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编定的《春秋》，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它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７２２－前４８1）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
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编定的《春秋》，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แ例。《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它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７２２－前４８1）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
根据大量的现存原始部ຖ族的民俗资料é，可知在一般情况下，原始诗歌与音乐、舞蹈是结合在一起的。尽管原始诗歌与音乐、舞蹈关系密切，但并不能把原始诗歌看成是舞蹈的衍生物。原始诗歌自有其独特的、多元的起源途径。
根据大量的现存原始部族的民俗资料，可知在一般情况下，原始诗歌与音乐่、舞蹈是结合在一起的。尽管原始诗歌与音乐่、舞蹈关系密切，但并不能ม把原始诗歌看成是舞蹈的衍生物。原始诗歌自有其独特的、多元的起源途径。
中篇重点分析秦在统一中国之后政策上的失误：在天下百姓归顺ิ于秦、向往和平安定生活之时，始皇和二世非但不能ม安抚百姓守威定功，反而变本加厉，继续推行横征暴敛、严刑é峻法的国策，终于把人民逼反。接着得出“牧民之ใ道，务在安之”的结论。
下篇进一步指陈秦人在危难当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原因，第一，是子婴的不才；第二，是秦王的暴政导致君臣离德与士民不附。从而说明：秦人之亡，非在外力，而在于自身。
三篇环环相扣，把秦朝亡国的原因层层剖析下去，思维严谨，说理透辟，见解不凡。文章取名“过秦”，实则是借此来警告汉朝皇帝不要重蹈亡秦覆辙，故全文取一句野谚结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此文虽为ฦ说理，有浓厚的战国纵横家遗风，但是在遣词造句中又处处流露出诗人的气质，可视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
贾谊另一类有特色的散文是疏牍文，代表作是《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论积贮疏》的主旨ຈ是建议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文章先讲积贮的重要，接着指出当今天下“背本而趋末”的事实，并预言国无粮食蓄积的可怕后果，最终得出结论，国家应该把积贮看作“天下之大命”。文章层次清晰，语言简洁，论述透辟，态度诚恳朴实而又带有真挚的感情。据说此文奏上之后感动了汉文帝，以致“躬耕以劝百姓”（《汉书̶๐6;๙食货志》）。
《陈政事疏》（一称《治安策》）则ท是贾谊系统地阐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他在文中驳斥了“天下已安已๐治”的观点，从多个ฐ方面指陈社会现时危机和潜在隐患。文章开篇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ฦ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深厚的感情、精辟的论述增添了说服的力量。
除此之外，贾谊《新书》中ณ还有一些杂论文章，语言或朴实浅显，或生动形象，叙事说理均有特色。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他的政论散文，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比贾谊稍后的汉初政论散文家晁错，曾在汉文帝ຓ举贤良文学的对策中名列第一。他的名作《论贵粟疏》上承贾谊《论积贮疏ຕ》而，进一步提出务农贵粟的主张。文章从古代圣王治国之法、当今农民生活状况、民贫商富的潜在危害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风朴素无华，但质实恳切，故多被后人所称道。
（二）刘安、董仲舒、刘向及其他散文
1、刘ถ安的《淮南子》
《淮南子》原称《淮南鸿烈》，是汉代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成，共21้篇。此书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
《淮南子》作为一部理论著作，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它并非一部抽象论道之书，其重点乃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淮南子๖226๔;要略》），处处紧密关合着现实。
《淮南子》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文风新异瑰奇，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淮南子》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富有序，颇重语言的修饰和整饬。大量排比式的句子，与贾谊等人的文章共开后世骈文之ใ先河。
2๐、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策对
董仲舒是西汉大儒，一生著述甚丰。《春秋繁露》是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有17๕卷，82篇。
董仲舒潜心钻研《公羊春秋》，学识渊博，故时人称其为“汉代孔子”。《春秋繁露》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神。《繁露》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神秘化的比附，认为天按照自己的形体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类的一切都是天的复制品，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春秋繁露》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为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的合法性制造舆论。《春秋繁露》以神学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ว义为基础，提出了一套较为ฦ完备的思想体系，在我国封建社ุ会中一直占统治地位。但《春秋繁露》一书的大多数篇章都比较艰涩枯燥，缺乏文学性。
董仲舒的散文文学性较高的是散见于《汉书》中的几篇奏疏，其影响最大的是《贤良对策》三篇。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汉武帝下诏求贤良文学言治国大要，董仲舒连上三篇对策，从政治上提出了革除秦弊、德刑并用、重视德治的“更化”主张，从思想上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说和春秋大一统的理论。
