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上下两卷本的著述中ณ，王国维以自己的广采博识，通过汉魏以来之ใ历史文献比对出土文献实物，对自汉代至元代的布帛价格进行排比综合，并参照金银价格的涨落，从而对两者之间的关联作出了精审的考释。由此可见，这是一部通过中ณ国服饰文化来考察古代经济情况的著述。
在这部上下两ä卷本的著述中，王国维以自己的广采博识，通过汉魏以来之历史文献比对出土文献实物，对自汉代至元代的布帛价格进行排比综合，并参照金银价格的涨落，从而对两者之间的关联作出了精审的考释。由此可见，这是一部通过中ณ国服饰文化来考察古代经济情况的著述。
隔座听歌人似玉，六街归骑月如霜。客中行乐่只寻常。
隔座听歌人似玉，六街归骑月如霜。客中ณ行乐่只寻常。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
第五章：结识罗振玉
第五章：结识罗振玉
另据上海ร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李伟国先生在《敦煌话语》一书中所说：“如要说最早在刊物上表敦煌学论文的学者，可能ม是刘ถ师培。刘ถ氏江苏仪征人，1้911年在《国粹学报》第七卷1∽8期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19๗篇，所据也是伯希和所得敦煌ä写卷。”好在李伟国先生在这里用了“可能ม”两个字，否则则ท要埋没罗振玉最早ຉ在刊â物上公开表相关文章的头筹了。因为早在宣统元年公元19๗09年罗振玉就撰写了《莫高石室秘录》疑是《鸣沙山石室密录》一文，并于当年表在《东方杂志》第六卷1้1和12๐期上，虽然这不是纯粹的学术著述，但其中考订色彩并不比刘师培那《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等19๗篇论文逊色。
不过，在《敦煌话语》一书中接着李伟国先生话语的，还有赵和平先生对王国维在敦煌ä学研究中的评说：“早期研究敦煌学最有成就的除了上述叶、罗、刘ถ三位外，还有大学者王国维，他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可以说还在上述三位之上。”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赵和平先生为何只提出“叶、罗、刘ถ”三位中ณ国学者而忽视日本学者藤田à剑峰，单是说王国维在敦煌ä学研究方แ面的成就在这三位之上一语，这个评价倒也是客观公正的。那么，王国维在敦煌学方面到底有何研究成果，他对于敦煌学轫又有何贡献呢？
在解析王国维在敦煌ä学研究领ๆ域内的卓越成果之前，笔者想先引录王国维于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暑假时应清华大学学生会邀请所作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ณ国新า见之ใ学问》的公开演讲中的一段话。在这一讲演中，王国维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见之ใ学问”归纳为“殷虚甲â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和“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这五个方面。其中，关于“敦煌遗书”王国维这样说道：
汉晋牍简，斯ั氏斯ั坦因均由人工ื掘得之，然同时又有无尽之宝藏于无意中ณ出世，而为斯ั氏及法国伯希和教授携去大半者，则ท千佛洞之ใ六朝及唐五代宋初人所书之ใ卷子本是也。千佛洞本为佛寺，今为ฦ道士所居。当光绪中叶，道观壁坏，始见古代藏书之窟室。其中书籍居大半，而画幅及佛家所用幡幢等亦杂其中。余见浭阳端氏端方所藏敦煌ä出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ฑ观音像，乃光绪己้亥所得。又，乌程蒋氏蒋汝藻所藏沙洲曹氏二画ฑ像，乃ี光绪甲辰以前叶鞠裳学使昌炽视学甘肃时所收。
