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如此的文体和如此的篇幅，来谈这位“千古文章之祖”及这部ຖ“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完全是一种亵渎；但在一组谈论西汉史事的随笔中ณ，如果闭口不谈司马迁和《史记》，那简直就是犯罪。权衡轻重，铢铢较量，笔者还是勉为其难，冒冒被方家哂笑的危险。
《史记·太史公自序》劈头就把自己的家世上溯到เ颛顼、唐虞、夏商之ใ际。对上古史本人素乏研究，司马迁所说是否可靠因此无从置喙，但透过这一组典重的叙述，可以见出司马迁那种以远承上古文明传薪烛后为己任、自觉任重千钧前程漫漫的旷世情怀和高远风范。
正是这种旷世情怀和高远风范，才使他毅然站出来为ฦ人辩护以致获咎于身。当时李陵率不满5000之卒，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对十余万敌，转战千里，斩ล获过当，终因道穷矢绝，投降匈奴。消息传来，武帝震怒，群臣随而诋毁。而司马迁以为国士出生入死，不顾一己้生计，群臣却在后方แ全躯保妻护子，一旦ຆ前方แ将领有事，便蜂起而攻，暴露人短，真至可痛。他怀着这种悲愤的心情挺身为ฦ李陵辩护，获罪下狱。
在狱中ณ的肉体苦痛已不堪言，而精神上的摧折又远远过于肉体，它将司马迁原先的人生信仰打得粉碎。凭司马迁在国内长途旅行的丰富经验和对历史的充分了解，他原来本也知道世间充满着罪恶和不公，但他总相信与其相比道德和正义更具力量，明亮温暖的阳光会使一切妖魔鬼怪消เ踪匿迹、无所遁形；他原来本也知道物质财富对于人的重要性，像颜回那ว样的大贤也一箪食一瓢饮贫病早死，但他更相信精神上的充实远重于物质的富有；他原来本也知道官场上的人物朝三暮四、不足依恃，但他更相信肝胆相照的朋友在有难时会赴汤蹈火、一以当之。等到他自己入狱，才发现原来的想法大错特错，任何真理和道德勇气在狱吏的横暴面前都毫无意义，甚至堕落为笑料。而物质财富远比原来想像的重要，因为汉律例有以货赎罪法，大探险家张骞也曾下狱，后来用钱赎为自由身，而自己家中虽不能说一贫如洗，也是清素寒酸，根本付不出规定的区区财物。官场人物虽不足恃，但是原本来往的朋友也一个个做了缩头乌龟，生怕获祸，躲避尚恐不及，根本没有人出来仗义แ执言，排患释难。人生至此，夫复何言！
这场牢狱生涯是以宫刑结束的。这是一个人的受辱之极，刚强不折的人此时很可能选择自杀，以死向命运抗争。更多的人则会麻醉自己้，沉潜不语，默默品味着苦难，享受苟活的余生。也有一些人则ท明确宣布以前的理想为虚妄，与恶势力同流合污，加入整人治人的行列ต。几种结果都很顺理成章，即使最后一种选择也情有可原。但是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他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勇气，选择了一条超迈绝俗、彻底体现人类尊严的道路：继续写作中ณ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叙述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苦难，同时张扬为真、善、美而活，为自由á和正义而活的光辉理想。这需要何等的胸襟，需要何等的勇气，为一切怯懦者如我辈凡人所难以想像。
太史公司马迁依然望向历史，不过，他的眼光已更为深邃沉痛，他的胸襟已更为宽大弘远，他的情感已๐更为抑郁๗奋烈。他打通了世上庙堂与牢狱的界限，他也学会了用更物质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同时更加推崇特立独行、惟义是依的精神与气质。所以他的《史记》违背了古圣人制定的某些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准则，而以独特的面目行之ใ于世。如他单传苏秦、张仪，洋洋一万多字，篇幅大得异乎寻常，甚至不惜夸大事实，对能凭三寸不烂之舌坐谈封土、立取富贵的书生明确予以赞赏。同时他又将首阳山上怀思故国、抗议暴力、不食周粟而死的伯夷、叔齐立为ฦ列传之ใ首，敬仰清士之ใ情溢于言表。他曾专辟《货殖列传》，津津有味地叙述当时一些大企业家的发家事迹，同时明白地批评说：那些浅陋小儒，既ຂ“无岩处奇士之ใ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直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但他同时又辟《游侠列传》，歌颂那些“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且“不矜其能ม，羞伐其德”的侠士，推崇他们能ม不随世俗浮沉，敢为世所共弃之人开一生路。两ä种根本互相矛盾的观点如此水乳交融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正说明了司马迁作为ฦ一个ฐ伟大思想家的难以企及之ใ处。
从中ณ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和《史记》竟然是那样地难以替代。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中ณ华文明与世界上其他两个文明即印度和古希腊ຘ文明一样发生了可称为“轴心期”的历史性突破，自由的气氛促开了百花的怒放，那么，随之而来的秦汉帝国则ท为自由泛滥的水流作了严整的规范。没有这种严整的规范，中华文明很可能已如清澈的雪水消失于干涸的沙漠。但如果没有逸出规范以外的司马迁和《史记》，中ณ华文明将必定没有内在的活力而暮气沉沉、死水一潭。一个健全的社会永远需要这种内在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