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把中国戏曲史研究的重心定在昆曲产生之前，由于他的崇高学术声望，这种研究格局一直对后代产生着影响。
与王国维先生坚持的中国戏曲的发达“至元代而止”的观点正好相反，新一代的文化史家如胡适之先生则相信的逐步进化，那ว他应该肯定明清昆剧传奇对元杂剧的超越了吧？但是他尤其感兴趣的是更靠近的进化，同时又出于他历来对文化世俗形态的重视，很自然地肯定了花部ຖ对昆曲的替代。他在1918๖年9月发表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说，戏剧史在不断进化，由昆曲时代而变为俗戏时代不是倒退，而是一大革命“昆曲不能ม自保于道咸之ใ时，决不能中兴于既亡之后”结果，昆曲也无法在胡适之先生那样的文化史学构架中占据太高的地位。文化进化论必然会着重关注各种文化门类的最近形态，因而很多现代人都会把京剧（平剧ຕ）视为中ณ国传统戏曲的代表，并把这观念输向国际社ุ会。
应《联合报》之邀，在台北中ณ央图书馆发表了一个有关昆曲的演讲。演讲之ใ余，还与我所敬重的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作了一次有关昆曲之美的长篇对谈，发表于《中国时报》。那是我第一次到เ台湾，《文化苦旅》还没有在那里出版，因此我留แ给台湾的第一印象是一个ฐ昆曲研究者。
十二年间经历了很多事情，我的主要精力投注在对人类各大文明废墟的实地考察上。忘了是在地球的哪一个ฐ角落，我得到消息，昆曲被联合国评上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消息，使我荒凉的心境间增添了一份滋润。我在万里之外，听到เ了来自苏州的笛声。
其二，建立家庭戏班的热操。
元代剧坛也有家庭戏班的概念，那主要是指以一个家庭的成员为演员班底的营利性流浪剧团；我们这里所说的明万历以后的家庭戏班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是指士大夫家庭中置备优伶以供自娱ຉ和待客的戏班，主要演唱昆曲。这种家庭戏班，从万历到明末，在上层社会中ณ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几乎ๆ成为一种习俗，一种生活等级的标志。尽管家庭戏班没有留下太多详细的资料，只有当时人不经意地在某些诗文笔记中约略๓提及，研究者仍然从中ณ发现一大批著名的家庭戏班，至少随手举ะ出数十个ฐ是不困难的。
家庭戏班的建立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不仅要多方物色优伶，延聘教习训练女乐优童，还要由家班主人寻访或自撰剧本，营造演出用的场所，或戏台，或厅堂，或戏船，此外还要为演出张罗筵席，探讨技艺，参与竞争…这一切使得家班主人不能不把日常精力的极大一部分都耗费在昆曲上，并力求使自己也成为ฦ一个ฐ昆曲行家。如果这样的事情只是发生在个别富豪之家那倒也罢了，但事实上这在明代后期已成为ฦ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一种戏剧审美方式如此强悍地闯入这么多上层家庭的内部，成为他们不可缺少的生活嗜好，甚至成为他们争相趋附的生活方式，这在世界戏剧史上也是极为ฦ罕见的。在以往的中国戏曲史研究上，这种家庭戏班常常被斥之为“世纪末”士大夫阶层奢侈、糜烂的生活表征，这是以社会学取代了戏剧ຕ学。从戏剧ຕ学的视角来看，家庭戏班呈现了昆曲艺术社会渗透力的某种极致，也透露出昆曲艺术的美学结构与中ณ国宗法伦理社会结构之ใ间的深层对应，与庭院式演出空间之ใ间的深层对应，与士大夫文化心态之ใ间的深层对应。
其三，职业昆班的高度发达和备受欢迎。
职业戏班在万历初年光苏州一郡就已达数千人，以后则有更进一步的发展。这么多人靠昆曲演出为生，正是因为ฦ社会大众都痴迷着昆曲。据记载，当时有很大一批人到了几乎每天必须看昆曲的地步，曾引起研究者兴趣的明潘允端《玉华堂日记》和祁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就清楚地记述了当时演剧和观剧的频๗繁度，人们好像天天都在观看昆曲，读了不免让今人大吃一惊。日记还表明，这种日日看戏的习惯不仅普及于苏州、杭州、扬州、上海，而且同样也出现于北京和天津。这种习惯势必又使职业昆班的演出每每人满为ฦ患，据张岱《陶庵梦忆》记载，杭州余蕴叔戏班的一次演出曾出现过“万余人齐声吶喊”的壮观景象，而苏州枫桥杨神庙一次职业戏班的演出竟然达到เ“四方观者数十万人”陆文衡在《啬庵随笔》中也说苏州一带看戏到เ了“通国若狂”的地步。社会各阶层对职业昆班的这种狂热比虎丘山中秋曲会的热闹有更深的意义，因为这已不仅仅是以唱曲为主而是完全面对完整的演出了，而且不是一年一度而是天天皆然；也比家庭戏班的活动更有价值，因为这已冲破高墙深院的局囿而直接与千百万民众融合在一起了，能剔除某种家庭戏班演出所不可避免的偶然性而更准确地反映昆曲在当时的社会实现形态。千万双挑剔的眼睛和日复一日的不停演出使职业昆班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一大批优秀的演员脱颖而出。因此，人们对职业昆班的痴迷是最有研究价值的一种痴迷。
以上三个方面证明，昆曲在中ณ国上曾长时间地酿发过惊人的观赏热操和参与热操，其程度远超先于它的元杂剧和宋元南剧，以及后于它的花部诸腔，甚至在现代也未曾有任何一种观剧热操能与之相比肩。这一事实已可证明它作为一种戏剧范型比其它范型曾经更透彻、更深刻地锲入过我们民族的集体审美心理，是我们民族精神历程中最重要的审美对象之一。在戏剧ຕ领ๆ域，离开了观众轰动而所谓的“重要”是单向的“重要”是没有造成事实的“重要”因此也是一种虚假的“重要”不应该占据多大的历史地位。现代戏剧学只重视在社会历史上真正实现了的戏剧，或者说真正融入了社会历史、与社会历史不可分割的戏剧，从这种观念出发，昆曲的历史地位也就明显地凸现出来了。
社会性痴迷是一种很值得玩味的文化现象。一切艺术都在寻找着自己้的接受者，而一切接受者都在寻找着接受对象，当一种艺术与一个群落终于对位并产生如胶似漆的互吸力的时候，当它们交融一体而几乎物我两ä忘的时候，便产生了社会的痴迷。如前所说，在中国艺术史上唐诗和书法都产生过长时间的社会性痴迷，社ุ会的精神翅翼围着它们转，人生的形象、生活的价值都与它们不可分，为着一句诗、一笔字，各种近乎癫狂的举动和匪夷所思的故事都随之产生，而社ุ会大众竟也不觉为怪，由此足可断定唐诗和书法在中国的古典审美构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昆曲作为ฦ一种在广阔范围内引起了社ุ会性痴迷的艺术门类繁荣了两百多年，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