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以说是我要向作者请教的第一点。第二点仍然与此有关，就是对夷夏之ใ辨的理解问题。《春秋》之义，一是尊王攘夷说，一是礼乐中国论；二者并列，维持着某种张力，不可偏废。作者单取后者，强调“儒家‘夷夏之辨’对于重铸中ณ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所具有的异常重要的意义”，实际是将一个兼顾政治立场与文化态度的论述化约为单一的文化叙事。这固然使得文化脱离血缘、地缘以及相关利益的纠缠而普遍化为ฦ普世价值，但却也同时消解了儒学、礼乐与父母之邦ะ的内在联系，使“中ณ国”和“礼乐”仅仅成为一个作为能ม指的空洞符号，而作为ฦ所指之实体的地位与意义却大幅下降。这不仅使得孔子对管仲的称道变得殊不可解，也使得这个ฐ文化成为ฦ无源无根的绝对理念，而与文化这一概念和事实的内在属性相背离。私意以为，对于表达作者对于儒学的理解，对于伸张书中的理念，夷夏之ใ辨并不是一个特别坚实的阿基米德点。《易传》的“天地之ใ大德曰生”，《中庸》的“成己้成物”，对于支撑“保合大和”、“各尽其性”，对于接轨自由á、平等、博爱，对于参与文明对话寻求多元共识，都更加有力顺畅，也更富有理论的厚度与弹性。
退一步讲，即使礼乐่也不能全部ຖ解作文化，它实际也是制度，具有政治的属性。而制ๆ度的正义แ性与有效性维持，都必须注意与情境相匹配，即所谓与时俱进。这些都需要后来者体会圣人制作之意有所继承的同时有所展。我觉得中华民族的意识塑造与现代国家形态建构，即通过建设一个良好的制度框架和公共文化，将ethni9๗的一体，是从中国崛起讨论中ณ国的现代性的具体内容。实际上我对作者的欣赏和挑剔，都是以此为背景并有所期待。
不知作者以及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是为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