在这里，王国维提到เ自己้从“浭阳端氏”和“乌程蒋氏”两人处见到了从敦煌流散出来的一些散件，虽然他没有说明他是何时得见这些散件的，但“浭阳端氏”端方所藏的“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ฑ观音像”则是“光绪己亥所得”，也就是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๖99年，这个时间竟比道士王圆箓现“敦煌遗书”的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还早ຉ，想来这一散件虽不属于“敦煌遗书”，但王国维明确地说明是由“敦煌出”，这就表明王国维关注敦煌出土古物的时间要早于“敦煌遗书”现之时。另外，“乌程蒋氏蒋汝藻所藏沙洲曹氏二画像”，王国维也明确地说明是在“光绪甲辰以前”从那位甘肃学政叶昌炽手中所出，光绪甲辰即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๒年，这个时间也要比“敦煌ä遗书”被押运到北京早的多。由此可知，王国维对“敦煌遗书”的研究并非局限于伯希和所得，这很显然对他撰写敦煌ä学轫之作有一定的优势。
当然，以王国维独特而深邃的学术视角，他对一门新兴学问的研究向来不同于别ี人，他总是高屋建瓴、独辟蹊径。例如，在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9月当王国维与罗振玉等人一同观看抄录伯希和所得“敦煌ä遗书”时，他不仅与罗振玉等人一起积极地校勘和研究这些敦煌写卷，还撰写了《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敦煌现唐朝之ใ通俗诗及通俗》和《唐诸家切韵考》等大量论文，其内容涉แ及制ๆ度史、宗教史、俗文学、西北历史地理和古音韵学等诸多方แ面，且论述深度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关于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中，将其视角扫射到他所谙熟的历史、地理和音韵学等方แ面的成就，因为这些内容在甲â骨文研究中多有涉及，在此不赘。下面就王国维在“敦煌遗书”中对俗文学的研究成果例举一二，以窥见其在这一当时及现在人们都不太重视的领域中的突出贡献。
确实，王国维研究“敦煌遗书”实在是与众不同，他没有像那些守旧ງ学者那样只将目光习惯性地盯在参证正史等方面，虽然他也撰写了这方面的学术文章且水准要高人一筹，但他还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不为ฦ人们注意或重视的“边角料é”，并开拓出了敦煌学中一个崭新而有趣的学术研究方向。例如，王国维撰写的第一篇敦煌ä学文章——《唐写本跋》。在这里有必要先说明一下，因为ฦ王国维在观看、抄录伯希和所得“敦煌遗书”之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内，即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1月他就将斯坦因撰写的《中亚西亚探险谈》又名《流沙访古记》翻译成中文，但这毕竟不是王国维的第一篇敦煌ä学论文，所以他自己记于“辛亥六月”即宣统三年公元19๗11年7๕月撰写的《唐写本跋》一文，当属王国维正式开始敦煌ä学研究之作。那么เ，《太公家教》是怎样一部ຖ书，王国维又为什么เ会选择它作为自己敦煌学研究轫之ใ作呢？
在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第17๕卷第8号的《东方แ杂志》上，王国维撰有《敦煌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一文。其中ณ，王国维引录有关于《太公家教》一书作者概况及成书原因的一段原话：
□□□□代长值危时，望亡之ใ讹乡失土，波迸流离。只欲隐山居住，不能忍冻受饥；只欲扬名后代，复无宴婴之ใ机。才轻德薄，不堪人师，徒消人食，浪费人衣。随缘信业，且逐时之随。辄以讨其坟典，简择诗书，依经傍史，约礼ึ时宜，为ฦ书一卷，助幼童儿。
