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的山东盐业
明代，制盐行业由户部掌管。当时，全国共设有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河东六个都转运盐使司，盐使司下设有分司，分司下设若干盐场。山东盐业的生产与管理也按照这个结构运行。《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记载：“山东所辖分司二，曰胶莱，曰滨乐่；批验所一，曰泺口；盐场十九，各盐课司一。”山东各盐场在官方督导下从事盐业生产，产量基本保持稳定。《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七洪武二年十一月己้丑条记载：“设山东都转运盐使司，岁办大引盐一十四万二千五引有奇。”这是指明初山东的盐产情况。当时每引合400่斤。进入弘治时期，改行小引，每引合200斤，但总产量未变。万历时期，据《山东盐法志》卷末《附编》记载，山东盐场引盐数额仍然保持在十五万左右，与明初相差ๆ不多。
明朝政府在山东海ร盐产地设有19๗个盐场，维持着元代盐场建置的基本格局。这1้9个盐场是：信阳、涛雒、石河、行村、登宁、西由、海沧、王家岗、官台、固堤、高家港、新镇、宁海、丰国、永阜、利ำ国、丰民、富国、永利。
在山东各盐场中ณ，从事盐业生产的劳动力比较充足，形成了引人注目的产业群体。《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一八八卷引明人章潢《图书编》就说：“登莱濒海多盐徒”。盐民灶户主要聚集在各个盐场周围。顾炎武《肇域志?山东五》诸城条记载：“信阳镇依山负海，设有巡ำ检司、盐课司。灶户多居之ใ，煮盐捕鱼为生。”在明初时，山东沿海地区已拥有较多的灶丁数额。《明太祖实录》卷一三○洪武十三年四月庚辰条曾记载：“山东都转运盐使司奏：所辖一十九场，灶夫二万三千二百六十四丁。”众多劳动力的参与，使得山东沿海各盐场均保持着有效的生产能力。
制盐业在当时的山东沿海地区属于支柱产业，尤其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滨州河海区域，盐业更是其重要的经济收入。隆庆年间曾任利ำ津知县的贾光大有诗描述：“古城谁筑在荒陬，遗址犹存动客愁。草色连天迷望眼，潮头喷雪簸渔舟。乍ๅ经茅屋人民少，惯见沙洲狐兔游。空有盐花堆似玉，年年辛苦几时休。”1与贾光大同时期的兵备副使甄敬也写诗说：“村市依流曲复斜ฒ，上墙茅屋带烟霞。潮声夜动千门雪，盐蕊晴开万顷花。斥地经春无草木，商船入夏足鱼虾。观风暂驻皇华节，泛海难从博望槎。”2从这些诗咏中ณ可以看到，滨海盐场在当地的经济环境与人文环境中都占有最醒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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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绪九年《利津文征》卷四，贾光大《均田à至官灶城有感》。
2光绪九年《利津文征》卷四，甄敬《公署即雨拟泛海未遂》。
明朝前期，沿海制盐业全部由官方แ一手经营。灶户按丁计课，必须完成国家规定的产额，
官方则给予工本米钞ๆ，完成盐课后的余盐也要交给国家，不能ม私自支配。灶户一入灶籍，不得解脱，官方于此控制相当严格。最初，官方对灶户比较优待。《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记载：“明初仍宋、元旧制，所以优恤灶户者甚厚，给草场以供樵采，堪耕者许开垦，仍免其杂役，又给工本米，引一石。”但随着盐业经济的发展，官方控制ๆ过死、灶户作业不自由的盐业体制弊端就充分显示出来，时而食盐积压，时而无盐可收。于是官方แ逐渐减少了实物盐的征收量，采用盐课折色或折银的办法来向灶户收取盐课。据《明会典》卷三十二《户部ຖ一九?盐法一》记载，宣德五年1430่年朝廷题准对“山东信阳等场盐课，每二大引折阔白棉布一匹”，这在全国各大盐场中首开盐课折色之ใ例；正统年间，盐课折色又扩大到เ官台等盐场；弘治年间，朝廷开始对涛雒、富国、高家港三盐场的盐课改折银两ä，“每一大引，折征银一钱五分”；正德三年1508年，折银范围又扩大到เ西由、信阳、登宁、行村、海沧、固堤、官台等八场。以银两代替实物盐的征课形式弱化了官方对制盐业的控制力度，增大了灶户对盐产品的支配权力，松动了食盐交易的禁锢枷锁，这就为以后民营制盐业的兴起提供了机会。
