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๓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ฐ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4，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เ能否感动人了。
我一向只留แ心西洋人。留แ心的结果，又觉得他们的皮肤未免太粗；毫毛有白色的，也不好。皮上常有红点，即因为颜色太白之故，倒不如我们之ใ黄。尤其不好的是红鼻子，有时简直像是将要熔化的蜡烛油，仿佛就要滴下来，使人看得栗栗危惧，也不及黄色人种的较为隐晦，也见得较为ฦ安全。总而言之：相貌还是不应该如此的。
我又愿意知道一点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但一时也找不到เ目击耳闻的耆老。从别的地方——如北京，南京，我的故乡——的例子推想起来，当时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ๆ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ม久留在记忆里的。
用钢๐刀的，用软刀的。
张秀哲君是我在广州才遇见的。我们谈了几回，知道他已经译成一部ຖ《劳动问题》3给中国，还希望我做一点简短的序文。我是不善于作序，也不赞成作序的；况且对于劳动问题，一无所知，尤其没有开口的资格。我所能负责说出来的，不过是张君于中日两国的文字，俱极精通，译文定必十分可靠这一点罢了。
但我这回却很愿意写几句话在这一部译本之前，只要我能ม够。我虽然不知道劳动问题，但译者在游学中尚且为民众尽力的努力与诚意，我是觉得的。
我只能以这几句话表出我个ฐ人的感激。但我相信，这努力与诚意，读者也一定都会觉得的。这实在比无论什么序文都有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鲁迅识于广州中山大学——
1本篇最初印入《国际劳动问题》一书，原题为ฦ《〈国际劳动问题〉小引》。
2台湾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日本侵占，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ำ后恢复。文中说的张我权，当为ฦ张我军1้902—19๗55，台北板桥人。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学生。
3๑张秀哲台湾省人。当时在广州岭南大学肄业，曾与人合著《毋忘台湾》一书。《劳动问题》，原名《国际劳动问题》，日本浅利顺次郎著。张秀哲的译本于一九二七年由á广州国际社会问题研究社出版，署张月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