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大亨冯仑的创业人生：野蛮生长作者：冯仑
“原罪”是怎样炼成的1
万通集团公司从创立就把自己的生日9月13๑日确定为ฦ“反省日”，以求自警自省不断进步。记得1้996年在海南开“反省会”时，我们就检讨自己，为什么从199๗1年开始辛辛苦苦做事，公司报表却总也拨不正？反思之后发现其实从根上就错了。于是我想到“原罪”第宗罪，最早的病变基因是在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在讨论时援引宗教说法，把民营企业最初逻辑上的发展悖论和体制ๆ环境中些不妥的制度安排称为“原罪”，后来被多数人理解为最初的错误，比如道德上财务上的。但是到2002年学者们开始讨论的时候，郎咸平等人把“原罪”定义为用不正当手段行贿牟取暴利，这就把“原罪”放大了，把现罪也加在了“原罪”头上。我不赞同这种说法，这和我经历的民营企业发展最初ม的煎熬不是回事。我坚持认为“原罪”是最初ม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造成的源发性疾病。
大概在1995年到เ1996๔年的时候，万通的母公司海南万通遇到了非常大的危机，而正是这个ฐ危机，触发了我们在“反省日”的讨论和自我检查，从而有了自己的“原罪”认识，并且找到了根治“原罪”的正确方法，那就是“资本社会化公司专业化经理职业化发展本土化”。
我们当时的危机，主要集中在财务和内部ຖ组织，以及公司与外部ຖ环境的矛盾方面。从财务上来说，我们当时扩张得非常快，主ว要通过杠杆收购和连环控股的方แ式，投资了武汉国投，有三个ฐ信用社天津个，南宁个，兰州个；另外还投资了华诚财务公司天安保险陕西证券，还有民生银行。时间，我们成了最招人注意的民营企业。我们接着就通过金融机构互相拆借等方式来扩张，投资在房地产商业零售以及高科技等许多行业。在扩张过程中，我们的内部ຖ组织实际上逐渐被分割开了，深圳那块在王启富手里，广西那块在易小迪手里，北京这块归我和潘石屹管，另外，武汉国投上海万通由我和刘军共管。这样来，财务资源和公司的经营就出现了很大的错位和冲突，在扩张过程中，财务负担日益加重。当时，用于投资的资金都是以将近20的年利率短期拆借来的，如果没有60以上的毛利ำ，投资肯定是亏的；越投，口袋里的钱越紧，越紧ู就越加摧残手中的金融机构和向更多的人与机构去高息拆借，结果雪上加霜，饮鸩止渴，公司不堪重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财务危机，实际上迫使我们去思考我们到底有多大能力，我们应当怎样获得健康的投资和扩张的能力，而不是抽风式的变态的能力。这刹那，我们明白了绝不能ม用借来的高利贷投资，救治自己的唯办法就是先卖东西还债，压缩公司成本，甩掉包袱，然后再行增资扩股，引进不需要还的资本金。于是我们就开始大踏步地向后撤，退之再退，直到เ卖无可卖退无可退。武汉国投卖了，北京天津和武汉场内证券่回购的席位收回了，三个ฐ信用社ุ归入当地城市合作银行，陕西证券่卖了，天安保险抵债了，华诚财务公司破产了，东北华联也卖了。总之，这是个ฐ有点类似于后来德隆的财务危机。我们当时把危机原因归结为“短债长投”。
在财务危机的同时，我们又陷入了组织上的危机，实际上就是几个ฐ合伙人股东在财务压力下面临的选择和困惑。由于谁也想不出万全之策，且又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大家就提出分而治之，广西和深圳被切割出去，潘石屹也自己้创办了新า公司。所谓组织上的分法，实际上也就是按照谁管哪块就分哪块的做法，同时大概算了下账，然后基本上按照ั比较平均的个数目分给走的人。但是，走的人都拿到了现金，没有拿负债，所有的负债都留在了万通的老根这个地方แ，由我王功权和刘军负责处理。所以，合伙人分家在那段时间是最大的组织性危机。
