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我心头一动，感到เ这一切所形成的气氛，对于我，对于我们共和国的新时期，都仿佛有种寓言的意味。一个ฐ人的新的生命，一个国家的新的时期，一个小生命的诞生，都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的。这样的开始，预示了他们都必须顽强的奋斗才能ม胜利或生存。
我的话完了，谢谢大家！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的生物”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合”尤其在中国社ุ会，人的真正属性不通过政治几乎ๆ无从表现。政治甚至渗透到床上旁观做爱的全过程，柏拉图的爱情常常也要以政治术语来表达。政治败坏或说是提高了中国的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下降或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但只要把语言当做语言，将语言的功能发挥到极致，艺术便从中产生了，那ว也是今日的中国文化，不可置疑地体现了某个阶段。
当前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经济建设是我们一切事业的中心。税务工作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出来。在过去计划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一般人和税务极少打交道。所谓纳税，也是把国家这个口袋的钱放到那个口袋里去罢了。现在不同了，几乎每个老百姓都与纳税有关系，比如所得税，不论任何人，收入达到一定数额便须ี纳税。而税务部门绝不同于银行，他只会向人要钱不会给人钱，这样，惹人“讨厌”的问题就产生了。
请你原谅我说了这么เ多不着边际的话。你如果注意到我在那次会上讲的和现在写的，你就会知道我现在根本不在考虑什么小说问题，我提议召开各种创作讨论会不过是在尽我作为一个文艺团体的领导人的义务罢了。
两年多的文学院生活已经结束，这部作品无疑是他献给母校和社会的一份答卷。如今，他又考入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我相信勤奋、刻苦。善于求索的查舜会有更大的抱负。我遥祝他成功！
黄帝的子孙，或说是猴子的后代，上帝的创造物，在失去绿色的遮荫下生活，在光秃秃的石头滩上生育，一代又一代，皮肤变得粗糙了，表情变得呆痴了，神经变得麻木了，大脑แ竟然也萎缩了。在森林里生活的野兽都比在秃山沙漠中生活的野兽活泼健壮、皮毛光亮。何况万物之ใ灵——人乎？试把如今踽踽在贫瘠山区的农民形象和秦陵出土的兵马涌外貌相比较，就可看出我们的人种在退化。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给他们供给我国翻译出版的文学书籍。何滨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人员的身分，当场与那位图书馆管理人员建立了联系，答应以后不断地给瑞典文学院寄书来。胖胖的管理员很高兴，双方都交换了通迅地址。回国以后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何滨这个小小的工作人员有没有条件给他寄书，寄过了没有。恐怕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但是，在我情绪稍微稳定下来时，我也并不气馁。我看过一些欧美、包括苏联作家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写的小说，当然，其中有不少优秀之作，可是，大部分作品除了在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上有些新花样外，对人生的思考、对历史的探索、对社会生活和反映也不过平平，只是形式上给人一种新奇感罢了。我们修了二十二年地球，放下铁锹就能写书，如不妄自菲薄的话，我们写的东西至少不比他们逊色多少。这难道还不够使我们引以自豪吗？
然而，我们现在凭的什么เ在写小说的呢？艺术功力上，我们应该承认我们较差，很难凭借；我们凭的就是我们自身生活的积累和对人生、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思考。在一定意义上说，生活积累与对人生、历史、社会现实的思考就是艺术的基础。我大胆地概括成这样一个公式：艺术上的高度和描写生活与人物的深度成正比。
所以，我给我自己规定了这样的任务：我不追求艺术的永恒，我只追求我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一瞬间的现实性。如果我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瞬间的现实，我的作品就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而艺术，只有根据表现和接受的相互关系，也只有站在社会实践的立场上才能具有审美价值。
《花园街》和《风格》，在艺术上，当然绝谈不上完美精致。相反，恐怕它们还不过是毛坯，都有许多应该再加工之处。但是，至少，它们表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激情、中国人的活力、中国人的问题、中国人的向往、中国人的理想、中国人的艰辛的斗ç争。我很欣赏鲍昌对《风格》的评语，只有一句话：“在我们当前十分艰难复杂的人生中，显露出了一种自豪的微笑，信念的微笑。”（见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学报》）我觉得这句话同样可以加在你的《花园街》上面。是的，我们只追求了暂时，只追求了这一瞬间，但又怎么不可预见，我们的作品不会对后人有点认识价值呢？未来的人，难道不能从我们的作品中ณ看到一些他们的先人是怎样过来的，是怎样想过的吗？前面我已说了；我们笔下的人物都有一定的现实性，即使书中ณ人物的某些想法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是错误的，构成其错误的因素า也是现实性，因为那是我们这一代人只能达到的程度。人的审美观念虽然是不断流动变化的，但若干若干年后，就像我们现在看若干若干年前的文学作品一样，作品的直接美感将多半被作品的认识价值所渗透，因而，我们的作品也许还有一定的美学意义。这样，只要我们牢牢地把握这一瞬间的现实，我们也可能获得永恒。
而中国这一瞬间的现实，其“真实内容”只能ม是社ุ会主义แ改革。
我常常想着我作为一个作家的使命应该是什么。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我实在愧不敢当。一个党员作家，还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个党员，然后才是一个ฐ作家，比如你。我呢，至今还没有修养到你这样的程度，我总不能认为自己应该首先认识到เ自己是个ฐ群众，然后才是一个作家吧。但即使你我都这样认识，还是要归结到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看待作家的使命这个问题上来。
从文学，也即我们所从事的专业来说，我们总算忝列于现实主义แ作家之末。而现实主义方法已经规定我们应该从非本质性的素材中选取和组织本质的东酉，揭示未来历史方向的进步因素，即所谓“典型性”说到底“典型性”都带有职能的意义。这种职能就是激励读者批判一切旧社会的残余包括其意识形态，并变革现实。现实主义文学如若缺乏力图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它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怀疑ທ。不但是我们，外国一些优秀作家也认为典型化就是集中一切已经在活动的力量去面向社会变革。因而典型的主人公就是作为在某一特定时期把一切变化着的力量集中于自身的人物，他具有把社会变化付诸实践的某种决定性影响，同时他还采取一种预言社会发展方向的姿ู态，吧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笔下的主ว人公一直被人所称道，贾宝玉之所以作为ฦ一个不朽的文学典型，也正是这个道理。
这样看来，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个社ุ会主义改革者。我们自身具有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我们的作品才有力量。如若我们自身缺乏变革现实的兴趣，远离亿万人的社会实践，我们就等于自己扼杀了自己的艺术生命。我们也就不能再从事这种职业了。
最近，我更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党中央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ว义精神文明，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之后，我既ຂ受到了正面教育，也受到เ了反面教育。不过此事应该是我们另一封信里讨论的问题了。我这里只再重复一遍我上面的话，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绝不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我们以社会主义แ改革者要求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写改革者。这是不言而喻的。程乃珊可以写《蓝屋》，铁凝可以写《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我也可以写将在《十月》第二期发表的《绿化树》。
《绿化树》出来后，你一定要“拜读”我等着读你的《三月柳》。
再见！
贤亮
198๖4。1。3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