虽然盐课折银的征收手段活跃了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利于制盐业的发展，但是在商业贸易并不发达的山东沿海地区，这种折银的形式有时也会难为盐产品卖不出去的灶户。雍正《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二《艺文》所载明人甘一骥《盐河议》曾指出：“成化以后，海沧等……十一场灶丁改征折银，每引七分五厘，共征六千余两。舍其所产，征其所乏，而灶丁渐累渐逃，愈逃愈累，无复更生之望。”
有明一代，由于灶户负担过重，逃亡现象便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在正统年间尤为严重。如《明英宗实录》卷一○二正统八年三月乙丑条记载：“户部奏：山东石河场盐课司逃亡灶户三百八十三户，遗下盐拆布一千三百二匹有余。高家港场盐课司逃亡灶户三百七十九户，遗下盐课三千五十六引有余。其见在灶户岁有课额，又当有司杂差，又令代纲逃户布课，比又蝗涝，人实不堪”。同书卷一○六正统八年七月乙亥条记载：“山东永利场盐课司奏：灶户因蝗旱灾伤，赋役烦重，挈家逃移”。又卷一三○正统十年七月己้酉条记载，因灶户逃移，盐课积欠，朝廷不得不“免山东富国等场盐课司逃亡灶户盐五万二千二百六引”。灶户逃亡与盐课摊派，给盐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因而明中叶以后，官方แ拿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或改额盐为折银，或余盐开禁，或优商贩运，或给灶户增加私有财产，其基本意图都是为了保持盐业生产的稳定。
明朝嘉靖以后，山东沿海私自制ๆ盐及贩盐者增多，形成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据明人黄祯记述：“东方之患，盐人盗水，矿人盗山”，“盐之ใ于人，譬水火也。官盐之法，害于私贩，民?其情，是故贩者假水火以剽窃，人所谓潢池之盗也。”当时，私自制盐及贩盐者来自四面八方，“或曰，盐徒者，东西南北人也，其散若飚，其合若乌，，出没无常，不为之所”1，他们与官府周旋๙，自取盐利ำ，活跃在海ร滨地带。这些制盐及贩盐者游离于官营体制之ใ外，给民营盐业的发展造成了有利ำ氛围。
明代盐法实行开中政策，“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ณ”2。但山东沿海交通
不便，商销者少，食盐积压现象严重，《明孝宗实录》卷一五六弘治十二年十一月甲申ã条曾记载：“山东运司盐课存积岁久ื，走卤消折，而涛๙雒等三场盐皆苦黑，商人不愿中纳。”为了解决食盐运输问题，有关方面一再考虑水运途径。明朝初年，凡是通向盐场的河道都得到开发利ำ用。甘一骥《盐河议》记述：“国初，山东盐河有东、北二大支。其北一支属泺口、蒲台二批验所。为ฦ大清河，泺口上流自东平坎河口、东阿、平阴、长清、齐河而东入泺口，下流经齐东、蒲台、滨州、沾化、利津人海，以通宁海、永阜、丰国、永利ำ、利国、富民、丰民、王家冈等场，运盐出入八场，过蒲台、泺口二关而达运河。”又“其东一支属乐่安批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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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光绪十二年《日照县志》卷十《艺文》，黄祯《巨เ峰寨记》。