由此可知，《太公家教》应该是由落魄老书生编撰的一部教育儿童的启蒙读物，相当于《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琼林》等。对此，王国维根据书中“多用俗语，而文极芜杂无次序”的情况，遂考证说：《太公家教》一书“盖唐时乡学究之所作也。”不过，即便是“唐时乡学究之所作”，王国维也没有轻视《太公家教》，而是认为ฦ该“书全用韵语，多集当时俗谚格言，有至今尚在人口者”，即承认其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แ和在当前的研究价值。于是，王国维“辄举其要者”引录了一些，我们不妨也来看一看：
得人一牛，还人一马，往而不来，非成礼也。知恩报恩，风流儒雅。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日为君，终身为主。
他篱莫越，他事莫知，他贫莫笑，他病莫欺，他财莫取，他色莫侵，他彊莫触，他弱莫欺，他弓莫挽，他马莫骑；弓折马死，偿他无疑ທ。
罹网之ใ鸟，悔不高飞；吞钩之鱼，悔不忍饥。
男ç年长大，莫听好酒；女年长大，莫听游走。
含血噀人，先污其口；十言九中，不语者胜。
款客不贫，古今实语。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ศ生麻中，不扶自直。
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之珠。积财千万，不如明解一经；良田千顷，不如薄艺随躯。
香饵之下，必有悬钩๗之鱼；重赏之ใ家，必有勇夫。
而正是因为《太公家教》无论是在文体方面还是文学成就上都“决不能ม与唐人他种文学比矣”等原因，王国维则独具慧眼地将其挑拣出来加以考释，这就好比后来诸多学术大师极为ฦ重视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一样，无论如何也是一种卓而不凡的学术眼光和勇气。
在《敦煌见唐朝之ใ通俗诗及通俗》一文中ณ，王国维还列举了《秦妇吟》、《季布歌》、《董永传》、《春秋后语》其中三阕词、《凤归云》云谣集杂曲子和全用俗语撰写的唐人《太宗入冥》等等俗文学。其中，王国维对于失传多年的《秦妇吟》进行了重点考释，且取得诸多“第一”的成就。
关于《秦妇吟》，王国维在《敦煌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一文的开头便这样写道：
敦煌唐写本书籍，为英国斯坦因博士携归伦敦者，有韦庄《秦妇吟》一卷，前后残阕，尚近千字。此诗，韦庄《浣花集》十卷中不载，唐写本亦无书题及撰人姓名。然孙光宪《北琐言》，谓蜀相韦庄应举ะ时，遇黄“寇”犯阕，著《秦妇吟》一篇，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今敦煌残卷中ณ有此二句，其为韦诗审矣。诗为长庆体，叙述黄巢ิ“焚掠”，借陷“贼”妇人之口述之，语极沈痛详尽，其词复明浅易解，故当时人人喜诵之，至制为障子。《北琐言》谓庄贵后讳此诗为己作，至撰家戒，不许垂《秦妇吟》障子，则ท其风行一时可知矣。
在这里，王国维告知人们的信息实在是太丰ถ富了，大略梳理有以下几个ฐ方面：
一、王国维是从英国斯坦因携归伦敦的“敦煌遗书”中现了《秦妇吟》残卷。其实，王国维一生从未到过英国伦敦，他现《秦妇吟》残卷纯粹属于偶然。原来，王国维的日本友人狩野直喜为了研究“敦煌ä遗书”，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专程前往英国伦敦拜访斯坦因，并抄录和拍摄了其携带回英国的“敦煌遗书”卷本。同年，流寓日本的王国维从狩野直喜处现了《秦妇吟》残卷，即便当时“此诗前后残缺，无篇题及撰人姓名”，但学识渊博的王国维竟通过其中“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两句诗，并参照北宋孙光宪所著《北琐言》考证出《秦妇吟》的作者，以及作者创น作这诗时的社会现状及时代背景。
二、《秦妇吟》的作者是韦庄，这是王国维告知人们的第二点信息。韦庄，字端己，长安杜陵人，唐昭宗时进士，曾是节度使王建的幕僚，为其掌管书记一职。唐朝灭亡后，王建建立前蜀政权并称帝，而韦庄则成为其门下侍郎同平章之ใ事。不过，韦庄留名史书并不是缘于他仕途显赫，而是因其诗词之盛名，特别是他的《花间集》更为ฦ人们所熟ງ知。确实，诗词风格类似于白居易的韦庄，特别擅长于长庆体，这也是王国维比较擅长的，所以他的诗词虽然语句平易通晓，但是意境则ท较为深远壮阔，寓意也很深邃宏大，例如为他生前赢得盛名却也为他极为ฦ避讳的《秦妇吟》长诗。