19๗96年之后，资产负债还在继续压缩和变卖过程中，但组织切割已经完成。这时，我和功权面临着个现实的选择，就是公司怎么样往下走？这是个很沉重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我去了趟美国，跟功权在美国又反复商量了下，最后我们决定“收缩”：把所有的业务集中，压缩费用，压缩人员；国内业务只做房地产，美国万通只做创业投资。做出这决定以后，就到เ了9月13日，也就是万通的“反省日”，我们照例集中ณ，闭门反省认真思过。这年的反省是在海南做的，我们在反省的时候，很疑惑万通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步，财务上出现那么大的漏洞，欠那么多的钱在1996年的时候，我们欠的钱有六七个亿？合伙人分开之后资产状况更加糟糕，这到เ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几个人不能够继续合作走下去呢？经过认真讨论分析，我们发现，其实有很多问题并不是1้995年和1996๔年才出现的，我们的确背负着与生俱来的悖论和困境；最初的时候些事情的安排些制度些做事的方法都存在很大的欠缺和缺陷，有部分欠缺是自己的局限性，还有部ຖ分缺陷属体制环境所致。
“原罪”是怎样炼成的2๐
为ฦ了讨论方便，我们就把这个ฐ问题称做“原罪”。从那时候起，我们就不断ษ地来检讨自己้所谓的“原罪”问题。
我们发现的第个悖论是，在中ณ国，人们没有钱才办公司没有资本才投资。这在西方是完全不可能ม的，那里是有钱人才投资才创น业，起码开办费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借贷到。我们的要惨得多，两手空空，也只有三种途径可能拿来初始资本：，自己家里人的积蓄；二，“欺骗”和“抢劫”—“骗”可以重复三五次，而“抢”也就两ä次，不可重复，创业过程就会中断；三，借钱，债主给出时间，借债的付利息，以后想办法把资产负债表做正，让创业过程不因为资本的问题而中断。
我们家里都没钱没能ม力，甚至也不支持我们自己้办“皮包公司”，唯靠谱的就是不断借债。所以我们的资本构成中ณ自有资本金从开始就是负数，是从借的高利贷转成的资本金，开始回报的压力就是“必须暴利ำ”的压力。没有暴利，怎么可能还了本付了利ำ息我们当时借钱的利息都在25以上，还得能ม给自己้剩下点再继续折腾？比如，我借100块，从第天起就亏损，负债率是1้00以上；那时般是2๐0以上的利ำ息，本金加利息要还1้20块；年必须赚到2๐80块，还掉120块，吃饭花20块，营运费用花掉40块，还能ม剩下1้00่块做资本。100块本金赚280่块，这不是暴利吗？必须完成第个ฐ暴利过程，才能ม维持初ม始的规模。般情况下，很少有人会老老实实把钱还了，还按上年规模去发展；多数都恨不能把暴利所得的28๖0块都再投进去扩大规模。这样就造成赚280块以后只偿还了借款中的部分，之后继续边扩大规模边借更多的钱边追逐更大更多的暴利。但这个人不可能每次投1้00块都能赚到28๖0่块，时间长了肯定会赔次。就这样，赚了以后脑子开始膨胀，再借钱再扩大，但第二轮可能出问题了，100块钱亏掉半还剩ທ50块，般会再借10่0块，按5๓0่块本钱加100่块的高利贷总资产负债率为ฦ150去做，这次必须ี用高杠杆负债赚到毛利290块以上，即58๖0的回报率，才能把遗留问题全解决掉，同时还维持上年的规模。显然这是场巨เ大的赌博，需要找个能ม赌的地方แ和能赌的项目。
自有资本金来源于高利贷，会造成暴利倾向，加上男人的冒险心理驱使环境的不确定，造成赌得赢的概率不大，所以越赌越大。这就是民营企业为什么冒险性大的原因所在。顺ิ着这个逻辑走到极端的是德隆。我们和很多企业没赌死，就是因为中ณ间认输，退出不赌了。1้997年公司反省，充分意识到เ“原罪”问题以后就开始着手整合资产。当时控制ๆ的资产规模是70亿，但我们认输了，开始卖东西还钱，剩多少是多少；把所有和北京没关系的跟房地产没关系的项目都砍掉，合伙人之间的变化也是“缩”的部分，最后资产缩到16๔亿，终于让疯狂奔跑的列车停了下来。
我和德隆的唐万新า讨论过，德隆倒下之ใ前也控制着大堆金融资产项ำ目，但他停不下来，在恶赌的路上越走越远。现在披露出他们当时资产规模6๔00亿。我们在7๕0亿资产规模的时候就往回走，下狠心收缩才慢慢活过来了。德隆则按照ั那个时代的民营企业的资本原罪—暴利逻辑继续豪赌，除了场内证券่回购，买空卖空国债，德隆还发明了和上市公司合作代客理财的方法，借了很多钱炒股票。早期是庄股时代，赚了几单，给人家的回报是1้015；但也有失败和亏损，赚的就要补亏损，进入恶性循环。后来场内证券่回购不能做，代客理财也不行了，于是就开始组建收购金融机构，违规操作，非法吸收公共存款150่亿，最终在媒体舆论政府清查和市场波动的多重力量挤压下彻底崩塌。