2《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中华书局1974๒年标点本。
为小清河”。又“登莱等府，寿光、日照等县，各有支河人海，此盐河南一支属乐安批验所而通海ร沧、高家港十一场之盐利者也。”1河道的开发利用，的确方便了盐产品的外运。然而由于自然原因，成化以后，山东东部的河流大部分干涸ຈ，水运被迫停止，食盐运输受到阻碍。甘一骥又说：“成化以后，海沧等十一场支河干涸，商旅不行，……乐่安批验所裁é革，而盐河南一支故道遂日就湮没，无复可寻矣。……顾ุ十一场水利ำ湮废，灶盐不售，所谓?湿濡沫，乌在其能苏也。”当时，“灶河仅存者北一支大清河耳”，但也只是下流通航，上流湮塞。甘一骥又记述说：“大清河下流，齐东县间有浅处，尚无湮塞，蒲台而下，通行滨州、利津、沾化入海ร。大清河上流自坎河口筑，而盐舟不达于运河，至于山车三十里上船，而商人始告病矣。】”为了保证运道畅通，朝廷决定疏ຕ通大清河，“以通宁海等八盐场之利”2，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有明一代，大清河始终是滨海地区盐产品外运的一条重要通道，基本保持着畅ม行趋势。
明代山东盐业开发的一个突出标志是制盐技术的不断革新。几千年来历经煮ุ盐、煎盐方式的传承与改进，沿海灶民一直在努力加大海盐生产的开发力度，提高制盐的技术含量。到明朝时，“淋卤”的工艺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汪?玉《古今鹾略》卷一《山东盐志》记载了当时的淋卤程序和注意事项ำ：“诘旦，仍出坑灰摊晒亭场中，至申，俟盐花浸入灰内，仍实灰于坑以取卤。……至于积灰，则ท又以年久为ฦ良，卤水清润，出盐尤多。然久旱ທ则ท潮气下降，上燥而盐不生花，久ื雨则客水浸ฤ溢，亭场沾湿，晒灰反致销蚀，故以灰取卤，必雨?时，若而后盐始丰ถ。”其还记载了当时惯用的试卤方法：“其试卤必以石莲投之卤中ณ，沉而下者为淡卤，浮而横侧者为ฦ半淡卤，煎æ之费菹薪。必浮而主于卤面者乃舀入盘煎之ใ，顷ั刻而就。”看来，制ๆ卤是煎盐的前期步骤，其工序十分重要。
煎盐生产，劳动强度较大，旧时灶户为此颇费功力。《古今鹾略》所引《山东盐志》说：“煎æ盐之法，率以天时为ฦ本，而成之ใ以人力。每岁春夏间，天气晴明，取地卤注盘中煎之。盘四角槽为一，织苇拦盘上，周涂以蜃泥，自子至亥
谓之一伏。火凡六干，烧盐六盘，盘百斤。”按煎盐之法使用时间最长，晒盐法普及之后，还有很多盐场保留着传统的煎æ盐工ื艺，尤其是那ว些离海滩较远或地形不宜开滩晒盐的地方，继续采用煎盐法。如日照ั信阳盐场，直到民国初ม年，仍有人使用盐锅煎æ卤，年产量还达500่0余担。
滩晒之法始于明代中叶，据说是福建人传授的技术。汪?玉《古今鹾略》卷一《山东盐志》这样记载：“海丰等场产盐，出白海水滩晒而成。被处有大口河一道，其源出于海，分为ฦ五派，列于海丰ถ、深州海ร盈二场之ใ间，河身通东南而远去。先年有福建一人来传此水可以晒盐。今灶户高浮等于河边挑修一池，隔为大中ณ小三段，次第浇水于段内晒之，浃辰则水干，盐结如冰。”章潢《图书编》卷九十一《长芦煎æ盐源委》也记载说：福建人在海ร丰场教“灶户高浮等”晒盐，一户试晒成功后，又有“五十六家见此法比刮土淋煎æ简便，各于沿河一带择方便滩地，亦挑修为ฦ池，照前晒盐，有占三五亩者或十余亩者，多至数十亩者，共占官地一十二顷八十亩。或一亩作一池，或三四亩作一池，共主ว滩池四百二十处。所晒盐斤，或上纳丁盐入官，或卖于商人添包。虽人力造作之工，实天地自然之利，但遇阴雨，其盐不结。”晒盐较煎盐而言，生产工序简化，成本降低，产量大又省工时，经济价值十分明显，故而此法逐渐从海丰场传向山东沿海各个盐场，但直到清朝时，晒盐工艺才在山东盐产区内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古今鹾略》卷一《山东盐志》载：“海ร?之场多晒盐，而场去斥卤远者多火盐。”按火盐，指用煎法获取海ร盐。
