝功能疗效尚好，我迅即扩大使用，于是藿香、佩兰等芳香化湿解毒的方药得以验证。再如肝病后期，正气耗伤，病邪易于散蔓，过用清热解毒、清热祛湿反而容易中伤脾胃。我根据肝欲散，以辛补之，以酸泻之的理论，选用一些酸味的药物，像白芍、木瓜、五倍子、乌梅、五味子等，一方面收敛正气，一方面泻肝酸敛解毒。特别是对于五味子的研究更是受到多方面的重视，并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其它如肝病辨治过程中的邪正关系，病证结合与中西合参，对于肝病的胁痛、腹胀、低热、痞块、合并痰湿肝炎后肝脂肪性变、消เ渴等症侯，以及近些年来新现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gaທg阳性等问题，我都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并不断ษ总结自己的治疗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