德隆的原始积累源于洗照片，从新疆收集胶ด卷到广州洗出来再带回去，相当于洗照片的皮包公司。那时正时兴彩色洗印，两个星期洗出来还供不应求，他们靠这个生意发了家。在当时他已经是百万元户，但要做大生意还是嫌钱少唐万新说那时他还研究了我们呢，于是自1996年从场内回购起开始大折腾。
“原罪”是怎样炼成的3
后来我理解了他收不住的原因。是赌到เ上百亿以后，公司像狂奔的野马样控制不住了；二是方向错了，法制ๆ环境市场环境变了。1้996年以前市场监管还不是很严å，我们还有改正错误的机会，那时收手还来得及，只要我们内心真的想“学好”，外部ຖ环境还是会给我们机会。这就像小偷偷了东西，自己意识到危险，老老实实改了就好；可赶上“严打”，赃物交了也不行，都要判ศ刑。德隆属于后者。
征服：男人愉悦的冒险游戏1
关于圈钱暴利这些做法，实际上包括大批卷进走私房地产股票的旋๙涡的地方แ民营企业，像福建的厦门远华赖昌星，新疆ຆ的德隆唐万新，天津的南德集团牟其中等。那么เ，为什么明知不可为，甚至已明显感觉到了危险的情况下，这些企业还会铤而走险不断去赌呢？就近观察，我还发现些很有趣的心理过程，其中也包括些纯属男人的人性张扬过程。那时候，许多民营企业更具有江湖时期的些特点。
在民营江湖时代，民营企业仿佛为匪为盗，或者像游侠，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旧体制内长期被限制，旦突然离开以后，实际上有种特别ี轻松和自由的快乐。江湖可以看做非正规组织，属于朝廷和民间之间的边缘性的种结构；民营企业的人处于边缘性的结构当中ณ是自由á的，这种自由的状态下，人会选择快意恩仇，并感受到很大的幸福，精神上会很愉悦，像侠客样。
在民营企业初期，虽然背负“原罪”的重压，为ฦ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地折腾呢？个是逃出原有的体制能获得种自由感，可以满足人的征服；同时也有种成就感，因为在江湖当中，我们都具有种英雄气，容易滋生英雄的审美，也获得自己้成为英雄的满足感；再者，企业公司在江湖中ณ也能获得种相当于行帮的认同感。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种心理状态。
荷尔蒙决定了男ç人都存有征服的，特别ี是经商的男人，在做生意的过程中ณ最感满足的便是征服欲，这征服的对象当然有女人，但其实最大的乐่趣是去征服外面的世界ศ。19๗94๒年初，万通在西安要建个“二十世纪广场”。天清晨，我和潘石屹在西安溜达到马上要拆迁的地方，蹲在家小餐馆前吃面，心想，吃完这碗面条，你们的命运就改变了；我们俩小屁孩儿拿张支票交，这片所有人的命运就从此改变了。而这里是西安最繁华的地方，是我心中很向往的地方。就是那次，潘石屹跟我说，他原来最大的理想就是到西安。现在忽然间，我们俩以花钱拆迁的方式都成了这片土地的主宰，内心能不得意和狂喜吗？我们想要收购北影厂那ว段日子，每次从厂门口经过时也心想：“这么牛的地方我们今天就给办了！”虽然最终没收成，但回想起我们那ว段时间去北影厂，开会听坐了屋子的老老少少向我们汇报，很有感觉。
中纪委通报的贵州ะ的严剑虹是贵州省委书记的夫人，当时兼着贵州国际信托董事长。我们去收购贵州ะ国际信托时，她派个老总，不跟我们在酒店谈，把功权拉到郊区，黑灯瞎火的，说：“给香港账户打200万。”回来以后我们思来想去觉得危险，就没做。后来老太太被枪毙了，她那做省委书记的老公被双规撤职然后被抓，她儿子用赃款流亡海外。我去费城时了解到เ，她儿子用钱供养个小演员，演员上完学找到工作，跟别ี人好了，离婚的时候还分走他部分钱。赃款就这样流失了，傻儿子完全衰了。
哈尔滨的防空地洞非常大，防空系统很好，我们曾想将它改建成地铁。我去见副市长索ิ常有，他是黑龙江大学的，当地人戏称“黑帮”。我们公司有个黑龙江大学的，通过“黑帮”找到索常有，等了好久才在他办公室见面。结果没做成，后来索常有也被抓起来了。
男ç人很享受东奔西突的感觉，很像半夜急行军时被前呼后拥着，感觉最好。
2๐007๕年元月我去了神六基地，我特别体会到เ没有时间，没有是非，没有空间的侠的意境。我们在戈壁滩上，坐在牛尸骨架子上，手里拿着刀片着牛心，旁边熬着汤，热气泛起向天空散漫开去，我突然就感觉到自己和身边的人很像金庸小说中的侠，好享受。侠定是自由的，没有身份，没有时间，切皆随心性。心到人到เ，侠想杀人，想救人，全凭心性。侠定是“胡作非为”的。