滩晒亦有多种制卤方式。在莱州、昌邑é一带，或掘井晒盐，或纳潮晒盐，二者取卤方式不同，但晒盐工ื艺无异。盐区海潮濒繁涨落，滞留海ร水，蒸发浓缩，渗入地下，日久，卤水储量增大，盐民则ท在近海滩地掘井取卤，甚为便利。纳潮制卤则须整地开沟，引纳潮水，卤水饱和后方能灌池结晶。山东盐民根据不同的滩地条件而采用不同的手段制卤晒盐，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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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๐雍正《山东通志》卷三十五之十二《艺文》，甘一骥《盐河议》。
自己的聪明才智。《古今鹾略๓》卷一《山东盐志》记载了当时的滩晒制卤工ื艺：“若夫晒盐之法，其取卤则又有灰淋、土淋之殊。土淋之法，以畚锸起碱?潮滩土晒干，?土池中ณ，注水取卤。如灰淋法，每灶各砌砖石为大晒池，旭日晴霁，挽坑井所积卤水，渗入池中曝之，自辰逮申，不烦铛鬻之力，即可扫盐以输官。”
山东有识之士，经常围绕着盐业生产、运销和官方แ政策而展开议论，指陈时弊者有之，献计献策者亦有之，各方高见伴随着盐滩灶火而流行于世。如明朝李开先就说：“山采海煎，雪凝玉屑，民之ใ大命系之ใ，军之命脉ำ赖之。”“盐虽户曹之ใ一事，而实户曹之重事也。括其大纲，为十有二：时开中ณ以清本源，禁私贩以通官盐，便协支以宽法令，公权衡以杜奸欺，宽法纲以救商命，禁奸贪以杜侥幸，革夹带以正国体，比事例以补商本，通官盐以销引目，疏壅滞以便商情，兴废绝以清宿弊，比事例以苏商困。”他还特别强调：“盐法有一言可以蔽之者，宽商而已。……商犹农业，不夺农利ำ，可使田也，不夺商利，可使盐也。夺其农利，彼不利我田à，我田其自治耶?夺其商利，彼不利我盐，我盐其自食耶?是故利农者自利也，利商者亦自利也。在边陈陈相因，在部源源而来，国之利ำ莫大焉。”1李开先的看法是改善流通领域，以商促销，加大盐利的周转。清人赵继范却有不同的见解，他说：“计之人生，谷为要，次水火，又次盐”，绝不能“右商而仇民”，让商利过大而盐民之利太少，挫伤盐民生产的积极性2。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各抒己见，但目的都是为ฦ了山东盐业的发展。
文人墨客则从另一角度来审视盐业生产，他们往往通过盐滩灶火而倾泻才思，或对取之不尽的海盐资源百般感叹，或为辛苦劳作的盐民讴歌呼喊。明人王悦在《威海赋》就描述说：“盐之所产，于海之洼，潮波既ຂ退，男女如麻。区分畦列ต，刮土爬沙，漉水煎卤，?灶参差。凝霜叠雪，积屯盈家，饮食贸易，资用无涯。”3诗家歌咏者更是意有所指，如明人李舜臣曾用“千村夜暖人皆足，万灶春回室已盈。好在三千勤管?，莫随徐福海中ณ行”4的诗歌来描绘渤海ร南岸盐区的勃勃生机；赵执信则以“去海三十里，北望空冥冥。斥田à秋草白，古灶盐烟青”5的词句来形容胶州盐滩的开发景象；朱长春更以“溺溺秋沙水，溶溶海灶盐。鲑蔬ຒ经雨苦，稼穑带霜厌”6来表述河海区域的盐灶风貌。细读这些文学作品，我们仍然可以发现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古老的盐业景象。
二、清代的山东盐业
制度，只允许专业灶户开滩制ๆ盐，其他民户不得染指盐灶，故素า有“民不侵灶”之说。官方严格控制盐业生产，但在灶户和滩户清代又称滩晒者为滩户的管理上，却比前朝更为放松。尤其是滩户可以自主选择滩地和制盐方法，并可以在划定范围内扩大生产规模，占有某些生产资料。随着清王朝对灶户管理的松弛以及商品经济的冲击，乾ດ隆以后，山东制盐灶户开始发展私有产业。到เ嘉庆末年，西由盐场私开的盐滩盐池数量已超过官方规划ฐ的数倍以上7；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富国盐场滩户已“私开野滩七十余副”，道光元年1821年时，私开野滩又达“一百余副”，“较去年更甚”8。私开的盐滩盐池往往游离于官方控制之外，成为私盐渊薮。然而这个ฐ时期，其他行业的人员仍然不能进入制盐领域。直到光绪二十年和二十九年，清朝政府两度驰放盐禁9๗，沿海地区各业居民才得以涌人盐滩灶地，从事盐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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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中麓闲居集》卷六《山东盐运司志序》，明刻本。