三、韦庄是有感于黄巢起义军攻陷唐朝都城长安而创作《秦妇吟》。原来，年轻的韦庄前往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时，恰逢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他目睹长安城内一片狼籍的混乱状况，遂假借一位陷入起义军中的秦姓妇女之ใ口记述了当时的情况。该诗记述详尽而生动，语句通晓而顺畅ม，在当时就极为流行，许多人都把它抄写在绢子上作为ฦ友人之间赠送的礼ึ物即当时称之为“障子”。为ฦ此，韦庄一度有“秦妇吟秀才”之ใ美誉。不过，后来身居显赫官位的韦庄，因为ฦ当时一些极为复杂的社ุ会原因及为自身名誉考虑，对《秦妇吟》一诗极为ฦ避讳，并在家训中ณ要求后世子孙坚决不能ม“垂”《秦妇吟》的“障子”。这就是《秦妇吟》失传的根本原因。
对于这样一在当时就为人们所传诵而作者则竭力避讳的好诗，王国维不仅在《敦煌见唐朝之ใ通俗诗及通俗》一文的开头就予以重点提出，而且还引录了当时前后都缺少的这《秦妇吟》残诗。在引录之后，王国维接着还这样写道：
此诗前后皆阕，尚存九百六十余字，当为晚唐诗中最长者。又才气俊，自非才人不能作，惟语取易解，有类俳优，故其弟蔼编《浣花集》时，不以入集。不谓千百年后，乃于荒徼中见之。当时敦煌写有数本，此藏於英伦者如此。巴黎国民图书馆书目有“《秦妇吟》一卷，由á补阕韦庄撰”，既ຂ有书名及撰人姓名，当较此为ฦ完好，他日当访求之也。
在这里，王国维不仅肯定了《秦妇吟》的艺术价值，而且还补充说明韦庄的弟弟韦蔼在编辑《浣花集》时也没有收录此诗的情况。同时，王国维在文中又点明了自己้看到เ的《秦妇吟》是藏于伦敦的卷本，并希望有机会到เ法国巴黎访求藏在该国民图书馆中比较完好的《秦妇吟》卷本，以便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其实，王国维既是第一个在“敦煌遗书”中现《秦妇吟》长诗的人，又是第一个在刊物上向世人披露《秦妇吟》残诗的人，更是“我国人正式校勘之始”。当然，作为第一位校勘《秦妇吟》长诗的学者，以王国维的学术底蕴而言，其校勘水准非一般学者所能比，这不仅表现在王国维先后为《秦妇吟》撰写的四篇相关研究文章，还在于他的研究决不局限于诗歌本身的艺术水准，而是透过这长诗来分析作者的心理与情感，以及考察当时时代的变化历程与社ุ会状况。所以，《秦妇吟》一诗一经王国维校勘研究之ใ后，又有诸多专家学者投身其中ณ，其中不乏像陈寅恪、俞平伯、冯友兰、鲁迅、郭沫若、郑振铎和叶圣陶这样的大学问家。如此看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就一诗歌而引起诸多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这恐怕除了像《离骚》和《长恨歌》这样的大作外，还没有一诗或一篇文章能像《秦妇吟》这样在学界引起如此之ใ重视与轰动。
与王国维率先考证、校勘和研究《秦妇吟》长诗而引起后世学者极其关注有相似之趣的，除了前面已经解析过的“罗王之学”甲骨文之外，还有就是关于“敦煌ä遗书”的研究了。而关于“敦煌ä遗书”的研究，除了上面介绍的俗文学之ใ外，王国维还对汉朝的文书程式、烽燧制度、边疆官吏的官秩和唐朝的官职制ๆ度极其演变、唐朝时敦煌地区统治者的家族情况，以及中国古代重要文书典籍和古音韵学等方面，都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甚至是弥补订正了史书中的一些缺失和舛误，而这些研究都是在哈同花园时期进行的。据初步统计，王国维先后撰写有关“敦煌遗书”的研究论述近40่篇，他对自己้的这些研究成果也表示满意，这从他于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秋天写的《题敦煌所出唐人杂书六绝句》中可以感知：
一
吏黠民冥自古然，牛毛法令弄犹便。
千秋仁政君知否？不课丁男只课田à。
唐沙洲敦煌县大历四年户籍
二
女主新符出阿师，寻寻遗法付阇黎。
《大云》两译分明在，莫认牟尼作末尼。
《大云经疏》
三
虚声乐府擅缤纷，妙语新า安迥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