我们那时走了1้3个ฐ城市，到哪儿都不带钱，哪儿都有兄弟，打个电话就有人送钱来，虽然钱都是借来的，但那种感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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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男人愉悦的冒险游戏2
这个过程符合男人的征服欲和创造性，社会也满足他的虚荣心。多数人欲罢不能。
反差特大的是，我们做到10个亿的时候，兄弟都散了，没人来叫大哥了。现在我到外地都打的，习惯了，公司有车我都不坐。自由，没有前呼后拥反而自由了。
可是，当我们从1้996年开始卖资产还债，卖掉个便失落次。记得东北华联的项目，1994年买的时候，700่0่万谈好了，个官员非要我们多给8๖00万额外的钱，帮助他指定的个ฐ小兄弟。功权过去和他谈，官员把批文就压在酒桌下，说你钱打来我给你。功权打电话回来说，“真他妈恶心。7๕000万已经付了，怎么办，这8๖00万答应不答应？”我说，“你告诉他，我明天带支票过去。”他就把批文给了我们。第二天我带了半，400่万，想着能ม省就省。那ว人火了，说我还能再发个文把它废了。我和功权也火了，告诉拿到钱的那个ฐ人：“你告诉他狗日的，社ุ会风气不好，你知道我也知道”
第二天我就跟功权去他老家了。三九的大雪天里看到他小时候生活的环境，还有个半傻的姐姐和他老舅，老舅和牲口住在起。晚上，我们对着残垣断壁喝了很多酒。心里有股悲凉感，种委屈和义愤，感觉到命运太残忍了。凌晨，天快亮回到เ酒店时，那人派的人坐在酒店等我们，说这事就不说了，过去了。
但他后来散布谣言说我们没信誉。我很生气，打了个比方，我说就像良家妇女走在黑胡同里，碰上个拦路强的，我无奈地认了。可他正要“办”的时候，胡同口闪过个ฐ身影，我喊了嗓子，那ว人被抓起来了，是我没信用还是他是坏人？很多人听完这个比喻就明白了。
他知道后很不高兴，隔了两年我们卖华联的时候他就设法阻挠。我们找好了个上海企业，合同都签好了，还能赚些钱。但他组织了个考察团到上海考察，回来说和上海人做生意没底，不能卖给上海人，要卖给本地人。结果冒出来个人，江湖上的，有几个兄弟，是卖药的，他要买，却只出到上海人半的钱。我们实在没招，也烦了，就卖了。
卖的那天又是个冬天，零下二十度，我们在餐馆里和那个老大喝酒。我们问他，对这么难“伺候”的官儿，你怎么办批文啊？他说，“简单啊，不办，派两人跟着他媳妇儿；还不办，再派两人跟他女儿。”后来果真办得很快。我们却损失了4๒000่万。
所以说卖的过程也很痛苦，花了我们几年时间。个男人从征服到承认失败，虚荣心彻底扫地，每卖次都是失败，挖的坑都得后来找土钱填啊。
2000年前后德隆为了把自己的故事说圆，也为ฦ了证明道德的合理性赌博的合理性，编了很多故事，即所谓“产业整合”。结果这个故事把他们自己骗了。
对男ç人来说，承认失败主动收缩的决心是很难下的。我们是比较理性的人，自我反省后主动做出了收缩的决定，不是被动的。我们概括自己้是短贷长投；无独有偶，德隆后来把这叫做短融长投。
“原罪”引发的财务危机就是高负债高暴利高风险，结果只能是“以老板为市场，以银行为客户，以笼络为管理，以调账为ฦ经营”。所以，民营企业成功概率很小。德隆和我们的历史相比，差ๆ了这么个自觉革命的坎儿。
我们也思考，为什么当时能收，而很多人不收，不承认失败？其实是男人张狂征服的本性和想要成为世英雄的虚荣心把事业的方แ向给误导了。1้997๕年我们开始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ใ争。”追求自由á是人的本性，之所以吸取老庄的思想是适应环境的需要，男人的妥协也要有个台阶。伟大的人说要征服世界，但还有伟大的人说不争即争。其实，解决危机的唯秘密就是牺牲。每次危机都有利益权衡，不敢牺牲就没有胜利；中年男人要保持这种牺牲精神，坚持理想是唯的心理支撑。