2๐《世美堂文钞?苦盐者说》，载《东莱赵氏楹书丛刊》。
3๑乾隆七年《威แ海卫志》卷九《艺文》。
4雍正十一年《乐安县志》卷二十《艺文》，《北海晴波》。
5《因园集》卷四《再宿胶ด水客舍》，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6《朱太复文集》卷十三《海上秋日漫诗三十首》，明万历刻本。
7同治《山东盐法续增备考》卷五《煎æ晒滩地?西由场灶户私添池地违例开晒奉饬照ั例改滩》。
8๖同治《山东盐法续增备考》卷五《富国场私开滩池聚众侵害等情一案》。
9民国二十五年《牟平县志》卷五《盐业》。
清代山东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员数量要多于明代，据嘉庆《山东盐法志》卷八《场灶?户籍》记载，康熙初ม年，山东盐场灶丁总数已达2．1้5万人，超过了明万历末年的数额。清初灶户的产业负担与明代相同，据民国《福山县志稿》卷四《盐法》记载：“各场灶籍户口有丁曰灶丁，每丁征银一钱四分七厘三毫零。又拨给灶户之地曰灶地，供刍å薪者曰草荡地，供煎晒者曰滩池地，每亩征银六厘。又盐锅每面征银一钱二分。又有鱼盐课钞明季设征，以供蕃府，今仍其名、食盐折价明时上下官司灶户皆供食盐，其后折价成例，皆征之于灶户。”雍正以后，灶户负担开始减轻。雍正四年1726年清查灶地，摊丁入亩，灶丁原有的“丁银”有一半被摊入地亩征收，到乾隆二年1737๕年，灶丁的另一半丁银“全摊地亩”1้，从此，官方彻底取消了灶丁的人头税，但从这以后，滩池征课提高，“每滩一亩，应征银一钱有奇，二亩为ฦ一池，应征银二钱有奇”2。总起来说，取消เ丁银，摊丁入亩的税制ๆ改革，有利ำ于灶户生产积极性的提高。
清朝初年仍然维持山东1้9场旧制，后来屡加裁并。《清史稿?食货志》记载：“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ๆ而损益之ใ。……山东旧有十九场，后裁为八，行销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康熙ກ十六年167๕7年，始裁é高家港、新า镇并入王家冈，裁宁海、丰ถ国并入永阜，裁é利ำ国并入富国，裁行村并入石河。两ä年后，又裁é官台、固堤。雍正八年17๕30่年，复设官台，以固堤并入；又裁海ร沧并入西由á。道光十二年1้83๑2年，裁登宁并入西由，裁信阳并入涛雒。山东盐场几经裁é并，保留八场，即永利ำ、永阜、王家冈、富国、官台、西由、石河、涛雒。光绪年间，黄河大水冲毁永阜盐场，山东盐场剩有七场。
据《清稗类钞?矿场类?山东产盐区域调查记》资料表明，光绪末年，“山东盐场凡七处，沟滩二百九十七副，井滩一千三百三十一副，大小池一千二百二十六副，斗子五百十一副，产盐总额四万万斤。”清代山东盐业生产最终达到这种程度。
清代盐业最初ม实行“官督商销”的办法，政府利ำ用盐商的运作而最终实现盐业利润。所谓官督商销，乃指盐商向官府缴课领取盐引后，到指定的地点买盐，再运到เ指定的地区去销售，官方绝不允许其它形式的自由贩运，也不允许越界行盐。诗家所云：“惟盐限疆域，只许商经营。他人不敢卖，卖者得恶名”3๑，即指此法。道光以后，改行票盐，实行“招贩行票，在局纳课，买盐领票”的政策，“不论资本多寡，皆可量力运行，去来自便”4，但仍有区域限制ๆ。如光绪十七年《沾化县志》卷三《盐政记载沾化票商行盐区域时就说：“沾化、阳信、海丰、惠民、滨州、商河、高苑、乐陵、德平、陵县十州ะ县，皆向沾化赴坨取盐。部票二千张。”