这三篇文章举重若轻，从容应对，把自己的一系列ต治国主ว张用高度精练概括的文字表述出来。其论理宏博而又深刻，有包容天地古今的政治历史眼界；其行文明晰晓暢，理致细密，全无艰涩滞重之ใ笔；其语言素朴无华，其风格则ท儒雅雍容。从文学方แ面看也是优秀的政论散文。
3、刘向的《说苑》《新序》和叙录
刘向是西汉后期一个重要的经学家、目录学家，也是一个ฐ很有成就的散文家，一生有著作多种。《说苑》、《新า序》等书，杂举前代群书轶闻琐事编录而成，寓以劝戒说教之意。其中许多篇目富有小说的意味，如《齐桓公出游》、《楚庄王欲伐陈》等，篇幅虽小，但叙事生动，上承《韩非子》的《内、外储说》、《说林》之体，下开六朝《世说新语》类小说之ใ先河。
刘ถ向在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编辑方面曾作出过突出贡献。每校毕一书，他都编目记录，还为许多书写了书录，这其中有些就是很好的文学散文。如《战国策书录》，《管子书录》《孙卿书录》。
4、西汉散文的演变
西汉是中国古代散文继先秦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期，除上文所述之外，还有许多著名的作家作品，如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东方แ朔的《答客难》、桓宽的《盐铁论》、扬雄的《解嘲》、《解难》等等。严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ณ，就收有西汉334人的文章，这其中尚不包括那些行世的文集。
西汉散文以政论为主，成就也最高。它是在先秦诸子散文的基础上展起来的，由于上承短命的秦王朝，再加上统治者崇尚无为之ใ治，所以汉朝初年在思想文化等方面尚有先秦余绪，但是和先秦诸子的文章相比又有明显的不同。由于先秦诸子处在国家分裂和历史转折时期，为建构新的政治、思想、文化模式各自著书立说并相互攻讦，就成为ฦ先秦诸子散文的一大特点；而汉代散文家由于处在大一统的新า政治格局之ใ下，如何巩固新兴政权和建立新时代的思想形态就成为ฦ他们所关心的新问题，这使他们的文章比先秦诸子散文缺少了思想表达的自由á度，但却显得严谨质实。他们的散文代表了西汉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随着帝国政权的稳固和定儒家思想于一尊，武帝ຓ以后的政论散文向着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展，由á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而那些以剖白个人思想心迹为ฦ主的书信体散文，如邹阳的《狱中ณ上梁王书》、枚乘的《谏吴王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等，或痛陈事理，或自抒怨愤，或嬉笑怒骂，叙事抒情均富有感染力，成为ฦ汉代散文史上一枝旁逸斜ฒ出的奇葩。
三、直面现实纠偏补弊：东汉的散文
（一）、王充的《论衡》
王充（27—9๗6？），出自细族孤门，加之仕途坎坷，因此形成了自觉的批判意识，一生志在纠正世俗的虚谬。《论衡》是他的愤之作。王充撰写《论衡》的目的是要使语言的表达轻重得体，合乎实际，提出辨别ี真伪的标准，该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种作用。
1、《论衡》的选材和疾虚妄的写作宗旨
《论衡》全书85篇，现存8๖4篇，缺《招致》篇。从开始的《逢遇》篇到เ《物势》篇共1้4篇，选材角度较新。汉代的政论散文多从治国修身笃学方面切入，这个传统在西汉初年贾谊那ว里就已经奠定。但《论衡》上述14篇专论，在内容设计上却颇具匠心，不与前人雷同。王充不是泛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而是选取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分别加以阐述，其中包括人的遭遇、命运、天性、才气、骨相等颇有深度的议题，都是围绕着自身的困扰而展开。这些专论体现了王充对现实的积极参与，同时又流露他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
《论衡》的写作宗旨是“疾虚妄”。最能代表王充疾虚妄宗旨的是“九虚”、“三增”、《论死》、《订鬼》诸篇，该书《对作》篇称：“苦夫九虚、三增、论死、订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ม觉也。”这些篇章所论述的都是世俗迷妄已久、沉溺最深的问题，涉แ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包括史书虚妄夸大的记载、天人感应之说、灵魂不死观念等。王充不但把批判ศ的矛头指向世俗的虚妄之说，而且对圣贤之言、经典之ใ文也多有辩驳，指出其夸大失实、不尽可信之处。
2、王充的论辩方式
《论衡》一书是论辩性著作，是一部ຖ“实论”型散文。作者用事实说话，援引历史和现实生活中ณ的事例批驳各种虚妄之ใ论。在此过程中，或同类相证，或巧用比喻，或从生活经验出，或进行逻辑推理，从必然性、偶然性、可然性等多方面展开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为了论证得透彻充分，每篇都反复诘难，多方挥，文风雄辩。
《论衡》一书的文字比较接近汉代口语，既ຂ准确精练，又通俗易懂，和当时那ว种“深覆典雅，指意难睹”的赋颂โ迥然不同，富有创新精神。
（二）、王符的《潜夫论》
王符的《潜夫论》和王充的《论衡》都成书于东汉中ณ期，也是一部ຖ愤世嫉俗之作，对当时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及不合理的制度多有指斥，切中时弊。在议论政治上的得失时，往往采用正反对照ั和排比的笔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如《考绩》篇揭露群僚举士名不副实、徒有的虚名。
王符批判靡丽浮华的文风，《潜夫论》一书的文字皆朴实无华，准确简练。书中虽不时显露批判的锋芒，但以温雅弘博见长，不为卓绝诡激之论。
（三）、仲长统的《昌言》
仲长统，生活在东汉末年，社ุ会动乱ກ，皇亲国戚，宦官豪门大族和以商业、高利贷起家的大地主，形成了庞大的豪强地主集团，他们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搜刮ุ民财，造成地主阶级同广大劳动人民的严å重对立。于是爆了张角领ๆ导的黄巾起义。在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已๐名存实亡。
仲长统的《昌言》，凡34四篇，1o余万言。仲长统认为ฦ天即自然，它没意志和目的。天的运行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只要顺ิ天时，如适时播种，辛勤管理，及时收获，就有好收成。在政权得失上，仲长统认为创业者夺天下，建立霸业是由“人事”所致。同样，王朝由盛而衰，毁业亡国，也是由“人事”所为ฦ。从根本上否定了天命决定社会兴衰的说教，从而否定了宗教神学的统治地位。这在两汉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卓见。
王充、王符、仲长统，并称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