非常感谢的是2๐005年去世的王鲁光，他告诉我要“守正出奇”，现在我办公室墙上还挂着这几个字。在最难熬的日子里，这四个字提醒我不要老想着弄热闹事，要控制住基本面。古法说奇正之术交相为用，个ฐ人老是出奇，奇多了就成了邪，要以正合以奇胜。我以这样的心境看老庄，不看表面强悍的书如四书五经，看终极强悍的书如老子庄子。老庄其实是很强悍的，比如欲擒故纵为而不有。儒家大都是注重形式，没有老庄强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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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犹未了与不了了之1
大约从19๗99๗年以后，陆陆续续有人开始谈“原罪”的问题。些言论最先是从民间和学术界ศ发出的。民间和学术界之所以有人喋喋不休，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正迅速成长，财富迅速膨胀，些在社会发展当中相对失落的人没有在变革当中找到位置的人，以及弱势群体，对于财富的正当性提出了意见。学术界的争执无非是对这种民间生命民间情绪的种学术化的表达。这种表达有这么几个ฐ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个ฐ是郎咸平的观点，他认为ฦ民营企业都是靠侵吞国有资产发展起来的，这是种“原罪”；郎成平进而把切不规范，包括在国外市场经济成熟条件下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政策失误导致的问题都统统加在民营企业头上，把“原罪”的概ฐ念无限扩大，引起社会上非常多的混乱。比如权钱交易，比如暴利乱集资，这些东西学者研究得不多，但是从唐万新张海ร牟其中顾ุ雏军这些人不断出事以后，就有很多学者认为ฦ民营企业的“原罪”表现为暴利和不断地圈钱，在资本市场圈钱在银行圈钱乱集资。
随着反斗争的深入，更多的人把行贿受贿跟“原罪”挂上钩。有人发现，每倒下去个贪官，后面就能找到个ฐ民营企业，甚至也倒下个民营企业。从胡长清开始，到เ成克杰，直到现在的刘志华，全都有这样个问题。于是，有很多人开始提到เ民营企业事实上扮演了个不光彩的角色，并把它归结为“原罪”。
针对这种观点，也有提出不同主张的，就是用历史与法律的观点为ฦ民营企业的发展提出个解释，最典型的，个是张维迎，还有个ฐ是杨鹏。张维迎认为对民营企业的所谓“原罪”问题应当历史地看待，也要站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来看。他主张应该给予赦免，也就是说不应该继续追究民营企业以前的这些事情，应自然地将它赦免，让这个事情过去，然后大家就开始从某个时段起，认真地开始发展经济。他没有更多理论上的解释，只是提出个方法，就是赦免论。
很有趣的是在2๐006年，杨鹏参加个叫做“乌有之ใ乡”的沙龙，他针对“原罪”讲了几个小时，开头就从我们万通讲起。他说民营企业自己้认识到自己้有“原罪”，是从万通开始的。他说：“私有企业有‘原罪’的说法，是万通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冯仑最早提出的。后来这个ฐ提法被好事者宣传开来，似乎给私有企业个形象定位，这个定位就是，从事私有企业那帮人的发家史，就是‘原罪’发家史，更广泛地说，有钱人，就是有‘原罪’的。这是些人关于中国私有企业的‘罪恶出生论’”
杨鹏的确明白我当时提出“原罪”的自省和进步的意义。他分析道：“当年冯仑提出‘原罪’说，着眼的目标是清楚的，他希望自己和其他私有企业家强化道德伦理，提高商业道德意识，追求阳光下的利润，创น建个健康公正的中ณ国经济。”
但他也忧心忡忡地看到，“冯仑也许没有料想到เ他的‘原罪’说引发了另外种声音，刺激了种潜在的政治取向。有人开始强调要对私有企业家进行追查和清算。”
杨鹏还强调说：“绝大多数企业家忙于做生意，忙于做事，没时间来关心理论争论和舆论风向后面‘原罪’概ฐ念的酵母作用，甚至有人觉得这些概念争论很无聊。但是，民意与国家政策越来越受舆论风向的影响，企业家的事业环境在企业家群体逐渐被理论界ศ和舆论界些人妖魔化的过程中悄然开始恶化，成为不少企业家倒霉的背景因素，这定与冯仑提出‘原罪’说的初衷偏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