然而，清代山东的食盐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富商大贾往往指染两淮、长芦盐场，一般不愿意到交通不便、成本较高的山东盐场行盐，故而山东盐场商运效果极差ๆ，有的地区甚至出现无商贩运的尴尬局面。《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五五乾ດ隆五十一年五月已巳条记载说“山东商盐滞销”，乃因“东省商人赀本较微，且上年引地歉收，而行销地方แ，亦因旱成灾，商盐不能照常售卖，盐滞科缺”。《清宣宗实录》卷三十八道光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记载：“莒州、日照二处，商力积疲，每致歇业。自嘉庆二十二年，派令向行沂水、蒙阴两县票地商人代运昌即刘宝?，认充兼办。上年莒州ะ盐务，又复误运歇业，其日照商伙，亦俱私自散归。……迄今莒州、日照ั二处，半载有余，无商接办。”《清宣宗实录》卷七十四道光四年十月五日则记载：“山东盐务废弛”，出现“无商行运情形”。为ฦ此，清政府曾经在山东盐场反复招商，但效果都不明显。上书又载：“盐政奏称：乐安等十三州ะ县，于八月内始招有新商，距奏销之期，仅止一月，各商赶运期迫，不能依限解缴”。山东盐商不足的事实始终困扰着清朝官员，谁也没有拿出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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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嘉ล庆《山东盐法志》卷八《场灶?户籍》。
2：光绪二十三年《文登县志》卷十三《土产》引《盐法志?场造门》。
3๑《清诗铎》卷三谢元淮《鹾言二十首》，中华书局1960年圈点本。
4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十四《会同钦差覆奏体察淮北票盐情形折子》。
为了解决商盐滞销的问题，清政府破例允许山东盐场“穷民散卖”，将一部分盐票“给与民贩赴滩陆续买盐”，同时采取“筑包设商”1的形式来加快食盐销售。山东沿海盐场还有“旧制ๆ许贫人肩挑易米”2的特殊规定。由于允许民贩散卖，所以山东才会出现“昌潍以东不食官盐”3的现象。
尽管清政府实行食盐专卖制度，但各地食盐走私的行为还是屡禁不绝。《清宣宗实录》卷三十八道光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记载：“莒州、日照ั等处，与江南海州、赣榆地界毗连，向为私枭出没之处。现在该州县引地，半年之ใ久，无商办运，居民淡食堪虞，私枭即可借此日益充斥。”同书卷七十一道光四年闰七月二十一日记载：“山东武定、沂州ะ二府滨海盐碱，未能归坨，时有枭匪纠众抢滩售卖，为害地方。……至滨州、高苑等县商人，均因误运革退，日久ื未佥新商，以致私枭阑人，殊与鹾政有碍。”私盐贩卖的增多，构筑了民间销售网络，不但给官引销售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同时也弥补了商盐滞售的某些空缺。地方官府虽然重拳打击食盐走私行为，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官盐引票的出售仍然没有太大起色。《清宣宗实录》卷九十五道光六年二月一日记载：“盐务积弊已久，近年屡经严缉私枭，官引仍未畅销。如该御史所奏山东盐引，每引浮ด舂多至三五十斤至百余斤ภ不等”。有清一代，官引销售与私盐贩运始终并存。
有关胶东沿海ร食盐销售的制度，光绪二十三年《文登县志》卷十三《土产》这样记载：“登属食盐情形，向系灶煎æ灶晒，民销，课归地丁，额设引票，从无积滞。”民国《福山县志稿》卷四《盐法》也记载：“定例有商之地，灶煎商卖，无商之地，灶煎民卖，无票即为私盐。登州盐课摊入大粮，不设商，亦无领票之民，每年皆官为领票。地丁征税完，仍由官缴票价等项，各滩灶产准其自煎自晒，民销，并无官价，随贵随贱，民灶两便。惟须ี各守疆界，不得搀越。仍不准豪民利徒无票行商。”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胶东地区食盐销售的环境相对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